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9-28 17:42:19yuluoke
影响一代国人觉醒的名著、禁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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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拉斯和《新阶级》 [ 9411004 ] 于:2005-06-13 06: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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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拉斯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叁十年代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当学生时，就参加了地下党，反对南斯拉夫君主政权。因此他被捕入狱，坐了叁年牢。出狱後结识铁托，成为该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五十年代初，南斯拉夫和苏联决裂时，吉拉斯不仅批评斯大林，更批评整个意识形态。因此在一九五四年他被撤销一起职务，开除出党。两年後，“匈牙利事件”爆发，吉拉斯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支持匈牙利人民革命，认为“匈牙利事件标志着崩溃的开始。”因此他被逮捕入狱，判刑七年，被监禁在当年君主政权关他的监狱。在狱中，吉拉斯不仅没有悔过，还写出《新阶级》一书。吉拉斯根据他官居高位的近距离观察，指出：党已成为欺压人民的新阶级，比它所反对的资产阶级更腐败、更贪婪，更残忍，“这个世界，如同一个没有观众的大剧场，只有那些演员及高级神父们在自享自乐，他们既是警察，同时又是新闻的主人。”
一九六二年，他在狱中写出第二本着作《与斯大林的对话》。吉拉斯以他两次去莫斯科见到斯大林的经历，指出斯大林是“历史上最残忍的罪犯；是个阴险、狡猾、冷酷的家伙。”
《新阶级》被偷运到西方出版後，立即闻名世界，被翻译成六十种文字，发行了叁百多万册。吉拉斯的书，不仅使东欧的知识份子了解事实真相，也促使西方那些存在幻想的左派人士觉醒。在东方国家，有不少人是读到吉拉斯的书，才上了路。像後来的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等，都受过吉拉斯的影响。吉拉斯因《新阶级》一书被加刑五年。他在狱中翻译弥尔顿的《失乐园》，因为没有纸，最初的译稿写在了叁千张厕纸上。吉拉斯从监狱出来後受邀到英美访问。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教授期间，发生了“ 布拉格之春”，苏军坦克开进了捷克。吉拉斯公开发表谈话，谴责苏联侵略。为此他的护照被吊销，被迫在西方流亡了十八年。
http://mangyin.cn/bbs/thread-1314-1-1.html
简介：
曾经做过南斯拉夫副总统的吉拉斯（Milovan Djilas），1957年在美国出版了一部著名的书籍，名为《新阶级》，此书象一个炸弹，引发了政治界和学界的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该书曾被译成6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有广泛影响。《新阶级》全名为《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该书的中译本是1963年2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为内部发行。后来又有重印本，再有复印本。重印本没有出版社，只标有“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 一九八一年五月。翻译者为陈逸。
在书中，吉拉斯对苏联模式在苏东的实践进行了尖刻的批判，他认为，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蜕化为一种新的剥削制度，掌权的官僚集团变成了“新阶级”，这个“新阶级” 并非是一个真正的阶级，而是一个“特权阶级”，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从事国家和经济部门管理工作的官僚，经由政治忠诚，获得社会地位。吉拉斯认为有两个关键因素决定一个集团是否形成了一个阶级，即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是否掌握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所有权是集体的，官僚特权集团并不拥有它们；另外，官僚职位不是世袭的。因此，苏联的官僚特权集团在“本质上只是一个特权阶层”。吉拉斯的主要观点是，国家所有权只不过是官僚特权阶层所有权的假相，“特权阶级”通过垄断国家权力，实际地占有、分配和享有国有化的财产，从而构成了一个“新阶级”，即权力——财产——新阶级的公式。(Djilas，1957)。
此书，在社会学意义上开启了对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地位获得”机制的研究。由此，人们对政治权力的追求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地位获利的重要机制。
作者简介：
密洛凡·德热拉斯（一译吉拉斯）（1912-）南斯拉夫著名政治活动家，早年追随铁托革命，密切共事，一起领导南斯拉夫人民的反法西斯武装斗争。他曾担任过南联盟副总统、南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等重要职务，是南共主要领导人之一。1953年以后，吉拉斯主张在南斯拉夫实行多党派竞争的民主制，成为党内异见人士，与铁托决裂；因为他坚持不可妥协的“人类个人精神的自由，批评南斯拉夫党内的斯大林思想，被撤销所有职务，于1956年11月被捕，判刑三年。吉拉斯身陷囹圄期间，他在入狱前写的《新阶级》一书从南斯拉夫神秘地偷带到西方出版，“罪加一等”，延长了十年刑期。1961年1月，南当局提前释放了吉拉斯。
作为党内反对派和著名政论家，吉拉斯以言获罪，亦因此而名世。《新阶级》在西方出版后，半年之内就再版了十次；中译本也在1963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1981年5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重印此书除了《新阶级》，吉拉斯至少还有两本著作译为中文：《铁托内幕故事》和《同斯大林的谈话》。
［书籍下载］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
作者：吉拉斯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381 更新时间：2007-4-23 23:42:21
密洛凡?吉拉斯（又译德热拉斯），一九一一年生于黑山（旧译门的内哥罗）科拉欣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曾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攻读哲学和法律。他曾担任过南共联盟中央执委、中央书记、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一九五三年十月至一九五四年一月，他公开主张把南共联盟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实行多党制和西方式的民主。一九五四年一月，南共联盟中央决定将其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解除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给予最后警告处分。之后，又把他开除出南共联盟，并逮捕判刑。一九六一年一月，当局提前释放了吉拉斯。
《新阶级》全名为《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他是吉拉斯的经典着作，此书是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底被捕入狱前写的“一本全面攻击、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着作”。该书一九五七年在美国出版，中译本于一九六三年二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我手头的这本是重印本（准确地说我手上的是复印之后再复印的复印稿）,“译文照旧，只是改排大字”，“仅供中央部门负责同志参阅”。这个重印本没有出版社，只标有“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 一九八一年五月”。翻译者为陈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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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他在狱中写出第二本着作《与斯大林的对话》。吉拉斯以他两次去莫斯科见到斯大林的经历，指出斯大林是“历史上最残忍的罪犯；是个阴险、狡猾、冷酷的家伙。”
