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敦煌之行是張大千人生藝術樂章中最具風采和最為激越的重要章節。對其人物、仕女繪畫藝術的創新昇華、獨樹一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張大千先生敦煌之行的起因、過程、工作以及其中之曲折、艱辛，為世人所鮮知，追憶往事，令人感動、感歎、感慨！

張大千早期繪畫，師從曾農髯、李瑞清兩位藝術前輩，並從他們那裏初曉敦煌藝術，得知那兒有難得一見的佛經和唐宋人物畫像，那時他就有了一種強烈的想法——有機會一定要到那兒拓寬眼界，見識一番。抗戰初期，30多歲的張大千遷居蘇州網師園，與著名美術教育家葉恭綽為鄰，結為忘年交。葉多次對張講起敦煌，認為一個治學搞藝術的人，必須深刻瞭解中國的文化底蘊。

他曾面色凝重地對張大千說：“從明朝至清朝，中國的人物畫在衰退。人物畫的鼎盛期是在唐朝，宋朝有李龍眠，元朝有趙子昂，明朝有唐寅、仇十洲等人，明末還出了一個陳老蓮，而到清朝就後繼乏人了。只要你有抱負到敦煌靜下心來，用毅力刻苦地多汲取、多探究古代藝術家的繪畫佈局、色彩、技法，我相信你的才藝必無可限量，終有超越古人的那一天！”張大千聞後，深受鞭策。應當說，曾、李、葉這三位藝術前輩的諄淳教誨，對張大千下定決心去敦煌臨摹、傳承壁畫藝術起到了舉足輕重的關鍵作用。

1941年元月，國民黨元老、時任四川省主席的張群（早年與張大千結下書畫緣，情同手足）對張大千敦煌之行十分關心，命其老部下國民黨第八戰區東陸總指揮魯大昌將軍、蘭州市長蔡孟堅，對此給予大力支持與幫助。同年2月初，張大千一行從成都飛到蘭州。自蘭州進入永登縣就是馬家軍的防區了，沿途常有土匪強盜出沒，再往西行，進入沙漠地帶，只能騎馬或駱駝，風餐露宿，行程十分危險，生活異常艱苦。到了永登縣，“由魯大昌先生致電馬步青旅長，說明我要去敦煌的目的。敦煌附近，常有哈薩克流寇出沒，請求馬旅長保護。馬旅長回電歡迎我去，並派兵一連護送我入敦煌。”（張大千《我與敦煌》）

當車馬勞頓、滿臉疲憊、鬍子邋遢、身穿駝毛大袍的張大千出現在前來迎接的馬步青旅長面前時，馬步清不禁樂了，當眾戲稱，張大千就像他老家合州東鄉賣雞蛋的老農。瞅著馬步青傲慢無理的神態，張大千強壓心中不悅，一聲不吭地隨即取出筆墨、紙張，當即寫詩一首：“野服裁成駝褐新，闊袍大袖成閑身；無端更被將軍笑，喚作東鄉賣蛋人。”馬接過一看，立刻肅然起敬，慚愧地向張大千拱手道歉，希望海涵。沿途儘管有小股土匪騷擾，但在馬家軍的竭力幫助和保護下，張大千一行順利到達敦煌。

敦煌石窟，位於河西走廊的西端。它實際上是敦煌一帶石窟的總稱，它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東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及肅北蒙古族自治縣五個廟的石窟等。其中，莫高窟為敦煌的藝術中心，其開鑿於西元366年，歷經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十國、宋、西夏、元各朝代。擁有一千多尊窟龕，內有壁畫和彩塑的洞窟492個，其間彩塑有2455身，壁畫有45000多平方米，尚有唐、宋所建木構窟簷5座，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集壁畫、雕塑、建築等為一體的藝術寶窟，敦煌壁畫藝術早於歐洲文藝復興約一千年。窟中壁畫，從天花板一直延伸至牆角，從北魏一直到元朝，各代畫法嬗變清晰可辨，人物繪製工筆精細，衣飾華貴色彩豔麗，神態高雅風華絕代，它代表了中國佛教文化藝術的最頂峰。

