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倫敦眼
＊ 林毓凱

在英國時間一月十日，教育部長杜正勝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做了場關於教育改革的演講，我與許多台灣同學抵達會場聆聽。不過，也因為杜部長的政治身分與台灣意識主張，引發大批中國學生到場表態，讓原本的教改演講釀成統獨意識的衝突對立。

在演講的會場中，不僅有為數近半的中國學生夾雜在另半的台灣學生裡，且在杜部長論及「台灣主體意識」的內容時，在場數名中國學生突然高舉「文化台獨、數典忘祖」標語牌抗議，令人擔心原本的教改演講恐怕會在統獨的肅殺氣氛中惡化為兩岸學生對立的情勢。這樣的預感果然在演講後的問答時間爆發成群眾情緒化的言語衝突，現場兩岸學生噓聲四起，叫囂聲此起彼落，最後幾乎所有的在場聽眾（包括講者）｜無論有無既定立場｜都隨著民族主義情緒的波瀾沸騰，也因著這樣的場合被迫「召喚」到一定的政治位置：無論支持台獨還是擁護統一，都被迫演出一場統獨與國族對立的大戲碼。

會後茶敘中遇到一位博士班的中國學生，他堅持兩岸的緊張情勢與未來必須透過「國家理性」的方式來解決，也就是在（中國的）國家安全、國家利益、國家生存、國家統一等政治目標下進行各種政治手段來達到「統一」。這種說法當然是許多學政治科學的中國學生會採取的論點，也或許是對岸「合理化」統一的標準說辭。然而，有一點是我們共同同意且關心的：唯有在增進兩岸民眾的彼此認識後（包括認識彼此的差異與相同），才能打開更有效的對話與協商空間，否則情緒化的對立與回應根本無法達到有效的溝通與共識。

不過，作為一種現實策略，我不認為兩岸民眾政治情緒／情勢的緊張關係可以透過國家理性的方式來解決。因為我們若以「國家」作為一種身分認同來作為互動的基礎時，國族的情緒與仇恨很容易被挑起，進而在集體認同的再現中，渲染成群眾式的情緒義憤，就像會場當天的情況一樣，幾乎所有的在場者都因著「情緒」被迫採取某種態勢和某種立場，在國家認同、民族認同的義憤情緒中被迫作出選擇，被迫扮演對立的角色；理性的溝通無法成為雙方的互動基礎，情緒的作用則讓彼此都被迫召喚到一個相互對立的位置認同上。這對於兩岸民眾去認識為何雙方在國家認同中會有如此大的歧異，是莫大的阻礙。

相反地，民間的、個人的、日常生活的互動或許還比較有機會軟化這樣的緊張，進而增進彼此的了解。我們每每在與中國同學日常生活的互動中觸碰到統獨的議題，也驚訝地發現年輕一代的我們竟對於國家認同仍有如此不同的認知，但也因為在個人對個人、朋友對朋友的身分基礎上，使得我們也比較能脫離國族情緒的激動，因而也比較願意冷靜聆聽彼此的想法，特別是聆聽那些關於個人生命經驗是如何聯繫到國族認同的經驗分享，讓我們比較能夠接受有相同、但也有差異的我們。

我並非對這種日常生活中的友情互動在解決兩岸緊張關係抱持過分樂觀的想法，但這至少是個認識彼此、甚至接受彼此差異的開始。我因而期待在未來更多民間的、私下的、個人／團體的友善互動中，能有更多認識並接受彼此異同的機會，進而打開更多對話與協商的空間。

（作者為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碩士班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