《新阶级》被偷运到西方出版後，立即闻名世界，被翻译成六十种文字，发行了叁百多万册。吉拉斯的书，不仅使东欧的知识份子了解事实真相，也促使西方那些存在幻想的左派人士觉醒。在东方国家，有不少人是读到吉拉斯的书，才上了路。像後来的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等，都受过吉拉斯的影响。吉拉斯因《新阶级》一书被加刑五年。他在狱中翻译弥尔顿的《失乐园》，因为没有纸，最初的译稿写在了叁千张厕纸上。吉拉斯从监狱出来後受邀到英美访问。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教授期间，发生了“ 布拉格之春”，苏军坦克开进了捷克。吉拉斯公开发表谈话，谴责苏联侵略。为此他的护照被吊销，被迫在西方流亡了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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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曾经做过南斯拉夫副总统的吉拉斯（Milovan Djilas），1957年在美国出版了一部著名的书籍，名为《新阶级》，此书象一个炸弹，引发了政治界和学界的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该书曾被译成6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有广泛影响。《新阶级》全名为《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该书的中译本是1963年2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为内部发行。后来又有重印本，再有复印本。重印本没有出版社，只标有“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 一九八一年五月。翻译者为陈逸。
在书中，吉拉斯对苏联模式在苏东的实践进行了尖刻的批判，他认为，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蜕化为一种新的剥削制度，掌权的官僚集团变成了“新阶级”，这个“新阶级” 并非是一个真正的阶级，而是一个“特权阶级”，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从事国家和经济部门管理工作的官僚，经由政治忠诚，获得社会地位。吉拉斯认为有两个关键因素决定一个集团是否形成了一个阶级，即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是否掌握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所有权是集体的，官僚特权集团并不拥有它们；另外，官僚职位不是世袭的。因此，苏联的官僚特权集团在“本质上只是一个特权阶层”。吉拉斯的主要观点是，国家所有权只不过是官僚特权阶层所有权的假相，“特权阶级”通过垄断国家权力，实际地占有、分配和享有国有化的财产，从而构成了一个“新阶级”，即权力——财产——新阶级的公式。(Djilas，1957)。
此书，在社会学意义上开启了对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地位获得”机制的研究。由此，人们对政治权力的追求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地位获利的重要机制。
作者简介：
密洛凡·德热拉斯（一译吉拉斯）（1912-）南斯拉夫著名政治活动家，早年追随铁托革命，密切共事，一起领导南斯拉夫人民的反法西斯武装斗争。他曾担任过南联盟副总统、南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等重要职务，是南共主要领导人之一。1953年以后，吉拉斯主张在南斯拉夫实行多党派竞争的民主制，成为党内异见人士，与铁托决裂；因为他坚持不可妥协的“人类个人精神的自由，批评南斯拉夫党内的斯大林思想，被撤销所有职务，于1956年11月被捕，判刑三年。吉拉斯身陷囹圄期间，他在入狱前写的《新阶级》一书从南斯拉夫神秘地偷带到西方出版，“罪加一等”，延长了十年刑期。1961年1月，南当局提前释放了吉拉斯。
作为党内反对派和著名政论家，吉拉斯以言获罪，亦因此而名世。《新阶级》在西方出版后，半年之内就再版了十次；中译本也在1963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1981年5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重印此书除了《新阶级》，吉拉斯至少还有两本著作译为中文：《铁托内幕故事》和《同斯大林的谈话》。
［书籍下载］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
作者：吉拉斯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381 更新时间：2007-4-23 23:42:21
密洛凡?吉拉斯（又译德热拉斯），一九一一年生于黑山（旧译门的内哥罗）科拉欣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曾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攻读哲学和法律。他曾担任过南共联盟中央执委、中央书记、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一九五三年十月至一九五四年一月，他公开主张把南共联盟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实行多党制和西方式的民主。一九五四年一月，南共联盟中央决定将其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解除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给予最后警告处分。之后，又把他开除出南共联盟，并逮捕判刑。一九六一年一月，当局提前释放了吉拉斯。
《新阶级》全名为《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他是吉拉斯的经典着作，此书是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底被捕入狱前写的“一本全面攻击、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着作”。该书一九五七年在美国出版，中译本于一九六三年二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我手头的这本是重印本（准确地说我手上的是复印之后再复印的复印稿）,“译文照旧，只是改排大字”，“仅供中央部门负责同志参阅”。这个重印本没有出版社，只标有“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 一九八一年五月”。翻译者为陈逸。
这样一本反共书籍为何成了中共领导必读书目呢？在“重印说明”写的很明白：
“（《新阶级》）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反面教材。他会帮助人们打开眼界，懂得我们的敌人是怎样同我们进行斗争的。现在，我国有那么一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自称或被封为‘民主战士’、‘人权战士’，打着‘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幌子，攻击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什么‘特权官僚专制制度’，诬蔑党的领导是什么‘官僚阶级’、‘新的特权阶级’，煽动搞什么‘第二次革命’，蛊惑人心，唯恐天下不乱。其实，这样一套货色毫不新鲜，并非这些英雄好汉的‘创造’，‘发明’。若拿《新阶级》与之对照一下，人们一定会有‘似成相识’之感，原来他们不过是给了吉拉斯的余唾而已。”
今天介绍这本书给大家，就是要看下吉拉斯在几十年前是怎样看待社会主义制度的，因为此书在一段时间不会与广大读者见面，所以，我在介绍的时候将尽量不予评论，只是尽可能的把吉拉斯的精彩评论展现出来，供大家参考。
全书分为十个章节：起源、革命的性质、新阶级、党和国家、经济上的教条主义、对思想的专制统治、目的与手段、本质、民族共产主义、今日世界。
第一章 起 源
这一章讲的主要内容就是共产主义者的认识是如何来的，又如何发展的，最后怎么僵化教条的。共产主义的两个基本概念就是“物质的第一性”与“变化的实在性”，这两个概念并不是马克思的独创，两个概念的最通俗的解释，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社会的发展是客观的，辩证的，有规律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共产党取得江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诚然，当代的共产主义并不否定客观或不变规律的存在。但一经得势，它对于人类社会及个人的行动，却完全不是这回事，它所用以建立权力的方法，与其理论所指示者不同。共产主义者从只有他们知道主宰社会规律的大前提开始，推得一个过于简单而不科学的结论，即这一所谓的知识使他们有权力和专权来改变社会并管制其活动。这就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主要错误。”
吉拉斯说：“马克思是一个科学家和思想家。就科学而言，他却有重要的发现，尤其是对于社会学。就思想家而言，他使现代史上最初发生于欧洲、现在传布于亚洲的最巨大和最重要的政治运动有了意识形态的基础。”然而可悲的是马克思并没想建造一个“包含一切哲学或意识形态的体系”。马克思说过：“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即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的后继者们将马克思的学说奉为神明经典，认为“马克思的全部工作实际上已经是完整的了。科学逐渐让位于宣传，结果则宣传逐渐以科学的姿态出现”。