進入敦煌莫高窟，張大千被呈現在眼前美輪美奐、綺麗璀璨的壁畫藝術震撼了，他不禁深深地感歎道：“古人雲：‘一出嘉峪關，兩眼淚不幹；前看戈壁灘，後望鬼門關。’先輩們在這人類難以生存的大漠荒灘，修建了如此宏偉壯觀的建築，繪製出如此規模浩瀚的壁畫藝術瑰寶以及佛教雕塑藝術，真是世界奇跡！”他暗下決心，在此大幹一場，傳承中華繪畫之精髓，弘揚華夏文化之光輝。

艱苦卓絕的臨摹工作開始了。為避免損壞這些壁畫表面，首先，由兩個學生站在架子上，懸空提紙，由張大千勾描；然後，將勾描好的圖案，拓展到畫布上；最後，再對著壁畫，看一筆，畫一筆。操作程式異常繁瑣，工作量非常大，任務十分艱巨。在極為惡劣艱苦的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下，對已過不惑之年的張大千來說，其工作強度和精神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但他與大家同舟共濟、同甘共苦、無怨無悔。瀟灑樂觀的張大千，很會苦中作樂。他是戲迷，酷愛京劇，他帶了梅蘭芳、程硯秋、馬連良、猛小冬等不少京劇名角唱片，他把留聲機搬到洞內，放唱片給大家聽，緩解疲乏，增添樂趣。戈壁荒漠，缺少蔬菜，整天羊肉、牛肉吃得大家都膩了，不僅上火，而且便秘。為給大家的盤中增添“綠色食品”，張大千空閒時常利用散步搜尋野菜、野蘑菇，“功夫不負有心人”，後來，居然被他找到了一種能食用的野蘑菇，烹煮炒炸，味道極佳，給單調乏味的食譜中增加了一道“美味佳餚”，其樂無窮。

張大千在敦煌，不僅臨摹壁畫，而且為保護、研究、利用敦煌寶窟作出了重要貢獻，讓人由衷敬佩。張大千到敦煌後，深感這座被埋在大漠之中的世界著名藝術寶窟，因缺乏保護，已導致大量藝術瑰寶被盜、流失，大量壁畫已被風沙、雨雪侵蝕、脫落，若不採取必要措施，加強保護、修繕的話，這座歷經幾千年由歷代王朝無數大師級的藝術前輩和身懷絕技的能工巧匠所獨創的被國人引為神奇而自豪的藝術寶庫，將會在不久的將來，毀於一旦，讓我們愧對子孫後代，成為千古罪人。

於是，張大千在敦煌石窟一方面與弟子認真細緻地臨摹壁畫；一方面又抽空調查研究，詳細搜集、整理各類洞窟的原貌現狀、缺損狀況以及急待解決的問題等第一手材料。1942年6月初，張大千趁國民黨政府監察院院長于右任來敦煌視察時，向于右任建議，政府應及早建立敦煌藝術專門管理機構，並就保護、修繕、研究等方面提出了建議。為此，得到了于右任的大力讚賞和肯定。在于右任等一批有識之士的奔走呼籲下，1943年2月，國民黨政府在敦煌莫高窟駐地，建立了敦煌藝術研究所，全權負責敦煌寶窟的管理、保護、研究等工作，並委派教育部著名教育家常書鴻擔任第一任所長。

常書鴻到位後，就如何管理、修繕、研究敦煌藝術等諸多問題，虛心向張大千請教，並達成了共識。張大千離開敦煌時，將三年來調查研究的成果資料和設想，全都送給了常所長，為該所後來對敦煌寶窟的保護與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礎。更可貴的是，後來因張大千在敦煌臨摹、開發的壁畫藝術在內地香港等地的展出，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強烈反響，並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應，不僅在社會上感召了一大批被敦煌藝術所深深吸引的有志青年，投奔、獻身到敦煌藝術保護、研究的工作之中，更使中國璀璨的敦煌藝術在全世界獲得了廣泛的認同和讚譽。

