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探--為何可為“世界村”而無法令分裂的國家統一？
略探--為何可為“世界村”而無法令分裂的國家統一？
三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段時期，主要有曹魏、蜀漢及孫吳三個政權。漢末三國戰爭不斷，使得中國人口急劇下降，經濟嚴重受到損害，因此三國皆重視經濟發展，加上戰爭帶來的需求，各種技術都有許多進步。而袁紹則以為何進報仇之名率軍入宮，殺死十常侍等宦官二千餘人。 ... 不久董卓屬下李傕聽從謀士賈詡“奉國家以正天下”之策，和同黨郭汜、樊稠、張濟等人率兵攻入 ..... 鮮卑在東漢末期由檀石槐統一，屢次入侵東漢，其死後鮮卑分裂為東部、中部及西部鮮卑。
三國時期人才輩出，後世常常追思當時風雲人物。在唐宋詩詞中出現大量三國內容，元明清期間，三國事蹟更加深入人心，成為戲劇和民間藝術及文學的常見話題。明代羅貫中以三國歷史為藍本，收集了自古以來關於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的民間故事、詩詞與文學著作，編撰成為歷史小說《三國演義》，成為了中國四大名著之一。其豐富多彩的歷史內涵也流傳到亞洲及世界各地，影響了這些地區的文化。時至今日，三國的著名人物及事件仍然是耳熟能詳，經常成為電視、電影及電玩遊戲的題材。
以國家統一為名，中國歷史上的血案數不勝數。最為殘暴的是秦始皇，一輩子東征西討，鯨吞別國，把五湖四海劃歸自家的版圖。據說當時的人口，在他手裡銳減三分之二。秦始皇幹了兩件遺臭萬年的壞事，整修長城和焚書坑儒。整修長城為的是斷絕老百姓與外界的往來，把整個國家變成超級監獄，全國男女老幼都逼迫投入這項勞命傷財的工程；焚書坑儒是為了斷絕老百姓與傳統的聯係，秦始皇發布《招賢令》，將各地最具號召力的四百六十多名知識分子騙攏來，然後集體活埋掉，將流傳了千百年的眾多古代典籍，也統統放火燒掉—這在兩千多年後，深得現代
就香港境內有關國家安全，即叛國罪、分裂國家行為、煽動叛亂罪、顛覆國家罪及竊取國家機密等多項條文作出立法指引的憲法條文。擔任過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李柱銘指出《第二十三條》關於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罪名是於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後才再次加入《基本法》草稿中，司徒華則認為條文是針對支聯會的。很多專家學者指出這條立法是中央插手香港事務，不利於一國兩制的實施，對香港作爲中國民主制度的實踐參考，有害無益。(難道計程車司機、酒樓侍應、麥當勞服務員或平民老百姓能去逐條討論立法？其實也只有專家會去讀草案，例如立法會議員、法律界和學者。)
民族問題始終是事關國家統一、人民團結、長治久安的根本問題。這就需要順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發展潮流，善於借鑒國際上的成功經驗並充分吸取其失敗教訓，與時俱進地推動民族政策從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轉型，即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促進國內各民族交融一體，不斷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識和各民族的觀念。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們權利意識的逐步增長，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動員和整合作用不斷增強，民族意識在一些群體中得以快速發展，因民族因素而引發的社會問題日趨凸顯，在一些地區反分裂反恐怖面臨的鬥爭形勢更趨嚴峻複雜，使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問題成為推進現代化建設的一個特殊緊迫、特殊重要的問題。
在一般情況下，人們在其中生長、接受教育，並仍在其保護之下生活的政府或國家，便是人們的好行為或壞行為對其幸福或不幸有極大影響的最大的團體。因此，它生來即受人們高度的關注。在這個團體內，還有人們最善意感情的所有對象：孩子、父母、親戚、朋友、同事，所有那些深切熱愛的人，他們的繁榮和安全多多少少依賴於這個團體的繁榮和安全。