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的认识就是，通过两个基本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可以取资本主义社会而代之。这一点，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然而马克思的革命思想都是有条件的，并不适用全世界，革命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但到了列宁手中，却被说成绝对而普遍的原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可能是他最独断的着作）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些原则，而且与马克思所认为的关于在有些国家可以避免革命的意见显然不同。”马克思认为，革命当首先发生于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成功后，可以获得一种新的自由。然而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那就是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使得马克思的理论脱离了其原始的意味。
“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差不多已不复存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已告死亡，或正在死亡之中；在东方，则由于共产主义统治的建立，马克思的辩证观与唯物论只剩下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渣滓，并且不过是用以巩固权力，维护暴虐并侵害人类的良知。尽管在东方各国中，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被舍弃，但它被当作严格的教条使用并且日益有力，在东方，它已不止是一种思想，而是一个新的政府，新的经济制度和新的社会制度了。”
我们大致知道了马克思学说的走向，也清楚了最后共产主义者无非认为革命万能，思想排他，为夺取政权不惜一切。作者最后说：“现代共产主义的思想是随着现代工业的创始而发生的。在工业发展已达到其基本目标的国家中，共产主义便告死亡或被消灭了。共产主义只在工业不发展的国家得以发展滋长。”那么，在信息时代，共产主义怎么发展那？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二章 革命的性质
长时间以来，我们总就革命谈论很多，革命是不是还在继续，或者只是个激情革命，在过去的岁月里，共产主义的革命是如何胜利的？他又与以往的革命有何不同？吉拉斯的分析或许对我们有些启示。
在一个“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其他的政党都不满现状”，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不满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那么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最后能取得政权那？“只有共产党是既反对现状而又坚决一贯地支持工业化运动。实际上，这是从根本上摧毁既有的所有权关系。在这一方面，其他的政党没有如此激烈。没有一个政党‘热心工业’到那种程度的”。“在这些国家（如中国）中，凡是负有要发动革命这一历史任务的政党在对内政策上不得不反对资本主义，在对外政策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历史的确这样，在国内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必须凭借两点“即近代工业必定会产生而且是有用的，以及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信条”。这种观念凸显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暴力的一面。并最终与改良派分道扬镳。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历史上的革命都是在新的经济或社会关系已开始抬头、而旧有的政治制度已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唯一障碍时才发生的。”所以在以往的革命中，更主要的是为早已成熟的新的社会力量和关系开路，即便是武力与暴力，无非是一个暂时的工具。“一切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必然以“民主告终”。但是共产主义的革命不是这样，“它们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新的或社会主义的关系在经济中早已存在，或者因为资本主义‘过渡发展’。恰恰相反，共产主义的发生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或者因为这个社会没有能力使自己工业化。”这里就不举例子了，大家对这段历史应该很熟悉，那么共产主义革命的首要目标到底是什么？吉拉斯认为它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社会关系或新社会。
问题在于这个新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在现实社会中根本就没看到一点的蛛丝马迹。“事实上，他们是先为一个新社会设计一幅蓝图，然后动手去建造，不对的地方就加以修改或废弃，务求一切尽量最合乎他们的计划。”在肩负工业化的责任时候，我们发现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并不是由新的经济力量来执行，因为它本身并无此经济力量的存在，那么只得由革命机构本身来担当，就是新政权，革命政党来担当。
革命之后，胜利了。以往的革命都是把“革命的武力和暴力作为经济上的一种障碍”。但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武力和暴力却是进一步发展甚至进步的一个条件”，他不是简单的一种手段，“在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武力和暴力竟被提高到偶像和最后目标的崇高地位”。尽管西方国家中，“恐怖与暴力已变成无用和可笑的东西，甚至成为革命者和革命政党完成革命的障碍”，在东方国家则不然，“专制不只是由于工业化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而继续存在，而且，我们以后将看到，即使在工业化完成以后，它仍将长期存在。”当然吉拉斯也说，“共产主义革命带来某种程度的工业文明，因此它虽然带来了最完备的专制制度，但它同时也创造了废除专政的基础”，路依旧漫长。
在本章中，吉拉斯充分的利用比较分析方法，大量的对比看出他想穷究共产主义革命的与众不同。这里，我将把这些比较梳理如下：
1、革命的条件：除了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一般条件外，每次革命都有特殊的条件，确切地说就是战争。这是“共产主义革命所必须的一个基本条件”。一战送来了苏俄，二战送来中共。然而只有战争未必就能革命成功，必须有一个“组织完善、训练有素”的政党才能取得政权，而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吉拉斯说：“特有的条件和一个特殊的党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两个基本特征。”对于共产党如何的组织完善的证明，我不想在此重复，大家都看得到，终究最后无非是“共产主义革命强使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一元化”。一元化就是专制独裁。
2、革命不死：上面的文字我们已经谈到这点，就是革命胜利后，暴力还在持续的问题，并且“很难预测这种权力的期限”。所以，当有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不要太惊讶，吉拉斯在几十年前就预测到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大家和我一样都期待一个完美的答案。吉拉斯认为“共产党人知道，不管是在理论上或实践上，他们是同其他阶级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因此，他们得对其他阶级和具有其他意识形态的人加以迫害和清除。他们不只对实际存在的反对者并且还对未来可能的反对者作战。”“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在革命早已过去以后，还在继续使用恐怖主义的压制手段。有时，这些手段变得更加完整，并且比革命时期中用得更广泛。”我们曾经追问，共产党不也说要给人更大的自由吗？事实上，资产阶级的革命真正达到给予公民的自由，尽管共产党是靠工人与农民取得了胜利，“然而革命的果实并为落入他们的手中，而是给了官僚集团。因为官僚集团正是使革命实现的党组织。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只有实现革命的革命运动没有被放弃。共产主义革命可能‘吃掉自己的儿女’，可是并不是把他们全部都吃光。”，“共产主义革命并不吃掉将来工业化所需要的那些儿女。被清除掉的往往是那些从文字上接受革命的观点与口号并天真地信它们将会实现的革命者。”