話說張大千在敦煌蒙受冤屈之事，1949年3月，雖然當時國民黨甘肅省參政會對控告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一事，已作出最後結論：張大千在千佛洞，並無毀損壁畫情事。但此結論，國民黨政府一直保密，未予公開。後經大陸張大千研究專家李永翹先生耗費多年精力，於1986年8月，從國民黨倉皇逃離大陸來不及帶走的歷史檔案中，查找出當年的裁決書原件，才使張大千敦煌“破壞壁畫”之謎，大白於天下。

遠在臺灣的張大千夫人徐雯波女士獲悉後，老淚縱橫，哽咽著說：“這張紙我和大千都沒見過，只是聽說。他對此，一直耿耿於懷，最終沒能回大陸定居，除了擔心生活不適外，這是最主要的原因。可惜他已‘黃鶴一去不復返’，永遠地走了……”。張大千生前曾有回大陸看看的願望，但這個願望永遠不能實現了，不過可以告慰於他的是：歷史恢復了真實的面貌。張大千如地下九泉有靈，也可得到慰藉了。

1943年9月下旬，秋高氣爽，天氣漸涼。張大千面壁敦煌近三載，收穫頗豐，終於到了南歸的日子。馱載著沉甸甸行李的返鄉馬車，艱難地行進在漫天風沙、荒無人際的大漠之中。行進三日，馬車隊即將出玉門關。忽然，天際間一隻大雁急速向張大千撲面飛來，投入其懷中。只見，大雁親熱地用長啄輕輕地梳理著張大千的鬍鬚，一遍又一遍，足有一袋煙的功夫才飛離張的懷抱。然後，在張大千的頭頂上環繞三圈，發出陣陣哀鳴，最後才奮力向遠方飛去。原來，這是一隻曾受傷被張大千抱回駐地悉心照料過的大雁。

當地嚮導告訴他，此舉乃為大雁與好友“長離別”，喻示此情一別難相會。聞後，張大千雙眼濕潤了，他舉頭望著遠去大雁的身影逐漸消失在地平線上。殘陽如血，照射在蒼茫遼闊的戈壁荒漠上。四周除了馬車軲轆發出的“吱嘎”聲外，安靜極了。突然一股“知音遠去，各奔東西；敦煌熱土，何日相會”的愁緒，在張大千心中騰然升起，令他悵然若失，百感交集。“別了！敦煌熱土和父老鄉親，長離別，長離別……”，張大千在心中深情地默念著，熱淚盈眶……

張大千自費千里赴敦煌追尋藝術之夢，耗資無數，幾乎傾家蕩產，直到幾十年後才逐步還清債務。可是，1951年6月，張大千卻讓在四川老家的三夫人楊宛君，將他在敦煌臨摹的一大批畫稿捐獻給新中國，以表達他對祖國的熱愛。後來，這批畫稿分別被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四川省博物館收藏。周恩來總理得知此事後，立即指示文化部給張大千頒發四萬元獎金。其中，兩萬元給了張大千在四川的家人，兩萬元留待張大千回來後交其本人。張大千雖因種種原因未回大陸，但他對祖國的赤子之心，從中可見一斑。

敦煌之旅，是張大千藝術生涯中的一頁輝煌樂章。其旅途之艱辛，工作之艱難，生活之艱苦，常人都難以忍受。可是，張大千卻似虔誠的朝聖信徒，愣是在敦煌紮下根來，而且一呆就是近3年。事實證明，張大千的敦煌之行，不僅為弘揚敦煌藝術作出了傑出的貢獻，而且使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為藝術的創新、發展打下了深厚基礎。“十年磨一劍”，張大千更使自清代以來日漸衰退的人物繪畫藝術在中國當代繪畫史上發出了一道耀眼奪目的光輝。

劇情簡介： 該劇描述了世界著名國畫大師張大千在敦煌近三年時間，臨摹敦煌壁畫、修繕石窟前棧道、清理流沙的真實故事。抗日戰爭時期，年久失修的藝術寶庫敦煌一方面已引起海內外畫界、史學界、考古學界的關注，另一方面面臨戰亂無人管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