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368個鄉鎮市區，已有高達四成三沒有婦產科醫師。在嘉義縣，每名兒科醫師要照顧高達4148名兒童。就連台大去年也因為找不到兒科醫師，今年開始進用了第一位波蘭受訓醫師。在南投，全縣上下找不到免疫風溼科、血液腫瘤科和腸胃內科等科別的醫師。此外全台灣有六成六鄉鎮市區的居民，也面臨假日生病沒有急診醫師的危機。

「急診室的春天」變成「急診室之冬」。內、外、婦、兒、急診五大重症科別醫師嚴重流失，被戲稱為「五大皆空」。台灣急、重症「醫師荒」，恐造成「國家危機」。按此趨勢發展，不用十年，台灣人生孩子、得重病、動手術、掛急診可能會找不到醫師救治。

現在最優秀的年輕醫師紛紛棄守「五大科」（內、外、婦、兒、急）、搶攻「五官科」眼、牙、皮膚、耳鼻喉。前者由於高風險、健保支付低、工時過長三大問題，讓作為基石的急重症醫師正在快速流失中。婦產科醫師高添富一句玩笑話，直指問題核心，因為五大科「錢少、事多、離『監』獄近」。台灣醫師已是「犯罪率」極高的高風險行業。

高雄市岡山區，一位孕婦生產時不幸去世，死因是肝壞死。結果家屬索賠五百萬元不成後，竟然大動作發動兩輛遊覽車及二十輛小轎車，到診所抗議，由於人數眾多，警方還出動近百位員警，「封路」維持秩序。既然死因是肝的問題，按理說應與婦產科醫師無關。自問並無醫療疏失的醫師，面對病人家屬發動人海戰術的「圍事」行為，「救人醫師」瞬間變成「殺人犯」，內心所遭受的衝擊與委屈，不禁讓他萌生「不如歸去」，從此不願再當「送子觀音」。

這位被圍事的醫師其實是高雄市岡山地區最後一家還願意接生的婦產科診所，除了他之外，國軍岡山醫院僅存的兩位婦產科醫師，也都被病人告上法院。一般人以為婦產科醫師減少是因為少子化的關係；事實上，醫療糾紛才是婦產科醫師還有其他重症醫師，心中不可承受之痛。前幾年台北榮總因為注射筒未消毒完全，導致無辜病患感染瘧疾事件，負責醫師雖然最後都獲得緩刑，但，「殺人犯」的罪名，還是讓其中一位住院醫師無法釋懷，自己注射劇毒的氯化鉀，結束不到三十歲的青春生命。

目前正在英國修讀醫療法的台北榮民總醫院內科部臨床毒物科主治醫師葛謹透露，他醫學系同學119人當中，到目前為止，就有6位被判刑定罪。 另一項數據也很驚人，根據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楊秀儀博士與劉邦揚碩士的調查統計，台灣醫師的犯罪率，竟是「世界第一」，平均每38．8天就有一位醫師被定罪。他們調查自2000年1月1日起至2008年6月30日止，台灣地方法院共有312位醫師被告，其中80名醫師被判有罪，台灣醫師的「有罪率」竟高達25．6％；相較美國，百年以來卻只有一例醫療刑事案件。

醫師從備受尊敬的「活菩薩」，到人人喊告的罪犯，情何以堪已不足以形容醫師的心境與處境，如何在救人之前先自救、自保，更是醫師必須面對的迫切問題。八成糾紛打刑事官司他國多以民事訴訟為什麼台灣醫師的犯罪率特別高？因為台灣醫師技術、醫療品質特別差？還是另有原因？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曾將台灣名列最健康國家第二名；而全球前二百大醫院中，台灣就入圍十四家，整體排名全球第三，僅次於美國及德國，遠高於亞洲其他國家。可見台灣醫療體系及技術，已經達到世界級水準，台灣的醫療水準不但沒有不如人，甚至還是各國取經的典範。因此，台灣醫師犯罪率偏高的原因，應該不是台灣醫師比較差。

台灣醫師被告率全世界第一的原因，問題出在醫療糾紛案件80％是以「刑事訴訟」方式提出，而其他國家則大多是以「民事訴訟」來處理醫療糾紛案件。為何台灣病患、家屬偏好提出刑事訴訟？難道是堅持一定要醫師入獄被關？真正原因是因為成本低、便利性高。

就病患或家屬而言，若僅提起民事訴訟，提告人必須聘請律師、擔負舉證責任，證明醫療行為與病人死傷間有因果關係，且必須繳納裁判費用，成本較高，若是改以刑事訴訟提告，其優點為可請求檢察官介入，利用公權力幫助蒐集證據及強制處分，並造成醫師心理壓力。有公器可用還無須繳納裁判費用，並且可以同時在刑事訴訟中請求附帶民事賠償。因此，從病人或家屬的角度，自然寧願採取刑事訴訟，造成醫療糾紛「以刑逼民」的訴訟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