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禪宗的心性論--微探(下)
附錄--禪宗的心性論--微探(下)
竺道生以非有非無的般若實相說來論證佛性我,不僅使涅槃佛性說得以大興,而且也為傳統的“神不滅論”張了本,“存神”思想獲得了新的理論形式。竺道生以後,隨著各家判教學說對《涅槃經》地位的抬高,講習《涅槃》之風盛極一時,圍繞著“佛性”這一中心問題曾出現了種種不同的師說,其普遍的傾向都是把佛性與心識、心神結合起來理解。
吉藏在《大乘玄論》中將先前佛性諸說歸結為十一家,加上他自己所贊同的,共有十二家(均正的《大乘四論玄義》列本三家、末十家,元曉的《涅槃宗要》列六家,與吉藏所說大同小異)。其中“第三師以心為正因佛性”;“第四師以冥傳不朽為正因佛性”;“第五師以避苦求樂為正因佛性”;“第六師以真神為正因佛性”;“第七師以阿梨耶識自性清淨心為正因佛性”。這五家“雖複體用、真偽不同,並以心識為正因。”另外幾家,雖然沒有明言以心識為正因,但實際上所說的亦不離心或心識,例如“第九師以得佛之理為正因佛性。”此為瑤法師與靈根寺慧令所持的觀點,從法瑤所說的“佛性之理,終為心用”以及慧令所說的“即昔神明,成今法身。
神明既是生死萬累之體,法身亦是涅槃萬德之體”等來看,以“得佛之理”為佛性,仍是從心神之用上來理解佛性的。再如,“第十師以真諦為正因佛性”,此義為釋寶亮所主。他認為“心有真如性為正體也”,即認為眾生恒常的心識之真如體即為成佛之正因;“第十一師義第一義空為正因佛性”,此為真諦與北地摩訶衍師所持之義,“第一義空”,均正記為“第九無垢識”,並認為,此即是“以自性清淨心為正因佛性。”
可見,當時的涅槃佛性論說法雖然各異,但大都不離眾生之心或心識,只是有的強調心之體,有的突出心之用而已。“心為正因之說”,實為當時涅槃佛性論的主流。這股佛學思潮對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南北朝時期蔚為大觀的神滅與神不滅之爭,實與此有莫大的關係,隋唐佛教各宗派的理論都注重對心性問題的探討與說明,與此也是分不開的。而禪宗則更是把全部理論都建立在“心”之基礎上,儘管南北禪宗對“心”的理解是有很大差異的。
繼承與變革
禪宗的心性論是遠承印度佛教的心性本淨說,近承中土南北朝的佛性論而建立起來的。從早期佛教的“心”之解脫到中國禪宗的“心’’之宗教,其間既有理論上的淵源關係,也有不同的社會與文化背景所造成的不同特點。
中國禪宗奉菩提達摩為東土初祖,然中土禪學並不自達摩始。僅就僧傳所記,在達摩以前或與達摩同時,從事禪經翻譯,或修持禪業、傳授禪法者,就有七十餘人。但達摩所傳禪法以清淨之本心為依持,又順應中國佛教發展的趨勢,繼竺道生會通般若實相與涅槃佛性之後,進一步將實相掃相與心性本淨結合起來,這對於中國禪宗思想的形成,確實具有極大的影響。從達摩到弘忍,東土五祖的傳承之真偽雖不能作最後定論,從思想上看,相通之處卻是明顯的。
他們的禪學理論都是圍繞著自性本清淨展開的,並且都具有融攝般若實相說與楞伽心性論的特點,只是有的偏重楞伽心性論,有的偏重般若無所得,思想重心有所不同而已,南北禪宗也即由此而分化。禪宗的這種思想特點與中國化佛教融攝空有的基本特色是相一致的。
作為中國禪宗之主流的惠能南宗,其心性論在傳統思想的影響下更具有中國化的特色。南北朝以來的種種佛性論,基本上都是從人、心、理(境)這三個方面來理解佛性的,即有的以眾生為正因佛性,有的以心為正因佛性,還有的以得佛之理為正因佛性。其中,把佛性與主體“心識”、“自性”統一起來,則是普遍的傾向。
由外而內,由境向心,這是中國佛性論發展的總趨勢。惠能在繼承達摩系融攝空有的思想特點之基礎上,進一步把佛教心性論的中國化推向前進,他不僅融般若實相學與涅槃佛性論於一爐,以非有非無的不二之性來釋佛性、自性,而且進一步把不二之性與現實之人及現實人心結合在一起,以“無相無念無住”的當下本覺之心把空與萬法、人心與佛性、眾生與佛“圓融無礙”地融為一體,以眾生當下之心的念念無著為解脫成佛道,從而形成了區別于傳統佛性論的種種新特點,更突出了人們的當下解脫。
惠能的心性論既綜合了從人、心、理(境)等不同方面來理解佛性的各家異說,又超越了各家的思想,就此而言,惠能南宗的心性論是中國佛性思想發展的一個新階段。
從整個佛學的發展來看,由於惠能的心性論之核心也是解脫問題,它在融攝中觀般若思想的基礎上,把大乘佛學虛構的精神實體重新拉回到人們的現實之心,把人的解脫與否完全歸結為自心的迷悟,使得早期佛教的心之解脫經過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的發展,又獲得了新的形式,在完成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後,佛陀的解脫論又得到了新的肯定。就此而言,惠能南宗的心性論在世界佛教史上的地位也是不能忽視的。
當然,在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形成並發展起來的禪宗,儘管在許多方面與佛陀精神相通,卻並不是簡單地向原始佛教複歸。從總體上看,它的心性論既與印度佛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又與中國傳統思想有著密切的關係。它的思想核心,它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沒有超出傳統佛教的範圍,但它同時又攝取了大量中國傳統的思想與方法,特別是老莊玄學的自然主義哲學與人生態度以及儒家的反身而誠的心性學說。對於禪宗心性論的中國化特色及其與中國傳統思想的關係,將另文專述,在此從略。
(本文作者--
簡介:
現為南京大學中青年學術骨幹,中國哲學與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哲學系和宗教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並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東方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西北大學兼職教授、中國玄奘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陝西老子思想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200部)副主編以及中國宗教學會理事等。以教學和科研的突出成就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獲"江蘇省高校優秀青年骨幹教師"稱號,並入選國家教育部"跨世紀優秀人才培養計畫"。
主要從事中國哲學與宗教文化的教學與科研,已出版《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中國佛教文化歷程》、《中國禪學思想史》、《禪學與玄學》、《惠能評傳》等多部學術著作,並在海內外發表學術論文八十多篇。科研成果曾獲國家教委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二等獎、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三等獎、江蘇省教委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和全國湯用彤學術獎等多項省部級以上的獎勵。
先後主持國家八五社科基金專案"儒佛道三教關係史"、國家九五社科基金項目"禪宗與全真道心性論比較研究"、國家教委專項研究項目"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與世界化"以及江蘇省九五社科基金項目"佛道哲學與傳統醫學"等多項課題的研究。並正參加季羨林、湯一介主編的十二卷《中國佛教史》(承擔隋唐佛教卷)和張豈之主編的八卷本《中國思想學術史》(承擔隋唐卷)的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