所以正是由於人們與這個團體有這樣的關係，因此其繁榮和光榮也直接帶來某些榮譽，人們就會為它所具有的優勢而自豪，而若它在什麼方面不如其他同類團體時，則會為此而感到幾分屈辱。嚴格意義上講，在世界歷史上，只有在人類近代的民族國家建立以來，才有現代意義的國家 (國族 )認同，這就是民族國家認同。
之前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國家還談不上是民族國家，人們對國家的認同只能算是樸素的情感，特別是實際上很多臣民往往是忠於他的家庭、宗族和地方政權，而對國家中央政權的忠誠則往往是很弱的。在近代民族國家興起的過程中，民族國家的建構是從政治到文化的過程。在另一方面，這也象徵著一種新的文化認同，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一個人所擁有的舊文化遺産。這種情形在英、法與歐洲其他國家已普遍可見，在美國尤其如此，在東歐與其他地區，民族卻還是那個老詞，指的是某個特定的族群，是各自擁有的文化特質，但民族的政治地位卻還是未變，這些族群的界定是根據地域、語言與宗教。
無論是從歷史來看，還是從現實來看，建構起人民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強化其愛國主義情感和凝聚力，是現代國家治理社會、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最基本的內在的本質要求。如果國家可以成為個人身份的延伸或源泉，那麼國家權力就可以被自願地接受。國家成為民族的體現，那些將自己的身份首先視為國民的人會將自己的福祉與國家的福祉視為不可分割的。現代國家不僅僅是施加於其中所統治的個人之上的特別巨大的經濟和政治要求，如稅收、不反抗與私人和社會行為方面的要求等。國家還能夠通過自己的實踐所帶來的影響，在所有其他人之上要求集體意識，也就是要求民族身份。通過符號和制度，國家已經成為社會再造的中心。
現代民族國家有意識地運用語言政策、正規教育、集體儀式以及大眾傳媒來整合公民，並確保人們對國家的忠誠無疑，任何一個現代國家，都需要建構起國民對國家的認同，沒有國民對國家的認同，任何國家的制度外殼都是不穩固的，國家也就難以對其人民進行有效的治理。
維護國家安全統一的積極領導力量，防止其在政治大氣候變化時成為分裂國家的領導力量。從國際經驗教訓來看，一個國家開展反恐怖鬥爭的關鍵應是防止草根階層成為亡命徒式的恐怖分子，而一個國家開展反分裂鬥爭的關鍵，應是通過制度與地方民族精英的融合，無論政治大氣候如何變化，也就不會成為分裂國家。
世界各國處理民族 (種族 )問題的方法，各國不盡相同，各有其特點，但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基本模式：大熔爐模式和大拼盤模式 (或稱馬賽克模式 )。通過近代幾百年的實踐證明，大熔爐模式是解決民族 (種族 )問題比較成功的方法，雖然其間由於促進民族交融一體、強調公民不分民族 (種族 )身份的權利和義務平等而難免會産生一些民族磨擦和民族衝突，但是卻能夠有效地防止民族矛盾和民族衝突演變為民族分裂問題，最突出的典型是美國、巴西、印度等大國。
大拼盤模式則是處理民族問題比較失敗的方法，因其強調民族分界、民族身份、民族團體和地域多元主義體制而使社會涇渭分明、政治多元分野，無法促進民族交融一體而建構統一的國族，容易使民族矛盾衝突與地區矛盾衝突交織在一起，最終演化為民族分裂甚至民族戰爭，最突出的典型是 (前 )蘇聯、 (前 )南斯拉伕、 (前 )捷克斯洛伐克等國。
從民族大熔爐模式的典型國家來看，如在美國，雖然估計有來自世界各國、國內各地的大小族群 (種族 )1500多個，但是政府不對族群 (種族 )實體進行法律、政治等實體方面的認可和標識，不給予族群 (種族 )集團以法律上的承認，只在社會生活中可把國內具有不同國家或地域來源、不同語言、不同宗教等特點的群體稱為 “族群 ”(ethnic groups)，特別是不容許任何一個族群生活在一塊屬於自己的歷史疆域內，而是千方百計通過國籍法、移民法、英語教育、立法、司法、行政、傳媒等公共政策和法律，著力構建一個不分來源、不分族群、不分宗教的統一的美利堅民族 (American nation)和美國人 (American)身份，美國任何族群的成員 (印第安人有所例外 )都只能是一個公民，不得以種族身份為理由在政治任命、選舉、教育、工作機會等方面給任何人以優待或歧視，絕不允許 “種族 (民族 )自治 ”。美國公民的身份證明中也沒有 “民族 ”(種族、族群 )的內容 ;不管人們原來屬於哪個國家、哪個民族，只要加入美國國籍，就成為且只能成為美國人和美利堅民族的一員。
