＊ 道格拉斯·歐文／彼得羅斯·C.馬伕羅伊迪斯（第一財經日報）2008/08/04

　　近日在日內瓦世界貿易組織總部召開的各國貿易官員會議，未能達成本可以有力推進杜哈回合談判趨於成功的初步協議，使得杜哈回合的前景，至少是近期前景變得很悲觀。這一次失敗也不可避免地使一些人懷疑，作為一個貿易自由化論壇的WTO是否還有前途。儘管在談判的一些技術性方面還是獲得了重要進展，但在這一階段，想要完成杜哈回合的政治意志似乎仍付闕如。

　　■ 下一步會怎樣？為展望而回顧

　　設想WTO未來的一種方法是考察它的過去。在我們新近出版的《關貿總協定的起源》一書中，兩位筆者同合著者艾倫·賽克斯一起，詳細研究了WTO的前身——關貿總協定（GATT）的起源。

　　1947年中華民國政府與英美共同創始GATT，是為了一個非常特殊的目標，即扭轉1930年代各國對世界貿易不斷擴大限制和歧視的貿易政策。那些反貿易政策的興起，部分是由於各國試圖通過所謂「以鄰為壑」的政策，使自己免受大蕭條的傳染。事實證明，以阻礙進口來增加國內就業是一種徒勞，因為此國的進口就是彼國的出口。當時各國爭相保護本國產業和工人，其總和效應就是國際貿易的崩潰，這只會加劇世界經濟的困境，並在各國之間引起政治摩擦。

　　GATT脫胎於美國和英國的政府官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有關討論。鑒於整個1930年代，國際貿易被保護主義生生扼殺，兩國官員感到迫切需要制定一系列政策，在全世界減少貿易壁壘，幫助世界貿易在戰後擴張。他們試圖通過創建一個自由貿易政策的規則框架，以之節制貿易限制政策的運用，促進貿易壁壘的削減，而為實現上述目標創造條件。

　　最早意識到需要達成一個國際協議的人之一是詹姆斯·米德，他當時為英國政府工作，後來憑借關於貿易政策的研究獲得了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1942年，米德起草了一份影響了英國政策制定者的「國際商貿同盟方案」，這份方案預示了後來GATT的許多要點。

　　雖然就這個貿易協定所應當納入的最重要的一些基本原則，美、英政府觀點一致，但兩國在不少基本細節上存在分歧，這些都影響了GATT的面貌。美國堅決地反對貿易歧視，主張英國放棄對大英帝國成員的優待，而英國則要求美國大幅削減關稅——由於1930年通過的《霍利—斯穆特關稅法案》，當時美國的關稅遠高於英國。英國也說服美國謀求多邊貿易協議，而不是繼續在1934年《互惠貿易協定法案》的框架下推進其雙邊體制。

　　當美、英兩國議定了一份可以作為談判基礎的文本之後，它們邀請了包括中華民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參與GATT的籌備和國際貿易組織憲章的起草。1947年4月到10月，在日內瓦萬國宮，來自23個國家的代表開會確立了戰後世界貿易體系的兩個關鍵支柱。

　　它們議定了關貿總協定文本，創建了商貿政策的法律框架。

　　日內瓦與會國簽署了數量眾多的削減進口關稅的雙邊協議，後來這種利益通過無條件最惠國條款延伸到了其他GATT的締約國。

　　於是，劃時代的1947年會議為戰後商貿關係創造了一個持久的框架，在此框架內，政府施加的貿易壁壘可以得到約束，並逐漸收縮。半個世紀以來，國際貿易在這樣一個多邊合作體系下繁榮發展。

　　■ 歷史和當前的理論

　　GATT的創始對當前的貿易協議理論有何啟示呢？這些理論認為，GATT的動力來自於：

　　世界各國間普遍存在的貿易條件的外部性，

　　各國政府試圖通過對外承諾來削弱國內利益集團，

　　外交政策上的考慮。

　　我們發現上述每一個理論都有一定依據，但「對外承諾」理論是最弱的一個。GATT的許多締約方堅決要求制定種種「自願不參與條款」和例外條款，以便針對經濟未來發展而保留國內政策靈活性。換言之，它們不想讓一個國際貿易協議過多地束縛了手腳。

　　支持「貿易條件」理論的證據稍多一些。關稅的討價還價機制說明貿易條件方面的考慮是GATT的隱含宗旨之一。有關談判遵循「主要供應者」規則和對等性原則開展。以主要供應者和對等讓步為核心，說明該協議的確旨在消除不合作關稅對貿易額所造成的破壞性影響——這是貿易條件理論的核心課題。

　　雖然貿易條件方面的考慮不是GATT創始人的首要初衷，雖然它們也沒有對這一點做出明確表述，但貿易額(一個同貿易條件緊密相連概念)的的確確是它們的首要初衷，也有明確表述。而且它們的實際行動是和貿易條件觀點相一致的，即認為多邊關稅削減措施可以將重要的國際外部性之一內部化，效果比各國單邊制定其貿易政策來得好。

　　雖然GATT的某些方面(例如對補貼的規管和反傾銷)對貿易條件理論提出了質疑，但是GATT的核心動機是瓦解1930年代累積起來的報復性貿易政策和其他保護主義措施。

　　換言之，貿易條件這個視角在理解關稅談判上是有用的，但它無法幫助我們理解GATT的全部籌劃。

　　■ 外交政策理論

　　有大量出自談判記錄的證據支持GATT起源的外交政策理論。1933~1944年的美國國務卿、貿易自由化在美國的旗手科德爾·赫爾，之所以支持更低的關稅、無歧視和貿易合作，更多的是為它們在促進世界和平上的政治效果，而不是為它們所能帶來的經濟益處。

　　赫爾強調指出：「我從未遲疑，將來也絕不會遲疑地堅信，永久的和平與萬國的福利，同友好、公平、平等和國際貿易中可實現的最大限度的自由緊密相連。」

　　關於戰後貿易合作，赫爾說：「世界貿易的復興是維持世界和平的一個基本要素。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單有繁榮的國際商貿就足以保障和平的國際關係。但我的確想說，沒有繁榮的國際貿易，任何想要建立持久和平的努力都是一廂情願，將以失敗告終。」

　　■ 艱難的談判並不新鮮

　　由於最近的多邊貿易談判遇到重重困難，各國貿易官員往往回想起從前貿易談判比較容易的時期——有時還頗帶幾分懷念。然而我們的研究清楚地證明，儘管1940年代是建構國際機構的黃金時期，創建GATT的談判仍然是極端艱苦的，還佈滿了陷阱、拖延和阻礙。建立一個國際貿易組織的雄心勃勃的計劃，最終也流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規模較小、篇幅較短而且存在許多弱點的商貿政策協議。然而GATT畢竟生存下來了，因為政策制定者和出口利益攸關方日益看到這種協調帶來的益處。

　　■ 結論

　　可以說，美國和英國的代表所創造的這個文件，為之後的60年培育了貿易自由化，或許還為世界和平做出了貢獻。那麼現在，正是又一個關鍵時刻，需要政界領袖們回應世界所面臨的挑戰。當年的政界領袖們所創始的這個制度，幫助解決了他們所面臨的特定問題：過高的、歧視性的貿易壁壘在20世紀30年代窒息、束縛了世界貿易，它們可能繼續威脅戰後的貿易政策。考慮到戰後世界貿易擴張和收入增長的記錄，他們的成功也許超乎他們自己最大膽的想像。

　　今天的問題則是，當前困擾世界貿易體系的問題，是不是緊迫到那種程度，足以激發當代政界領袖們起而回應我們所面臨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