关于这个命题，吉拉斯显然觉得还没有说透，那就是为什么这些儿女一定相信共产主义，毕竟吉拉斯本人也曾为共产主义的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吉拉斯说：“共产主义革命为它的真正目标所制造的幻想，比以前历次革命所制造的幻想更加久而广泛，因为共产主义革命以一种新的方式解决各种关系，而且带来一种新的所有权形式。”我们都明白这种所有权形式，就是集体所有权代替了私人所有权，抢走农民的土地，企业进行改造。最后向世人告知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是这根本不能摆脱人们对现实处境的不满，这样“共产党人依然以‘阶级敌人’的‘残余’和‘影响’来自欺欺人。”
“共产主义革命可能看来大部分都是历史上的骗局和偶然发生的事故。就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事实：其他任何革命都没有需要这么多的例外条件，也没有其他任何革命许诺的如此之多而完成得如此之少。在共产党领袖的言论中都必然有煽惑与欺蒙之词，因为他们迫不得已而许诺一个最理想的社会，而且答应‘废除一切剥削’。”那是否意味着共产党真的在欺骗人民那？不是的。“事实很简单：他们根本不能完成他们狂热地信以为可能实现的事。”但是作为执政党总要去做事情，理想破灭了怎么办？即使真的这样，他们也不会承认。“从共产党人的观点看来，这种承认无异于自认革命是不需要的。同时，这也无异于自认共产党人是多余的累赘。对他们来说，这类事都是承认不得的。”这样，“共产党，包括职业性的党的官僚在内，却不受约束并在背后操纵国家的一切行动”。
好了，这章我介绍的不少了，还是让吉拉斯来总结这章，“与以往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总结得不错，那下面我们就看看这个新阶级是怎么一回事？
“（《新阶级》）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反面教材。他会帮助人们打开眼界，懂得我们的敌人是怎样同我们进行斗争的。现在，我国有那么一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自称或被封为‘民主战士’、‘人权战士’，打着‘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幌子，攻击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什么‘特权官僚专制制度’，诬蔑党的领导是什么‘官僚阶级’、‘新的特权阶级’，煽动搞什么‘第二次革命’，蛊惑人心，唯恐天下不乱。其实，这样一套货色毫不新鲜，并非这些英雄好汉的‘创造’，‘发明’。若拿《新阶级》与之对照一下，人们一定会有‘似成相识’之感，原来他们不过是给了吉拉斯的余唾而已。”
今天介绍这本书给大家，就是要看下吉拉斯在几十年前是怎样看待社会主义制度的，因为此书在一段时间不会与广大读者见面，所以，我在介绍的时候将尽量不予评论，只是尽可能的把吉拉斯的精彩评论展现出来，供大家参考。
全书分为十个章节：起源、革命的性质、新阶级、党和国家、经济上的教条主义、对思想的专制统治、目的与手段、本质、民族共产主义、今日世界。
第一章 起 源
这一章讲的主要内容就是共产主义者的认识是如何来的，又如何发展的，最后怎么僵化教条的。共产主义的两个基本概念就是“物质的第一性”与“变化的实在性”，这两个概念并不是马克思的独创，两个概念的最通俗的解释，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社会的发展是客观的，辩证的，有规律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共产党取得江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诚然，当代的共产主义并不否定客观或不变规律的存在。但一经得势，它对于人类社会及个人的行动，却完全不是这回事，它所用以建立权力的方法，与其理论所指示者不同。共产主义者从只有他们知道主宰社会规律的大前提开始，推得一个过于简单而不科学的结论，即这一所谓的知识使他们有权力和专权来改变社会并管制其活动。这就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主要错误。”
吉拉斯说：“马克思是一个科学家和思想家。就科学而言，他却有重要的发现，尤其是对于社会学。就思想家而言，他使现代史上最初发生于欧洲、现在传布于亚洲的最巨大和最重要的政治运动有了意识形态的基础。”然而可悲的是马克思并没想建造一个“包含一切哲学或意识形态的体系”。马克思说过：“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即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的后继者们将马克思的学说奉为神明经典，认为“马克思的全部工作实际上已经是完整的了。科学逐渐让位于宣传，结果则宣传逐渐以科学的姿态出现”。
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的认识就是，通过两个基本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可以取资本主义社会而代之。这一点，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然而马克思的革命思想都是有条件的，并不适用全世界，革命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但到了列宁手中，却被说成绝对而普遍的原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可能是他最独断的着作）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些原则，而且与马克思所认为的关于在有些国家可以避免革命的意见显然不同。”马克思认为，革命当首先发生于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成功后，可以获得一种新的自由。然而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那就是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使得马克思的理论脱离了其原始的意味。
“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差不多已不复存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已告死亡，或正在死亡之中；在东方，则由于共产主义统治的建立，马克思的辩证观与唯物论只剩下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渣滓，并且不过是用以巩固权力，维护暴虐并侵害人类的良知。尽管在东方各国中，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被舍弃，但它被当作严格的教条使用并且日益有力，在东方，它已不止是一种思想，而是一个新的政府，新的经济制度和新的社会制度了。”
我们大致知道了马克思学说的走向，也清楚了最后共产主义者无非认为革命万能，思想排他，为夺取政权不惜一切。作者最后说：“现代共产主义的思想是随着现代工业的创始而发生的。在工业发展已达到其基本目标的国家中，共产主义便告死亡或被消灭了。共产主义只在工业不发展的国家得以发展滋长。”那么，在信息时代，共产主义怎么发展那？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二章 革命的性质
长时间以来，我们总就革命谈论很多，革命是不是还在继续，或者只是个激情革命，在过去的岁月里，共产主义的革命是如何胜利的？他又与以往的革命有何不同？吉拉斯的分析或许对我们有些启示。
在一个“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其他的政党都不满现状”，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不满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那么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最后能取得政权那？“只有共产党是既反对现状而又坚决一贯地支持工业化运动。实际上，这是从根本上摧毁既有的所有权关系。在这一方面，其他的政党没有如此激烈。没有一个政党‘热心工业’到那种程度的”。“在这些国家（如中国）中，凡是负有要发动革命这一历史任务的政党在对内政策上不得不反对资本主义，在对外政策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历史的确这样，在国内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必须凭借两点“即近代工业必定会产生而且是有用的，以及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信条”。这种观念凸显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暴力的一面。并最终与改良派分道扬镳。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历史上的革命都是在新的经济或社会关系已开始抬头、而旧有的政治制度已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唯一障碍时才发生的。”所以在以往的革命中，更主要的是为早已成熟的新的社会力量和关系开路，即便是武力与暴力，无非是一个暂时的工具。“一切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必然以“民主告终”。但是共产主义的革命不是这样，“它们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新的或社会主义的关系在经济中早已存在，或者因为资本主义‘过渡发展’。恰恰相反，共产主义的发生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或者因为这个社会没有能力使自己工业化。”这里就不举例子了，大家对这段历史应该很熟悉，那么共产主义革命的首要目标到底是什么？吉拉斯认为它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社会关系或新社会。
