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等生】
小時候對「他」是既敬畏又好奇，除了年齡明顯差距外，教師形象與作家身分，恐怕也是距離感產生的因素之一。
與「他」有關的一切記憶，除了一年一度的清明掃墓，墳前祭祀阿太時的匆匆一瞥，幾乎全來自後來久居木柵的堂伯母。每逢農曆年或清明，這位足足大母親快兩輪的堂伯母，會特地來家裡找母親，不是討論炊粿一事，就是閒話家常。
後來上了國中，剛從師大國文系畢業的郭素珠老師在課堂上提及他。不要小看你們住的地方，妳們知道嗎？文壇有位非常有名的小說家──七等生，就是你們通霄人。
當時坐我隔壁的連宗慈，立刻興奮的回應，並指出他位於街仔尾的住所，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七等生」就是堂伯母常說的那個寫小說，個性有點孤僻古怪的兒子，我的遠房親戚──たけ堂哥。
印象中，他曾找過家父以手工打造過一個沐浴用的檜木桶。不過，記憶最深刻的還是小時候，一次近距離接觸，算是獨處吧！幾年級？我倒忘了，應該是剛升上三年級，還不太會使用水彩的那個年紀。
那回阿公親自帶我去找他，就為了一張學校老師轉發的填塗比賽之類的活動單。以前鄉下的家長，對於這類型活動，特別是學校老師發下的，通常都非常重視，我的父母也不例外。
其實若以現在來看這件事，特別是自己當了老師之後，這不過是商人的促銷手法罷了，提供一些吸引兒童喜歡的獎品，鼓勵學童參加塗鴉比賽。當年我的父母就是基於求好心切的心態，才會讓我帶著水彩用具和活動單，隨阿公去拜訪這位他們心目中很會造小說和畫畫的堂哥。
至今我都還清楚記得，當他知道我們的來意後，他跟阿公表明，這是比賽，為了公平起見，小朋友都必須自己畫，不過他可以教我配色。後來阿公先行回家，把我一個人留在那兒。
其實我很害怕，真的很害怕，不管年齡或身分，他都讓我產生一種難以跨越的距離感。此外，他們家的擺設看起來很乾淨、很整齊，不過客廳光線有點陰暗，這樣的氛圍也讓我產生莫名的恐懼。
他看了看我帶去的12色水彩，先教我如何調出皮膚色塗卡通人物的臉部，說完就離開。不久他又出來，他看我邊畫畫邊吸鼻子，還去拿衛生紙要我先把鼻涕擤一擤。
接著，教我拿細筆描塗邊框，說完又轉身離開。可我過敏的鼻涕又來了，幾乎快流到嘴巴，衛生紙用完了，眼看兩隻手被鼻涕搞得一蹋糊塗，卻又不知該怎麼開口跟堂哥要紙？想了好久，越想越害怕，只好逃難似的，把用具收一收，就直接逃回家，還騙父母說，肚子疼，想上廁所。
事後，堂哥有到家裡跟父親說：「那天，怎麼一出來，人就不見了？」
據堂伯母轉述，堂嫂為了讓他能夠專心寫作，夜裡怕孩子哭鬧吵到先生，即使是寒風刺骨的冬夜，也是一個人揹著孩子到附近的橋邊散步，直到把孩子哄睡才入屋。對於這點，堂伯母對媳婦是心疼的。
她總是以一種近乎無奈，甚至是抱怨的口吻對著我母親說，搞不懂這兒子，一下班就把自己關進屋內造小說，一整天母子也說不到幾句話。
還說，無法理解他以裸女月曆把臥室透光的玻璃窗全封死，搞得一屋子漆黑，連白天進屋都得開燈；此外，還執意栽了一整排綠籬，把住家原本開得好好的大門通道全阻斷，再自釘一個木階梯爬上隔壁那棟已改建成洋樓，墊高的地基和自家小庭院出現約莫兩尺落差的走廊進出。
「好好的大門不走，偏偏要從鄰居的走廊出入，還好鄰居不計較。」
論輩分，我們算是同一輩，因為阿公跟他阿公是親兄弟，當年他阿公帶著兩個弟弟，挑著父母親的金斗甕，遠從苗栗西湖一路走到通霄落腳。
有一次我回通霄，黃昏時帶著孩子到海邊戲水，就這麼遠遠的看著他，還是不敢過去跟他打招呼。當時他穿著泳褲，一個人靜靜的坐在擱淺沙灘的漂流木上，眺望著藍藍的大海。
我也曾經好奇的問過國中同學──張麗娟，她畢業於堂哥服務過的小學。她笑著跟我說，七等生班上的學生很快樂，因為他喜歡上音樂課，常聽他們班在唱歌。
等我到了可以理解他生活苦悶的年紀，也曾好奇的上網搜尋他的作品，閱讀後，終於可以稍稍理解，這位長輩眼中個性孤僻，蓄著一頭長髮、行為有些怪異，卻服務於小學校園的堂哥，如何藉由小說人物的塑造，與扞格不入的大環境對弈。
http://news.chinatimes.com/reading/110513/112012082200458.html?