從美國族群政策的演變歷史來看，早期的大熔爐政策 (第一代大熔爐模式 )是一種強力的盎格魯—撒克遜化的政策，主要是把其他族群的人同化為盎格魯新教群體的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20世紀初以來，隨著來自德國、義大利、法國、西班牙、墨西哥、俄羅斯、東歐、中國、日本等世界各地大量新移民的不斷涌入，美國的族群政策變成了典型的大熔爐模式 (第二代大熔爐模式 )，即促進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域、具有不同族群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融合成為一個具有美國核心文化特質的美國人。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隨著文化多元主義的興起，美國的族群政策演化成了第三代大熔爐模式，即在強調繼續鞏固和發展美利堅民族和美國人的統一性的同時，又承認和容忍族群的“文化多元性 ”，允許不同族群保持具有族群特色的文化傳統。儘管近年來 (文化 )多元主義準則變得很是強勢，事實仍然是族群差異正趨於消彌。儘管族群堅稱保留族群文化的必要性，但社會趨勢仍然是這些文化差異正被消蝕。不管是哪一代的大熔爐模式，美國通過二百多年持續不斷的民族大熔爐政策，有力地建構了美利堅民族和美國人的身份和身份認同，今天美國的民族大熔爐－比以往更接近於現實。
這種強調國族身份的建構和統一、強調個人的公民權利平等 (而不是族群的集體權利平等 )、避免把公民的財富、權力、聲望、職業、就業、教育等個人差距與族群身份、族群集體聯繫起來，既有力地保障了國家的統一，又有利於激發公民的個人平等競爭，促進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發展繁榮，同時也有力地防止了公民個人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演化為族群矛盾和族群衝突。
由於存在實際上的個體差異和族群差異，在現實生活中，不可避免地會存在一些個體矛盾和衝突，有時也可能演化為族群矛盾和族群衝突，但是由於在法律上不允許族群身份和族群集體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特別是不允許任何族群有自己的歷史地域範圍和特權，因此即使發生族群矛盾和族群衝突，也不會演化成民族分裂問題。美國早期的族群政策存在嚴重的侵犯人權問題，特別是殘殺印第安人和對黑人進行種族隔離和制度性排斥。今天的美國，雖然仍然存在這樣那樣的族群實際問題，但總體來説，其族群政策上是比較成功的，有力地保持美國的國家統一、發展活力和社會秩序。
又如，在巴西這個被譽為族群融合相處“天堂 ”的拉美地域和人口大國，也推行著類似美國的民族大熔爐政策。在巴西，儘管人口的原初血統有印第安人、歐洲人、非洲人的種族血統的特徵都是明顯的，但是今天巴西人的身體特徵已經完全混合了，以致難於準確判斷大部分巴西人的種族出身。這是因為巴西雖然有著數量較多的種族和較大的地區差異，但是巴西政府著力建構“巴西人 ”和 “巴西民族 ”的共同身份，強調公民的個人權利平等和個人上升流動，著力推進種族融合，在以種族融合為己任方面，在現代社會它是罕有先例的，巴西是一個最明確主張同化的社會，巴西的種族區分也不是很固定的，公民的種族分類往往是以身體特徵 (膚色、發質、面部特徵等 )甚至社會因素 (如經濟狀況 )而不是以血統為基礎的，政府歷來鼓勵不同種族的融合，鼓勵白人和黑人之間的融合，族際通婚比較普遍。巴西身體和文化同化的程度，顯然超過了大多數其他多族群社會。巴西族群的融合併不意味著文化多樣性的消失，同時，巴西這個多族群融合相處的天堂也客觀存在一些族群歧視、黑人地位較低等族群問題。
再如，印度自 1947年獨立以來，印度政府大力推行類似美國、巴西的民族大熔爐政策，中央政府的一個根本任務就是是著力把上百個傳統的部落和土邦建構為一個統一的印度民族(Indian nation)和印度人。為建構印度民族和印度人，印度政府不搞民族識別，強調全國只有一個“民族 ”即印度民族，規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人人平等，並千方百計通過語言政策 (規定印地語為聯邦官方語言和國家語言 )、歷史教科書、音樂、電影等工具和政策來建立和強化國民對“印度民族 ”的政治與文化認同。雖然仍然客觀存在一些部落和宗教矛盾，但印度在短短的幾十年中已經比較牢固地建構起了“印度民族 ”的身份和身份認同，有力地維護了印度國的統一和安全穩定。
