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上四大譯師之ㄧ的*真諦*一生
真諦（499—569）是南朝梁、陳時期來華的梵僧，梵名拘那羅陀（意譯親依）；又名波羅木陀或作波羅末陀（意澤真諦）。佛教史上一般稱之為真諦。在中國佛教史上，他與鳩摩羅什( 344 ~ 413 )、玄奘（602～664）、義淨（700—711）（另有一說為不空（743—774）），並稱為四大譯師而名垂不朽。
真諦生平事蹟
真諦原籍西天竺優禪尼國，出身婆羅門族。少時博訪眾師，學通內外，尤精於大乘之說。少時博覽群書，精通佛理，立志周遊諸國，弘闡佛法，不畏艱險，到達扶南國(約當今柬埔寨)。
恰逢梁武帝派官員張汜送扶南朝獻使返國，順便求請名僧和各種大乘經、論，扶南國便與真諦商量，請他應命攜帶經、論入梁。真諦素聞梁武帝崇奉佛教，中國名僧濟濟，可以行化，欣然答應了扶南國的要求，隨張汜揚帆渡海，于梁中大同元年(546年)
但就在這年八月，發生了侯景叛亂事件。十月，京城陷落，武帝被囚，士庶奔逃，真諦只得離京避難，朝著東南方向，輾轉來到東揚州富春縣(今浙江富陽縣)，受到縣令陸元哲的招待，安排義學名僧寶瓊等20餘人協助他在自己家中翻譯《十七地論》。由於戰亂擴大，只譯出5卷就被迫中止。至承聖元年(552年)，侯景已在建康稱帝，把真諦請還京城，在台供養。而此年三月侯景兵敗東逃，京城一帶漸漸安定下來，真諦住進了金陵正觀寺。
正觀寺原為梁武帝天監年間的譯經場所，真諦利用舊有譯經條件，抓緊時機，與原禪師等20余人，翻譯《金光明經》；次年轉至建康縣(今江蘇江甯縣南)長凡裏一位檀越家中，繼續譯《金光明經》，共得7卷。其時侯景之亂雖已平息，梁室的內爭卻方興未艾，戰火仍在蔓延，江淮一帶兵荒馬亂，餓殍遍地。真諦在京畿呆不下去，只得於承聖三年(554年)南下，二月抵達豫章(今江西南昌)，住寶田寺，接著又到新吳(今江西奉新縣西)，在艱難的條件下，仍堅持翻譯，一年中譯出《彌勒下生經》1卷、《仁王般若經》1卷及《疏》6卷、《中論疏》2卷、《九識義記》2卷、《轉法輪義記》1卷，又譯《新金光明經》、《唯識論》及《涅盤中百句長解脫十四音》等經論。
承聖四年(555年)，真諦來到嶺南的始興郡(今廣東韶關市一帶)，又因太保蕭勃之請，於次年回到嶺北的南康郡(今江西贛州市一帶)，連年顛沛流離，不遑寧處，仍隨方翻譯和講說。後來蕭勃被殺，真諦再度返回豫章，不久取道臨川郡(治今江西南城縣東南)，前往荒陬海隅的晉安郡(治今福建晉江)，寄寓於佛力寺。在這段流徙過程中，先後譯出《大空論》3卷，《中邊分別論》3卷並《疏》3卷，《正論釋義》5卷。
當時的晉安郡，還是一個經濟落後、文化荒涼的地區。但因為真諦的到來，一些義學僧如智文、僧宗、法准、僧忍等陸續來到晉安，追隨真諦受業。真諦在這些僧人的幫助下一邊譯經，一邊講解，使得晉安郡一度出現“講譯都會，交映法門”的興旺景象。陳永定三年(559年)，真諦已是61歲的老人，僻處在寂寞蕭條的晉安，雖然並未終止傳譯經論的事業，總感到周圍的環境，比自己原先設想的相差太遠，自己弘揚大乘經論的壯志難酬，萌發了離開中國，另求理想的弘化之地的念頭。只是因為道俗的苦苦挽留，他才在晉安又呆了一段時間，並與僧宗、法准、僧忍等一批知名于梁代的僧人重新審訂舊譯的經典。