七等生精選集 一個瘋子的獨白，被視為現代主義的旗手，擅寫孤決人物與現實的衝突，追問存在的意義，2003年宣布停筆。
 《七等生精選集》由張恆豪主編，收錄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八八年共十八篇作品。七等生（見右圖，趙雙傑攝） |
從一九六○年代飽受批評爭議，到如今文壇公認為大師，作家七等生在文學上經歷的道路，充滿曲折與戲劇性。但他一向低調，不顧外界，習慣獨來獨往，將內在完全傾注到文學裡。他談到剛推出的《七等生精選集》，表示書中收錄他一九八七年的短篇小說《目孔赤》，描寫一個不被外人理解的瘋子，「可以解釋我一路走來的個人主義。」
《七等生精選集》由張恆豪主編，收錄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八八年共十八篇作品。七等生（見右圖，趙雙傑攝）兩年前罹患喉癌，治療後康復，現獨居木柵家中，生活簡單。偶有人來訪，只見他一邊忙著挪動家具騰出桌椅，一邊在廚房踅進踅出泡好熱茶，慎重但不急躁，就像他這一生的寫作，一筆筆切進心靈深處，然後早早在某一刻自覺：「我寫完了。」
七等生在一九九八年推出小說集《思慕微微》，一九八八年後便少有新作發表。二○○三年《七等生全集》出版後，他正式停筆，「因為人是有限的，我自知短處。」
七等生被視為現代主義的前衛旗手，擅以獨白式文體，描寫性格孤決的人物與現實的衝突，圍繞著愛、罪、罰主題，不乏對本土現實、人心私慾的批判，卻也因描寫有違倫常的情節而引起爭議。如他最具代表性的《我愛黑眼珠》，描寫男子在大洪水中救助陌生的妓女，卻不顧妻子的求救，遭到嚴厲撻伐。
七等生笑說，當時他躲到鄉下教書，根本不知外界批評，現在回想是因當時台灣在黨國一體的愛國主義氣氛下，還無法接受個人式的憂鬱與徬徨。「但現代主義強調小我而非大我，追問的是關於人的存在、你怎麼活下去的哲學問題。」
他言談中總愛自嘲，卻又流露出對作品的自信。他表示自己不是學者、不管理論，因為學畫影響，寫作也靠視覺思考，如同作畫一開始寫實，後來卻超越眼前所見。
「當我們從視覺所見的外在進入內在，才產生了語言。外表是事實，心理才是真實，文學傳承的就是一種個人化的心靈特質。」
對他來說，文學不脫哲學，談起蘇格拉底、柏拉圖、老莊、愛因斯坦，他滔滔不絕，饒富興味。但奠定他此生人格的作品，則是德國作家施篤姆（Theodor Storm）的《茵夢湖》。「小說男主角對女主角始終沒有告白的壓抑愛意，感染了我這一生對女人的態度，並反映在我的寫作中。」
曾經他連背影都顯得孤獨，現在的七等生已不如年輕時苦悶掙扎。到了這個年紀，他淡淡說：「我這輩子追求的就是無為而治，靠自然而活。」既然如此，寫了什麼、被怎麼看待，一點都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