问题在于这个新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在现实社会中根本就没看到一点的蛛丝马迹。“事实上，他们是先为一个新社会设计一幅蓝图，然后动手去建造，不对的地方就加以修改或废弃，务求一切尽量最合乎他们的计划。”在肩负工业化的责任时候，我们发现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并不是由新的经济力量来执行，因为它本身并无此经济力量的存在，那么只得由革命机构本身来担当，就是新政权，革命政党来担当。
革命之后，胜利了。以往的革命都是把“革命的武力和暴力作为经济上的一种障碍”。但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武力和暴力却是进一步发展甚至进步的一个条件”，他不是简单的一种手段，“在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武力和暴力竟被提高到偶像和最后目标的崇高地位”。尽管西方国家中，“恐怖与暴力已变成无用和可笑的东西，甚至成为革命者和革命政党完成革命的障碍”，在东方国家则不然，“专制不只是由于工业化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而继续存在，而且，我们以后将看到，即使在工业化完成以后，它仍将长期存在。”当然吉拉斯也说，“共产主义革命带来某种程度的工业文明，因此它虽然带来了最完备的专制制度，但它同时也创造了废除专政的基础”，路依旧漫长。
在本章中，吉拉斯充分的利用比较分析方法，大量的对比看出他想穷究共产主义革命的与众不同。这里，我将把这些比较梳理如下：
1、革命的条件：除了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一般条件外，每次革命都有特殊的条件，确切地说就是战争。这是“共产主义革命所必须的一个基本条件”。一战送来了苏俄，二战送来中共。然而只有战争未必就能革命成功，必须有一个“组织完善、训练有素”的政党才能取得政权，而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吉拉斯说：“特有的条件和一个特殊的党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两个基本特征。”对于共产党如何的组织完善的证明，我不想在此重复，大家都看得到，终究最后无非是“共产主义革命强使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一元化”。一元化就是专制独裁。
2、革命不死：上面的文字我们已经谈到这点，就是革命胜利后，暴力还在持续的问题，并且“很难预测这种权力的期限”。所以，当有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不要太惊讶，吉拉斯在几十年前就预测到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大家和我一样都期待一个完美的答案。吉拉斯认为“共产党人知道，不管是在理论上或实践上，他们是同其他阶级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因此，他们得对其他阶级和具有其他意识形态的人加以迫害和清除。他们不只对实际存在的反对者并且还对未来可能的反对者作战。”“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在革命早已过去以后，还在继续使用恐怖主义的压制手段。有时，这些手段变得更加完整，并且比革命时期中用得更广泛。”我们曾经追问，共产党不也说要给人更大的自由吗？事实上，资产阶级的革命真正达到给予公民的自由，尽管共产党是靠工人与农民取得了胜利，“然而革命的果实并为落入他们的手中，而是给了官僚集团。因为官僚集团正是使革命实现的党组织。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只有实现革命的革命运动没有被放弃。共产主义革命可能‘吃掉自己的儿女’，可是并不是把他们全部都吃光。”，“共产主义革命并不吃掉将来工业化所需要的那些儿女。被清除掉的往往是那些从文字上接受革命的观点与口号并天真地信它们将会实现的革命者。”
关于这个命题，吉拉斯显然觉得还没有说透，那就是为什么这些儿女一定相信共产主义，毕竟吉拉斯本人也曾为共产主义的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吉拉斯说：“共产主义革命为它的真正目标所制造的幻想，比以前历次革命所制造的幻想更加久而广泛，因为共产主义革命以一种新的方式解决各种关系，而且带来一种新的所有权形式。”我们都明白这种所有权形式，就是集体所有权代替了私人所有权，抢走农民的土地，企业进行改造。最后向世人告知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是这根本不能摆脱人们对现实处境的不满，这样“共产党人依然以‘阶级敌人’的‘残余’和‘影响’来自欺欺人。”
“共产主义革命可能看来大部分都是历史上的骗局和偶然发生的事故。就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事实：其他任何革命都没有需要这么多的例外条件，也没有其他任何革命许诺的如此之多而完成得如此之少。在共产党领袖的言论中都必然有煽惑与欺蒙之词，因为他们迫不得已而许诺一个最理想的社会，而且答应‘废除一切剥削’。”那是否意味着共产党真的在欺骗人民那？不是的。“事实很简单：他们根本不能完成他们狂热地信以为可能实现的事。”但是作为执政党总要去做事情，理想破灭了怎么办？即使真的这样，他们也不会承认。“从共产党人的观点看来，这种承认无异于自认革命是不需要的。同时，这也无异于自认共产党人是多余的累赘。对他们来说，这类事都是承认不得的。”这样，“共产党，包括职业性的党的官僚在内，却不受约束并在背后操纵国家的一切行动”。
好了，这章我介绍的不少了，还是让吉拉斯来总结这章，“与以往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总结得不错，那下面我们就看看这个新阶级是怎么一回事？
吉拉斯和他的《新阶级》
http://forum.newstarnet.com/showthread.php?t=40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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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洛凡?吉拉斯（又译德热拉斯），一九一一年生于黑山（旧译门的内哥罗）科拉欣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曾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攻读哲学和法律。他曾担任过南共联盟中央执委、中央书记、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一九五三年十月至一九五四年一月，他公开主张把南共联盟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实行多党制和西方式的民主。一九五四年一月，南共联盟中央决定将其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解除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给予最后警告处分。之后，又把他开除出南共联盟，并逮捕判刑。一九六一年一月，当局提前释放了吉拉斯。
《新阶级》全名为《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他是吉拉斯的经典着作，此书是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底被捕入狱前写的“一本全面攻击、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着作”。该书一九五七年在美国出版，中译本于一九六三年二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我手头的这本是重印本（准确地说我手上的是复印之后再复印的复印稿）,“译文照旧，只是改排大字”，“仅供中央部门负责同志参阅”。这个重印本没有出版社，只标有“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 一九八一年五月”。翻译者为陈逸。
这样一本**书籍为何成了中央领导必读书目呢？在“重印说明”写的很明白：