從民族大拼盤模式的典型國家來看，如在前蘇聯，國家因民族而分區域、分界別治理，以民族劃界成立聯邦主體和不同層次的自治實體，突出和強化民族性，特別是長期以來，史達林等蘇聯中央領導同志未能理解列寧同志關於聯盟只是一個特殊歷史時期的一種過渡形式的思想，未能實現從奪取政權的革命黨到鞏固政權的執政黨的指導思想的與時俱進的改革創新，而把以民族為單位建立的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自治州 (區 )和邊疆州 (區 )組成的聯盟形式固定化，人為強化民族標識，特別是強調民族是“共同地域、共同語言、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質的共同體 ”，給每一個公民都貼上一個低於國族的 “民族 ”標簽，把民族問題高度政治化，使各民族把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地方看作是“本民族領土 ”，把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地方的資源看作是“本民族資源 ”，認為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地方應由“本民族 ”的語言、宗教和文化為主導，應由“本民族 ”幹部來領導和管理，並在憲法中規定各加盟共和國有權自由退出蘇聯。
這就形成了強化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的制度安排，各地的民族領導者往往被認為是本民族利益的最高代表，在聯盟的框架內成為代表和爭取本民族利益的代言人。雖然如此，直到戈巴契夫當政之前，由於在全蘇聯範圍內加強共産黨的組織建設和幹部管理、大力普及俄語、努力建構“蘇聯人 ”的國族認同、強化國際主義共産主義的意識形態、保障軍隊的統一領導，“民族精英 ”的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思想被抑制、壓制和掩蓋了，國家還是保持了表面的平靜安定和統一。
戈巴契夫當政後，大力推行“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 ”改革，尤其是 1990年通過公開闔法方式取消了憲法賦予蘇聯共産黨的領導地位，實行多黨制，從根本上改變了蘇聯的社會政治制度，各地的民族意識和分裂主義思想日趨高漲。特別是由於長期以來從制度上使民族 (族群 )意識與地方意識相互疊加強化，各地 (如各加盟共和國、自治州 )一直有著強烈的本民族 (族群 )意識，把本民族 (族群 )意識置於國族意識之上，因此大氣候一變、時機一到，各地的 “民族精英 ”(一些在民族幹部和知識分子 )的民族 (族群 )就搖身一變成為民族分離主義的領頭羊。也由於沒有從制度上解決國家認同問題，經濟發達地區反而成為分裂國家的急先鋒，在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中最富裕的波羅的海三國 (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 )反而在 1989年率先宣佈獨立。到1991年底，蘇聯更是徹底解體，至此由 15個加盟共和國組成的前蘇聯也一分為15個國家。
又如，在前南斯拉伕，雖然在集權程度上與蘇聯有較大差別，但在民族政策也屬於典型的民族大拼盤模式，是一種團體多元主義體制，通過制度設計使各個民族共存于一個聯合體制中，而各個民族則也有自己特定的地理區域，這就形成了強化民族意識和民族矛盾的制度安排，使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問題等都與民族身份、民族分界緊密掛鉤，使民族矛盾與地區矛盾一體化，從而使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以民族為分界線、壘加強化線 ;一旦中央政權 (聯邦政權 )權威不再，“這種聯合就分崩離析，而每一個族群 (民族 )都將謀求政治獨立。 ”具體從經濟根源來看，前南拉斯拉伕1991年分裂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民族地區發展差距不斷擴大，導致地區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斷激化。
最富的斯洛維尼亞共和國每人平均 GDP是全國平均水準的 201.8%,最窮的科索沃自治省每人平均 GDP只有全國平均水準的 27%;兩者每人平均 GDP相對差距由 1965年的 5倍擴大到 1988年的 7.5倍 ;而與此同時，中央汲取財政能力不斷下降，中央財力過小，中央財政收入佔國民生産總值的比重由 1972年的 20.7%下降到 1989年的 5.6%，而地方財力過大，且在各共和國之間分佈極不平衡。這就形成了惡性迴圈，中央財力下降使得中央無力實行財政轉移支付，實現地區和民族均衡發展，導致地區之間和民族之間的經濟差距進一步擴大。地區和民族之間經濟差距的擴大又導致了中央財力的下降，富裕地區不願多交稅，不願意援助經濟落後地區，不願意背“經濟包袱 ”，而貧困地區又認為中央不公平，認為自己遭受著發達地區對能源和原材料的廉價剝削，導致地區與民族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也不斷激化，最終國家陷入分裂。