逾二載，于文帝天嘉二年（561）離開晉安，乘船至梁安郡(恐系梁化郡之誤，梁化郡約當今廣東惠州市一帶)，天嘉三年（562）九月，譯事告一段落，裝備了一艘大船，欲返家鄉，不料風向轉變，十二月間又漂回廣州，受到廣州刺史歐陽頠的供養，迎住制旨寺，奉請為菩薩戒師，盡弟子禮甚恭。真諦自來中國，飄泊了16年，至此才有了一個比較安定的環境，開始了一段比較專心的譯經生涯。
在廣州跟從真諦受業，並助譯經論的僧人，有僧宗、法准、僧忍、慧愷、法泰、智敫、道尼等僧人，還有曹毗等在俗弟子。他們有的是從晉安追隨真諦來到廣州的，有的是特地從都城渡嶺前來廣州相從的，還有一些是從廣州附近州縣就近前來問學的。他們中不少人已經是很有成就、享有盛譽的義學宗匠，慕真諦的道德學問，不憚艱辛，遠來相尋。他們的到來，給予真諦很大的精神安慰，對真諦的譯經事業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他們有的擔當真諦譯經的筆受職責，有的記錄真諦的講義，整理成義疏、注記、本記、文義等行世。所以真諦在廣州的7年時間，譯出的經論及義疏等，在數量和品質上都大大超過了前16年。這一時期譯出的經論，內容雖然很廣泛，卻以《攝大乘論》為中心，大多屬於印度佛學大師無著、世親傳下的唯識法相學系的著作。《攝大乘論》正是真諦的專長，也是他遠來中國弘化的主要目的。所以他在中國最後幾年的經歷，雖不能說是稱心如意，卻也可說是略申懷抱了。
真諦譯經的態度極其嚴肅認真，特別注重準確表達經典的原義。他採取隨出隨書的方法，一章一句都要認真推敲，反復核實，把意義吃透了，才動筆成文。為了保持文義的準確無誤，有時不得不犧牲文辭的通暢優美，所以他的譯文，具有文質相半的特點，有的地方甚至難免有晦澀難解的缺點。
真諦又堅持一邊翻譯、一邊講解的做法，譯經的助手同時又是他的學生。這些學生在他的培養下都成了《攝論》名家。來聽他的講座的還有廣州的其他僧、俗多人，經他的教導、薰陶，對《攝論》也都有了甚深的修養。
天嘉四年（563），他應慧愷、歐陽頠等之請，譯講《大乘唯識論》（即《唯識二十論》）和《攝大乘論》等，五年（564）又譯講《俱舍論》。在譯經弘道的共同事業中，真諦與助手兼學生們建立起真摯深厚的感情。例如專程從京城趕到廣州投于真諦門下的慧愷，先後與真諦同譯《攝論》和《俱舍論》，真諦對他有相見恨晚之慨，曾對他說：如果我能更早得到你的幫助翻譯經論，那麼我的翻譯成績就不致於缺少。儘管如此，現在譯出兩論(指《攝論》和《俱舍論》)，詞、理圓備，我也死而無憾了！
天康元年（566）二月他應慧愷、僧忍之請，於顯明寺重治《俱舍論》譯文，再一次闡講論義。光大元年（567），重治《俱舍論》完畢，又為僧宗、法准等再講《攝大乘論》一遍。二年（568），在南海郡應法泰之請，譯講《律二十二明瞭論》。
是時慧愷在智慧寺不但幫助真諦譯經，還幫助真諦講經。光大二年(568年)，慧愷代真諦為僧宗、法准、惠忍等僧人及成名學士70多人講《俱舍論》。六月間，真諦有厭世之意，往南海北山將欲自盡，慧愷追至挽留，道俗和刺史歐陽頠等跟著都來勸阻，他還居王園寺。八月，慧愷講《俱舍》未及半部講說未完，而得病逝世。真諦非常感傷，撫膺哀痛。他覺得慧愷一死，自己如失左膀右臂，惟恐《攝論》和《俱舍》從此無人弘傳，對實現自己的志願是極大的損失。為了悼念慧愷，也為了激勵其餘弟子，他召集道尼、智敫等弟子12人，到法准房中，共傳香火，令弘《攝》、《舍》二論，誓無斷絕。事後真諦續講慧愷未講完的內容，講到第五《惑品》，終因哀傷過度，發病停講，至第二年宣帝太建元年（569）