“（《新阶级》）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反面教材。他会帮助人们打开眼界，懂得我们的敌人是怎样同我们进行斗争的。现在，我国有那么一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自称或被封为‘民主战士’、‘人权战士’，打着‘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幌子，攻击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什么‘特权官僚专制制度’，诬蔑党的领导是什么‘官僚阶级’、‘新的特权阶级’，煽动搞什么‘第二次革命’，蛊惑人心，唯恐天下不乱。其实，这样一套货色毫不新鲜，并非这些英雄好汉的‘创造’，‘发明’。若拿《新阶级》与之对照一下，人们一定会有‘似成相识’之感，原来他们不过是给了吉拉斯的余唾而已。”
今天介绍这本书给大家，就是要看下吉拉斯在几十年前是怎样看待社会主义制度的，因为此书在一段时间不会与广大读者见面，所以，我在介绍的时候将尽量不予评论，只是尽可能的把吉拉斯的精彩评论展现出来，供大家参考。
全书分为十个章节：起源、革命的性质、新阶级、党和国家、经济上的教条主义、对思想的专制统治、目的与手段、本质、民族共产主义、今日世界。以下我就各个章节进行介绍。
第一章 起 源
这一章讲的主要内容就是共产主义者的认识是如何来的，又如何发展的，最后怎么僵化教条的。共产主义的两个基本概念就是“物质的第一性”与“变化的实在性”，这两个概念并不是马克思的独创，两个概念的最通俗的解释，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社会的发展是客观的，辩证的，有规律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共产党取得江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诚然，当代的共产主义并不否定客观或不变规律的存在。但一经得势，它对于人类社会及个人的行动，却完全不是这回事，它所用以建立权力的方法，与其理论所指示者不同。共产主义者从只有他们知道主宰社会规律的大前提开始，推得一个过于简单而不科学的结论，即这一所谓的知识使他们有权力和专权来改变社会并管制其活动。这就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主要错误。”
吉拉斯说：“马克思是一个科学家和思想家。就科学而言，他却有重要的发现，尤其是对于社会学。就思想家而言，他使现代史上最初发生于欧洲、现在传布于亚洲的最巨大和最重要的政治运动有了意识形态的基础。”然而可悲的是马克思并没想建造一个“包含一切哲学或意识形态的体系”。马克思说过：“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即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的后继者们将马克思的学说奉为神明经典，认为“马克思的全部工作实际上已经是完整的了。科学逐渐让位于宣传，结果则宣传逐渐以科学的姿态出现”。
作者： 67.15.151.* 2006-1-29 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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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拉斯和他的《新阶级》（1）
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的认识就是，通过两个基本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可以取资本主义社会而代之。这一点，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然而马克思的革命思想都是有条件的，并不适用全世界，革命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但到了列宁手中，却被说成绝对而普遍的原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可能是他最独断的着作）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些原则，而且与马克思所认为的关于在有些国家可以避免革命的意见显然不同。”马克思认为，革命当首先发生于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成功后，可以获得一种新的自由。然而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那就是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使得马克思的理论脱离了其原始的意味。
“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差不多已不复存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已告死亡，或正在死亡之中；在东方，则由于共产主义统治的建立，马克思的辩证观与唯物论只剩下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渣滓，并且不过是用以巩固权力，维护暴虐并侵害人类的良知。尽管在东方各国中，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被舍弃，但它被当作严格的教条使用并且日益有力，在东方，它已不止是一种思想，而是一个新的政府，新的经济制度和新的社会制度了。”
我们大致知道了马克思学说的走向，也清楚了最后共产主义者无非认为革命万能，思想排他，为夺取政权不惜一切。作者最后说：“现代共产主义的思想是随着现代工业的创始而发生的。在工业发展已达到其基本目标的国家中，共产主义便告死亡或被消灭了。共产主义只在工业不发展的国家得以发展滋长。”那么，在信息时代，共产主义怎么发展那？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二章 革命的性质
长时间以来，我们总就革命谈论很多，革命是不是还在继续，或者只是个激情革命，在过去的岁月里，共产主义的革命是如何胜利的？他又与以往的革命有何不同？吉拉斯的分析或许对我们有些启示。
在一个“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其他的政党都不满现状”，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不满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那么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最后能取得政权那？“只有共产党是既反对现状而又坚决一贯地支持工业化运动。实际上，这是从根本上摧毁既有的所有权关系。在这一方面，其他的政党没有如此激烈。没有一个政党‘热心工业’到那种程度的”。“在这些国家（如中国）中，凡是负有要发动革命这一历史任务的政党在对内政策上不得不反对资本主义，在对外政策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历史的确这样，在国内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必须凭借两点“即近代工业必定会产生而且是有用的，以及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信条”。这种观念凸显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暴力的一面。并最终与改良派分道扬镳。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历史上的革命都是在新的经济或社会关系已开始抬头、而旧有的政治制度已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唯一障碍时才发生的。”所以在以往的革命中，更主要的是为早已成熟的新的社会力量和关系开路，即便是武力与暴力，无非是一个暂时的工具。“一切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必然以“民主告终”。但是共产主义的革命不是这样，“它们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新的或社会主义的关系在经济中早已存在，或者因为资本主义‘过渡发展’。恰恰相反，共产主义的发生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或者因为这个社会没有能力使自己工业化。”这里就不举例子了，大家对这段历史应该很熟悉，那么共产主义革命的首要目标到底是什么？吉拉斯认为它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社会关系或新社会。
问题在于这个新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在现实社会中根本就没看到一点的蛛丝马迹。“事实上，他们是先为一个新社会设计一幅蓝图，然后动手去建造，不对的地方就加以修改或废弃，务求一切尽量最合乎他们的计划。”在肩负工业化的责任时候，我们发现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并不是由新的经济力量来执行，因为它本身并无此经济力量的存在，那么只得由革命机构本身来担当，就是新政权，革命政党来担当。
作者： 67.15.151.* 2006-1-29 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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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拉斯和他的《新阶级》（1）