同時更應從國家政治體制因素看，這就是由於南斯拉伕以民族劃分治理區域，片面強調各民族的團體上的形式上的平等，實行“輪流坐莊 ”，規定各“共和國是主權國家 ”，自治省是“享有主權的聯邦憲法實體 ”，聯邦政府規定各民族都可在政治、商業和學校教育中使用自己的語言，並規定了三種官方語言，導致整個聯邦缺乏統一的國家認同，權力過於分散，聯邦政府缺乏必要的集中和權威，國家的安危繫於鐵托一人的個人威望上。鐵托死後，民族矛盾日益浮上臺面，到1989年，南斯拉伕政局突變，決定實行多黨制，民族分離主義政治勢力的活動甚囂塵上，結果在1991年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兩國的主張民族分離主義的反對黨上臺執政，公開反對社會主義。1991年 6月 25日兩國退出聯邦宣佈獨立，
再如，(前 )捷克斯洛伐克也實行民族大拼盤政策，它雖然重視從經濟上縮小民族地區差距，但由於未能從政治體制上解決民族國家統一的問題，因此也仍然無法阻止國家的分裂。196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 (民族 )的經濟發展水準落後捷克 (民族 )的近 50年，但隨著國家對斯洛伐克地區投入大量的資金，幫助其發展經濟，到1990年時兩民族的經濟發展水準達到了基本平等程度，但是到 1993年國家仍然被分裂。這主要是因為沒有解決國族認同問題，特別是缺乏保障國族認同的制度安排，導致在民族隔閡基礎上的民族分離主義思想不斷加劇：
捷克人瞧不起斯洛伐克人，認為聯邦國庫的錢都讓斯洛伐克人花了，影響了捷克人生活水準的提高 ;斯洛伐克人雖然對國家拉平兩地區的經濟水準的政策感到滿意，但總覺得捷克人欺負他們，不尊重他們的民族感情。在這種背景下，民族問題的政治性不斷凸顯，特別是兩民族的政治精英民族分離主義思想佔據了主導地位，兩民族的政治精英發生分裂，都對原有國家政治架構的民族權力制度安排不滿，認為本民族的權力和利益沒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反映，都在追求本民族政治上的獨立和建立國家的權力，遂在
當代的世界，隨著全球化、資訊化、市場化的不斷深入發展，墮胎、物流、資金流、資訊流正以空前的廣度和深度在加速發展，不但民族國家內部正在經歷空前的交往交流交融一體化過程，而且“世界國“已日益成為互聯互通的一體化的 “地球村 ”，特別是歐洲聯盟已經成為一個包含27個成員國的經濟和政治實體，充分反映了人類社會現代化發展朝著交往交流交融加深加快發展的客觀潮流。當然，必須深刻地認識到民族國家仍然長期是國際社會的活動主體和單元，民族國家的利益仍然長期是民族國家在國際關係中追求的不二法則。因此，促進民族國家內部的交往交流交融一體，以更好地全球化過程中維護和發展民族國家的利益，乃是民族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極其緊迫的現實。
當今的社會主義國家，反對搞民族交流融合，以所謂人權、民族自決權等為籍口插手利用社會主義國家的民族問題，或明或暗地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民族分裂勢力的分裂活動，從而使社會主義國家解決民族問題始終面臨不利的外部國際環境壓力。近年來，國際各國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出發，更加注重對增強憂患意識和創新意識，與時俱進地實現民族政策、利用民族分裂勢力，而要使社會主義國家大力推進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普及，逐步在國家立法、行政、司法等公共事務活動中普遍推廣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同時對不懂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公民提供語言幫助和培訓，不斷提高各族公民參與國家公共事務活動的能力和水準，期望著真正的“地球村 ”實現.......
在浩瀚的銀河系裡地球這個世界村何其渺小且難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