弟子法海收集他的文稿，編為部軸。真諦平時生活嚴肅，在廣州時常別居水洲，衣食之奉，節儉知足。弟子等受他的薰陶，也都勤奮稟學，晨夕不懈，形成一種刻苦篤實的學風。及真諦歿後，弟子們分歸各地，弘傳其學，因而形成攝論師學派。
真諦的譯著
真諦在華期間，雖因世亂，不遑寧處，但他隨方譯出經典部卷之多，仍為同時諸譯師所不及。他所譯經論及講述疏記，據《歷代三寶記》所載共四十八部、二百三十二卷（內有重出和他家混入的），《開元錄》刊定其譯籍為三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其中主要有《十七地論》、《金光明經》、《無上依經》、《仁王般若經》、《廣義法門經》、《唯識論》、《攝大乘論》、《攝大乘論釋》、《律二十二明瞭論》等。真諦的翻譯，由於譯處不定，所以譯文不很統一。但在廣州所譯的《攝大乘論》、《俱舍論》等，因有僧宗、慧愷、法太等人助譯，又一再經過校對，故品質較高。而真諦本人對《攝大乘論》和《俱舍論》也十分重視，曾在其弟子慧愷病逝後，特地邀集道尼、智敫等十二人，勉勵他們誓弘二論，勿令斷絕。後來《攝大乘論》經過其門人幾代的弘傳，影響擴大，終於形成了攝論學派(攝論師)，而《攝大乘論》則成為攝論學派的主要理論根據和根本典籍。
從真諦所譯經論的內容來看，他所弘揚的主要是瑜伽學系無著、世親之學。象《決定藏論》，即是《瑜伽師地論·抉擇分》的一部分，《三無性論》相當於《顯揚聖教論》的《成無性品》，《解節經》勘同《解深密經》的序和《勝義諦相》二品，《轉識論》相當於《唯識三十論》，《唯識論》（唐譯作《唯識二十論》）、《中邊分別論》、《攝大乘論》等一系列的瑜伽學系主要經論，他都已譯出。中土瑜伽學系的規模，可以說是由他開創的。他學說所宗，特別重視《攝大乘》和《阿毗達磨俱舍》二論。他譯講這二部論時，已年近七十，而且是他覺得在中土道缺情離，不副所懷，一再決心西歸都未得遂之後，才應道俗懇請而翻出的；他又仔細地治定譯文，反復講解，並特囑弟子道尼等立誓弘傳，可見他的懇摯之忱和鄭重其事的態度。這兩部論在印度佛學史上，都是劃時代的名著，組織嚴密，義理豐富，可以說是其以前大小乘各種學說的總結。他重視兩書，顯示他對於整個佛學體系的理解和弘法重點之所在。
真諦生於西印優禪尼國，和西印著名的佛教義學中心地伐臘毗相近，伐臘毗是當時正量部的根據地，由此可以推想他初期承學的當與正量部有關。在他的譯籍中，最後所譯的《律二十二明瞭論》，就是以二十二個提綱頌文來解釋正量部律相要義的論書。如以《明瞭論》和東晉孝武帝太元六年（381）來華的竺曇無蘭所譯的《離欲優婆塞夷具行二十二戒文》，以及劉宋文帝元嘉八年（431）由南海闍婆（今南洋爪哇）來華的求那跋摩所譯的《優婆塞二十二戒》一起考察，可以見到正量部和其他教團不同的新的實踐條規在各處擴充教勢的一斑。又在真諦所譯的《部執異論》上，也見到正量部見解的混入，如《論》中述可住子部（即犢子部，正量部從此派生）根本教義處，就有不見於其他漢、藏譯本的“三種假”、“一切眾生有二種失”等十餘條執義。
