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超英先生回憶錄《宮前町九十番地》封面
＊ 辛在台

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台灣屬於日本之領土。此期間之台灣人，皆曾身為日本人，而其人生劇場，跨越明治、大正、昭和之時代。

透過日本，台灣薰染西方文明，領先中國一步現代化。至於終戰前後之祖國浪漫幻想，因二二八事件迅即變質。被光復，繼而被屠殺之台灣菁英，如張超英先生惋惜其父張秀哲之理想夢滅：「他對台灣回歸祖國的熱情一天一天冷卻。當他發覺同時代的知識菁英朋友消失無蹤時，他也對生命的熱誠摯意消退殆盡，他的餘生從此在孤獨的書房度過……。」彼時，台灣人飽嚐「無祖國」之痛，是以國家之想望，愈演愈烈焚燒著。

自幼遊學於香港、上海、東京。國民黨時代，張先生返台工作，始於外省人主宰之外交、新聞領域。父祖通家之好，對其打通日本人脈，大有助益，復以誠意周旋，棘手難事往往迎刃而解。但所謂台籍事務官員，朝中政要僅鄙視為「小人物」，有功亦難獲賞。台灣人於外來政權，如非五體投地，彎腰駝背，終究格格不入，即有才具，亦乏用武之地。

尤者，外來政權之權貴，壟斷政權如囊中物，卻冷言譏諷：「你們台灣人沒有人才」。實則，台灣菁英已遭集體肅清，倖存者若非遠走他鄉，亦唯有忍氣吞聲苟全性命。張先生則伸展拳腳，穿梭日本權力圈，其所思念即圖「證明那種歧視的錯誤」。外來政權，唯自己人是用，其次，亦唯台籍奴才是用。然，日本記者言台日關係有謂「張超英時代」，亦可見公道仍在東洋之人間。

張先生自力為台灣賣命，打開困難之外交局面，且不求一己之稻粱官位。放眼近代歷史之原野，張先生彷彿台日連株之尚未飄離的櫻花，依依難以放捨一生懸掛之所繫。於五個月內六刷之回憶錄《宮前町九十番地》，張先生流露其「隨性遠離」之瀟灑倜儻，悠然忘懷性情交友之宦途得失，不愧名門子弟不羈俠風，足以反駁「台灣無人」之優越傲慢嘲弄語。

往昔，一九二七年，戴季陶有《日本論》，一九七七年，許介麟教授有《日本政治論》，但皆屬「從中國人的觀點論日本的書」。吾人誠願，生逢際會之張先生得以抒發台灣情懷，敘論對日本之總體觀，集為台灣「知日」之權威著作，以便有為後生晚輩循跡步趨。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