革命之后，胜利了。以往的革命都是把“革命的武力和暴力作为经济上的一种障碍”。但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武力和暴力却是进一步发展甚至进步的一个条件”，他不是简单的一种手段，“在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武力和暴力竟被提高到偶像和最后目标的崇高地位”。尽管西方国家中，“恐怖与暴力已变成无用和可笑的东西，甚至成为革命者和革命政党完成革命的障碍”，在东方国家则不然，“专制不只是由于工业化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而继续存在，而且，我们以后将看到，即使在工业化完成以后，它仍将长期存在。”当然吉拉斯也说，“共产主义革命带来某种程度的工业文明，因此它虽然带来了最完备的专制制度，但它同时也创造了废除专政的基础”，路依旧漫长。
在本章中，吉拉斯充分的利用比较分析方法，大量的对比看出他想穷究共产主义革命的与众不同。这里，我将把这些比较梳理如下：
1、革命的条件：除了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一般条件外，每次革命都有特殊的条件，确切地说就是战争。这是“共产主义革命所必须的一个基本条件”。一战送来了苏俄，二战送来中共。然而只有战争未必就能革命成功，必须有一个“组织完善、训练有素”的政党才能取得政权，而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吉拉斯说：“特有的条件和一个特殊的党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两个基本特征。”对于共产党如何的组织完善的证明，我不想在此重复，大家都看得到，终究最后无非是“共产主义革命强使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一元化”。一元化就是专制独裁。
2、革命不死：上面的文字我们已经谈到这点，就是革命胜利后，暴力还在持续的问题，并且“很难预测这种权力的期限”。所以，当有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不要太惊讶，吉拉斯在几十年前就预测到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大家和我一样都期待一个完美的答案。吉拉斯认为“共产党人知道，不管是在理论上或实践上，他们是同其他阶级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因此，他们得对其他阶级和具有其他意识形态的人加以迫害和清除。他们不只对实际存在的反对者并且还对未来可能的反对者作战。”“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在革命早已过去以后，还在继续使用恐怖主义的压制手段。有时，这些手段变得更加完整，并且比革命时期中用得更广泛。”我们曾经追问，共产党不也说要给人更大的自由吗？事实上，资产阶级的革命真正达到给予公民的自由，尽管共产党是靠工人与农民取得了胜利，“然而革命的果实并为落入他们的手中，而是给了官僚集团。因为官僚集团正是使革命实现的党组织。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只有实现革命的革命运动没有被放弃。共产主义革命可能‘吃掉自己的儿女’，可是并不是把他们全部都吃光。”，“共产主义革命并不吃掉将来工业化所需要的那些儿女。被清除掉的往往是那些从文字上接受革命的观点与口号并天真地信它们将会实现的革命者。”
关于这个命题，吉拉斯显然觉得还没有说透，那就是为什么这些儿女一定相信共产主义，毕竟吉拉斯本人也曾为共产主义的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吉拉斯说：“共产主义革命为它的真正目标所制造的幻想，比以前历次革命所制造的幻想更加久而广泛，因为共产主义革命以一种新的方式解决各种关系，而且带来一种新的所有权形式。”我们都明白这种所有权形式，就是集体所有权代替了私人所有权，抢走农民的土地，企业进行改造。最后向世人告知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是这根本不能摆脱人们对现实处境的不满，这样“共产党人依然以‘阶级敌人’的‘残余’和‘影响’来自欺欺人。”
“共产主义革命可能看来大部分都是历史上的骗局和偶然发生的事故。就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事实：其他任何革命都没有需要这么多的例外条件，也没有其他任何革命许诺的如此之多而完成得如此之少。在共产党领袖的言论中都必然有煽惑与欺蒙之词，因为他们迫不得已而许诺一个最理想的社会，而且答应‘废除一切剥削’。”那是否意味着共产党真的在欺骗人民那？不是的。“事实很简单：他们根本不能完成他们狂热地信以为可能实现的事。”但是作为执政党总要去做事情，理想破灭了怎么办？即使真的这样，他们也不会承认。“从共产党人的观点看来，这种承认无异于自认革命是不需要的。同时，这也无异于自认共产党人是多余的累赘。对他们来说，这类事都是承认不得的。”这样，“共产党，包括职业性的党的官僚在内，却不受约束并在背后操纵国家的一切行动”。
好了，这章我介绍的不少了，还是让吉拉斯来总结这章，“与以往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总结得不错，那下面我们就看看这个新阶级是怎么一回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F%86%E6%B4%9B%E5%87%A1%C2%B7%E5%BE%B7%E7%83%AD%E6%8B%89%E6%96%AF
http://epochtimes.com/gb/6/1/20/n1197141.htm
吴弘达：重读“新阶级”
作者：吴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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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20日讯】“新阶级：共产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是吉拉斯（Milovan Djilas）在狱中写成后1957年偷运去纽约发表的。中文版首先由台湾中央日报社彭歌先生翻译，1979年再版，译文不很理想。但我还没有见到别的中文译本。相信中共极可能也翻译了，当然不会公开发行，如同1955年赫鲁雪夫关于史达林的秘密报告中共早就翻译成中文，只是在中共极小的范围内传阅。
近几年，断断续续又读了两遍“新阶级”一书，很有收获，很有感触。我希望凡关心中国前途的各方人士都来读一读，对自己的思想及知识、及分析目前中国的情形、趋势及前景，一定会有所启发及帮助。吉拉斯并不是看水晶球的预言家，但是，看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今天，与五十年前他的分析有多少差别？
吉拉斯于一九一一年出生，十八岁在大学主修法律。在大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左派学生政治活动的领袖，他因组织示威、反抗王室于一九三三年被判刑三年。
一九三七年结识了铁托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总书记）在一九四零年的党代表大会中，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进入权力核心。
第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德军占领了南斯拉夫，吉拉斯的父亲、两个兄弟、两个妹妹都参加抵抗运动遭杀害。吉拉斯任职“民族解放军”参谋本部，并入选“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席团。一九四四年以军事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前往莫斯科会见了史达林。
到了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与苏俄关系恶化，退出共产国际组织的共产情报局。吉拉斯坚定地支持铁托与史达林决裂。
一九五三年一月，铁托是南斯拉夫总统，吉拉斯被任为四个副总统之一。同年十二月，他在本区的选举中得到百分之九十九点八的选票，随即被推为联邦人民大会的议长，声势之盛，真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很多人都认为他是铁托心目中选定的“接班人”。可是议长的职务还没来得及就职，吉拉斯却因言得祸，于一九五四年一月被南共中央罢黜，免去党内一切职务。
吉拉斯的失势主要是因为他主张自由化，建议放宽党的纪律，并一再攻击当权派的官僚作风，铁托认为他的放言高论，是因为他出国次数太多，“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恶劣影响所致。”
吉拉斯于一九五四年四月缴还党证，自以为是自由之身可以接受外国记者的访问，因而被捕；不久开释，南共当局准许他仍住在贝尔格莱德，一直被警方监视，形同软禁。
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爆发反共抗暴事件，吉拉斯在那年十一月十九日纽约出版的周刊“新领袖”上，发表“东欧大风暴”一文，赞扬匈牙利革命“是共产主义逐步走上末路的开端。”为了这篇文章，他再度被捕，判刑三年。最讽刺的是，他被关进去的牢房，也正是一九三三年他以左派学生领袖身份判刑时住过的同一个牢房。
在狱中，他埋头著述，完成了两本书，其中之一就是“新阶级：共产制度的分析”同年十一月吉拉斯在一次秘密审判中又被判刑七年。
吉拉斯的前半身献身于共产革命，后半生则又集中心力于反共的理论斗争。吉拉斯曾自谓，“我曾走遍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全过程，从权力阶梯的最低级到最高级，从地方到全国以至国际政坛。我亲自参与了一个真正共产党的成立，组织了革命，建立了所谓的社会主义。”