從這些地方，都看出真諦曾受過正量部教養的色彩。此外，他還譯出《婆藪盤豆傳》一卷，《翻外國語》（一名《雜事》，已佚）七卷，僧(佉)外道《金七十論》二卷，對於當時佛學界，都是很有意義的介紹。至於舊傳真諦曾譯《大乘起信論》二卷，此蓋出於後人的偽託。在真諦歿後僅僅二十五年撰成的隋法經等《眾經目錄》，即說“勘《真諦錄》無此論”，而列之於疑惑部。此書不但文獻無征，而且所表現的思想體系，亦與真諦學說厘然有別，故不能作為真譯譯籍看待。
真諦的翻譯，大都保存了原本的面目。文字雖然有些艱澀，或雜入他自己的解釋，但從其師承來說，大體是正確的。後來玄奘門下對其譯文批判未免有過分之處。又真諦傳譯主要經論大都經過講解。弟子們記述師義，通稱疏、釋，亦稱注記或本記。綜計屬於撰述者達二十餘部，可見他不僅是著名的翻譯家，而且是極淵博的義學大師。這些疏記上保留了大量印度解釋經論的傳統學說及有關文獻，是有價值的研究資料，可惜都散失不傳，僅可于後人著述稱引文中略見一斑而已。此外，真諦還撰有《佛性義》三卷、《禪定義》一卷、《眾經通序》二卷，大都同樣由弟子們輯述而成。
參加真諦譯場的人，最初有沙門寶瓊、願禪師等，繼有沙門慧寶擔任傳語，居士蕭桀擔任筆受。六十歲以後，真諦已漸善解華言，不須傳譯，當時擔任筆受的有僧宗、法虔、慧愷和法泰。至於他晚年的譯事，則和慧愷合作最為密切。相傳真諦所帶梵本達二百四十夾，其中《華嚴》、《涅盤》、《金光明》三經存於建業，其餘梵本都在廣州制旨、王園二寺。譯出經論僅占其中一小部分，而部卷已甚可觀。他遭時多難，又缺乏得力的助手，以致未獲大量譯本。
真諦門下，以僧宗、法准、慧愷、慧曠、法泰、道尼、智敫及居士曹毗等為最著名。特別是慧愷助師譯《攝大乘》、《俱舍》二論，建議重治《俱舍》譯文，並記錄口義，最著功績。真諦嘗有相見恨晚之歎。現存他所撰《攝大乘論釋序》、《俱舍釋論序》、《唯識論後記》及《律二十二明瞭論》的《後記》四篇，為僅存的成於真諦生前的可靠史料。
真諦所傳之學，在梁、陳二代並不顯著，因其歿之前，僧宗、慧愷等真諦的弟子輩，想請真諦回建康。但都城的上層僧侶，害怕真諦回來，會奪走他們已得的榮譽，便向皇帝進讒言，說真諦弘傳的無塵唯識學說，有害於皇家統治和社會風化。建議不准讓真諦前來華夏腹地，應該讓他留在嶺外蠻荒之地。陳朝皇帝偏愛《般若》學，尤其推崇《三論》，對於《攝論》不感興趣。聽了京城高僧大德的煽動，把真諦視為異端，加以排斥。所以弟子們想讓真諦回京的願望無法實現，真諦在南海譯介的無塵唯識新學說，在陳代也就只能局限於嶺南一隅，得不到廣泛流傳。
但是，任何有生命力的新學說新思想，決非少數權勢者所能長期禁錮壓抑。真諦死後，他的弟子們散佈于嶺南、九江、湘郢、建康、江都(今江蘇揚州)、彭城(今江蘇徐州)，長安，不屈不撓地為弘闡《攝論》而奮鬥，學者漸眾，宗奉者漸多。後來當時北方著名僧人，地論學者曇遷南下，獲讀新譯《攝論》，接受了《攝論》學說，認為可以補北方《地論》學說之不足，因而備極推崇，及應召入長安，剏講《攝論》，請從受業者竟達千數。先後在彭城、江都、長安大加弘闡，奠定了《攝論》在北方傳播的基礎。名僧慧休（玄奘曾從受學），以及北地《攝論》學者道英、道哲、靜琳、玄琬等，都出其門下。當時長安名德慧遠，亦敬禮聽受，其弟子淨辯、淨業、辨相等都相從研習《攝論》。而靖嵩的弟子智凝，講《攝論》於蜀地，傳播的區域益見擴大，瑜伽系無著、世親的《攝論》之學，至是遂遍及各地。它和流行北地的地論師學系並傳，各尊所聞，莫衷一是。
終於導致後來唐玄奘法師服膺《攝論》，西遊取經、回國後開創了法相宗，終使瑜伽師的唯識學說遍於中國，其影響可謂深遠了。而真諦本人，也因其卓絕的精神和豐富的譯業(關於他譯經的數量，諸書記載不同，或說共譯48部232卷，或說38部117卷，要之都遠比同時代的譯人豐富)而受到後人的尊敬和紀念。
玄奘大師遠歷西土十九年，請回佛經凡六百五十七部，名重一時，譯經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占我國譯經總數四分之一強，將于印度所學者盡傳入我國，唐高宗視之為國寶。不空早年師事金剛智，盡得五部三密之法，遵師遺命，赴印度求法，返國後深受唐玄宗、肅宗、代宗等各朝禮遇，譯經凡八十三部一百二十餘卷，為密教付法第六祖。義淨遊學印度十年，帶回梵本經論四百餘部，譯釋經傳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梁高僧傳卷二、續高僧傳卷一、卷四、宋高僧傳卷一、開元釋教錄卷九］
備註2：《攝大乘論》(Mahāyāna-samgraha)，簡稱《攝論》。攝大乘論是漢傳佛教攝論宗的根本論典。印度佛教高僧無著所造，此論在大乘佛教思想裡面之瑜伽行唯識學派當中為重要的論典。流傳到中國以來，一共有三個譯本：一、北魏佛陀扇多所譯，二、陳真諦所譯，三、唐玄奘所譯。其中，佛陀扇多與真諦的翻譯版本論名為《攝大乘論》，而玄奘所翻譯的名稱為《攝大乘論本》。近代研究攝大乘論的法師，如印順與玅境，皆使用玄奘所翻譯的版本。
《攝大乘論》在印度時期就有高僧對其做註解而成《攝大乘論釋》。其中有世親所造的版本，與無性所造的版本，這兩個論釋玄奘都有翻譯。《攝大乘論釋論》其實也就是世親所造的攝大乘論釋，只是此為隋笈多共行矩等譯。本論分為十一個章節：
總摽綱要分第一
所知依分第二 —— 阿賴耶識。
所知相分第三 —— 三自性：依他起自性，遍計所執自性，圓成實自性。
入所知相分第四 —— 唯識性。
彼入因果分第五 —— 六波羅蜜多。
彼修差別分第六 —— 菩薩十地。
增上戒學分第七 —— 菩薩律儀。
增上心學分第八 —— 首愣伽摩，虛空藏等諸三摩地。
增上慧學分第九 —— 無分別智。
彼果斷分第十 —— 無住涅槃。
彼果智分第十一 —— 三佛身：自性身，受用身，變化身。
《攝大乘論》的內容阿賴耶識為起點，而後導入唯識的三自性說，即依他起性、遍計所執性、圓成實性。再藉由阿賴耶識與三自性為基石，切入至佛學的其他觀念，如六波羅蜜多、菩薩十地、戒、定、慧、涅槃等。阿賴耶識在佛學當中屬於有爭議的題目，在此論內對於阿賴耶識，無著有詳細的解說。
備註3：侯景之亂
最初侯景曾向蕭衍求婚於琅琊王氏、陳郡謝氏兩家，蕭衍認為王謝門第太高而無法答應，說：「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侯景恨道：「會將吳兒女以配奴！」。侯景深深記恨，一進入建康後，屠殺王謝兩家最慘，幾乎亡族。劉禹錫有〈烏衣巷〉詩：「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侯景之亂歷時長達三年零八個月，南朝士族遭到沉重打擊，南方社會造成極大破壞，六朝古都建康「千里煙絕，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據顏之推《觀我生賦》自註：「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譜》；至是，在都者覆滅略盡。」在此期間，國勢大衰的南梁又相繼遭到西魏和北齊的進攻，最終被南陳取代。
侯景之亂指的是在中國南北朝時期的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八月，東魏降將侯景勾結京城守將蕭正德，舉兵謀反。蕭正德派大船數十艘，暗中接濟侯景軍輜重。侯景以騎數百人聯合步兵八千人飛渡長江，侯景軍至朱雀桁（今江蘇南京南），攻入建康（今江蘇南京），蕭正德開宣陽門迎接侯景軍入城。10月24日，當時正值南朝梁政弛防懈之際，侯景軍隊很快包圍了台城（今江蘇南京玄武湖南），羊侃指揮台城保衛戰。侯景以「造諸攻具及飛樓、橦車、登城車、鉤堞車、階道車、火車，並高數丈，一車至二十輪，陳於闕前，百道攻城並用焉」等輪番攻城，均被擊退。由於台城被圍，無法聯繫，羊侃以風箏傳達音訊。侯景又引玄武湖水灌城，城內水漲。
十一月，羊侃積勞成疾卒，材官吳景有巧思，能築樓，接替守城。侯景立蕭正德為帝。侯景兵不過八千，建康城外有援軍二三十萬人，共推司州刺史柳仲禮為大都督，協調諸軍行動。柳仲禮每天只知飲酒尋樂，將領請求出戰，柳仲禮一律不准。柳仲禮之父柳津要求出戰，柳仲禮不理。援軍無統一指揮，多持觀望態度。韋粲守青塘（玄武湖水南下注入秦淮河處，在建康城東南）被攻，柳仲禮正在吃飯，一聽到韋粲危急，立即出兵青塘，結果出師不利，柳仲禮肩上被砍一刀，韋粲戰死青塘，仲禮心膽俱裂。
太清三年三月十二日，台城因兵盡糧絕，瘟病流行，終於為侯景攻陷，柳仲禮等出降。侯景軍久攻台城不下，石頭倉、常平倉食盡，乃掠人而食。迨至城破，縱兵大掠，原有十二萬人的建康活人僅二餘千人，長江下游地區「千里絕煙，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柳仲禮等人入台城，先拜侯景，柳津見到柳仲禮，慟哭大罵：「汝非吾子，何勞相見！」。侯景矯詔解散援軍，城外援軍一鬨而散，留柳仲禮之弟柳敬禮、羊鴉仁於內。五月，梁武帝躺在淨居殿，多病口苦，最後被軟禁餓死，侯景又立太子蕭綱為傀儡皇帝，自居相國、都督六合諸軍事。不久自稱漢王，以王克為太師，宋子仙為太保，元羅為太傅，郭元建為太尉，支化仁為司徒。娶梁武帝的孫女溧陽公主。蕭確引弓殺侯景，弦斷失敗，被殺。蕭綸逃據郢州（今湖北武漢），投靠北齊。蕭繹佔有荊州，附北齊、西魏。
大寶二年（551年）宋子仙率軍一萬人，直攻巴陵（今湖南嶽陽），侯景隨後亦趕往巴陵，「緣江戍邏，望風請服」，非常得意。
陳霸先強渡秦淮河北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