“新阶级”是吉拉斯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代表他的主要思想与主张。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讨论共产主义的起源，革命的性质，新阶级的出现，一党专政，经济上的教条主义，共党控制思想的暴政，目标与手段，共产主义的本质，国家共产主义，和当前的世界等问题。他谴责由共党贵族所组成的“新阶级”，指出已经取代了昔日的地主与资本家的剥削阶级，而成为享有特权、专断控制的新剥削者。
现在摘录一些语录供读者参考。
* “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差不多已经荡然无存了。在西方，它已经死亡或奄奄一息；在东方，它们之所以能残留着，是为了用于稳固其权力、支持其暴政并侵害人类的理性。”
“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在东方虽已被放弃，可是它形成的教条，其力量却在增加中；它并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新的政权，一个新的经济与社会制度。”
* “马克思所做的具体预测（对资本主义），已经证明为不确。同样，列宁之预期在独裁政治控制下可以建立起一个自由或无阶级社会，更为不经之谈。”
* “当共产革命在不同情形下及使用国家强迫手段下，完成了西方国家利用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制度所完成的同样事物后，它只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革命。革命胜利中所建立起的各种关系，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因为新政权更负责管理政治、劳工及其他关系；更重要的一点是它还负责分配全国收入和利益，分配那些实际上已经变成国有财产的各项物质，从这一点更可证实共产国家内各种关系的特性。”
* “这个阶级（新的共产革命阶级）也正和以前的那些阶级一样，相信它的权力的建立，将可为所有人类带来快乐和自由，这一点是易于了解的。新阶级和其他阶级间的唯一区别是，新阶级对于其幻想之迟迟未能实现，都以粗暴的方式来处理。它的权力较历史上以前所有任何其他阶级更为完备，它的阶级幻想和成见也因之更大。这个新阶级就是官僚，或者更准确的说，就是政治官僚，它除了具有它本身的若干新特点之外，还具有以前旧阶级的所有特点。”
* “新阶级视全国的资产为己有，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或‘国家的’财产等名词，不过是法律上的空洞字眼而已。新阶级认为，凡对其绝对权威稍有冒犯，即是破坏其所有权。因此，新阶级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目的就在保障其‘社会主义的’所有主之地位。批评新阶级对财产的独占，足以使新阶级发生失去权势的恐慌，新阶级对于批评与要求之敏感，是他们的统治与行使权力的态度造成的。”
* “当新阶级在革命中大获全胜时，其控制手段却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最可耻的一页。人们一面会为其成功感到惊异，一面又会为其使用的手段感到羞耻。”
* “新阶级终有一日会被历史所淘汰，是时，人们将不致为它的凋落而有丝毫伤感。一切都是咎由自取，它是命中注定要失败与遭受可耻的毁灭的。”
* “共产党的权力机构虽然造成最精妙的暴政和最残暴的剥削，但也许是我们能想像得到的最简单的一种。这种机构之所以简单，是因为只有共产党一党是所有政治、经济与思想活动的中枢。整个公众生活或陷于停顿中，或为党的政策所左右。”
* “各阶级和大众都是无权的，只有共产党假借他们的名义在行使大权。任何一个政党包括最民主的政党，党内占主要地位的领袖都能做到把党的权力当为自己的权力的地步。‘无产阶级的独裁’势必演变为领袖的独裁。它是党的权力的开始，在最佳情形下，则变为党的权力。在这种形式的极权政府中，无产阶级独裁乃是寡头政治的少数执政者擅权的理论根据，至多只是其思想上的假面具。”
* “权力是共产主义和每一真正的共产党徒的基本目的和手段。共产党对权力的贪梦是没有厌足和无法抗拒的。争夺权力而胜利是至神至圣的事，如若失败则属莫大的耻辱。”
* “（进行共产主义事业），滥用权力和酷爱权力是不可避免的。腐化同样也是难免的。这是一种特别形式的腐化，它是由于政府只操于一个政治集团之手以及政府是所有特权的泉源的事实所引起。……政府、党与国家不分，并且实际上掌握着一切资产，使共产国家必然产生特权和寄生作用，成为一个本身必然腐化的国家。”
* “共产制度既然是以管理为基础，所以必然是一种具有严格层次组织的官僚政治。关系重大的国家大事每每在一次亲密的晚餐席上，在狩猎之时或在二三人的谈话中便作决定。党的讨论会，政府的会议和议会除作传声筒并发表宣言之外，别无作用。这种会议只是用来通过业已被决定的事情。”
* “由于共产国家是靠军队和暴力而建立的，由于它经常与人民对立，所以即使没有外在的理由，共产国家也必须是黩武的。没有一个国家会比共产国家更崇尚暴力，尤其是军队的武力。实行黩武主义是新阶级在国内的根本之图，它所产生的力量，是新阶级的生存、力量与特权之所系。”
*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盗窃及滥用款项的事情无法避免。盗窃‘国家财产’的原因，并非仅由于穷困，乃是由于共产国家内的财产并不属于任何人。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被变成无价值，从而造成盗窃和浪费的适宜环境。最大的浪费甚至还无法看见。那就是人力的浪费。千百万人在不感兴趣的心情下所从事的迟缓而无生产力的工作，及对于从事非‘社会主义’工作的防止，其所发生的庞大的、可以计算而不可见的浪费，乃是任何共产政权所无法避免的。”
* “举例言之，南斯拉夫绝无检查制度。但控制思想是以这种间接方法执行的：即共党党员在出版业、艺术家协会、杂志、报社等机构内，将每一件他们认为‘可疑的’事物提供给有关当局。检查制度，或者更恰当地说自我检查的制度，即在这种气氛中产生。即使共党党员可能要贯彻某种事情，他们或其他知识份子必须对他们本身实施的自我检查制度，也将迫使他们掩蔽每件事情的真相并提出无价值而曲意求宠的建议。但这却被认为进步，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而非官僚政治的专制。”
* “当代共产主义是现代极权主义的一种类型，这项理论不仅是流布最广的，而且也是最正确的。但是，‘现代极权主义’这个名词的实际含义如何，知道的人并不多。当代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类极权主义：它具有三项基本要素以控制人民，第一是权力；其次是所有权；第三是思想。这些因素被唯一的政党，一个新阶级所垄断；而目前则被该党或该阶级的寡头们所独有。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极权制度，甚至现代的包括在内能同时将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把人民控制到这种程度。”
* “共产主义肇始于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含有共产主义的极权和垄断性质。现在我们可以确切认定，在共产主义控制人民这一点上，思想已不再占据重要地位。共产主义作为思想的那一阶段大部已成过去。共产主义能向世界显露的新思想、新理论已经不多了，而对于其他两个因素，权势和所有权则不能这样说。”
* “迄今为止，存在最久和发展最完备的苏维埃共产主义，已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他型式取得政权的共产主义多少也如此（中共例外，它在主要上仍停留在第二个阶段。- 目前也可能已在第三阶段了 – 本文作者）。这三个阶段是：革命的、教条的、和非教条的共产主义。大致说来，这三个阶段各自的主要口号、目标和代表人物是：革命、或权力的篡夺 - 列宁。‘社会主义’、或制度的建立 - 史达林。‘合法’、或制度的稳定 – ‘集体领导’。”
──《观察》首发(http://www.dajiyuan.com)
吴弘达：重读“新阶级”
作者：吴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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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20日讯】“新阶级：共产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是吉拉斯（Milovan Djilas）在狱中写成后1957年偷运去纽约发表的。中文版首先由台湾中央日报社彭歌先生翻译，1979年再版，译文不很理想。但我还没有见到别的中文译本。相信中共极可能也翻译了，当然不会公开发行，如同1955年赫鲁雪夫关于史达林的秘密报告中共早就翻译成中文，只是在中共极小的范围内传阅。
近几年，断断续续又读了两遍“新阶级”一书，很有收获，很有感触。我希望凡关心中国前途的各方人士都来读一读，对自己的思想及知识、及分析目前中国的情形、趋势及前景，一定会有所启发及帮助。吉拉斯并不是看水晶球的预言家，但是，看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今天，与五十年前他的分析有多少差别？
吉拉斯于一九一一年出生，十八岁在大学主修法律。在大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左派学生政治活动的领袖，他因组织示威、反抗王室于一九三三年被判刑三年。
一九三七年结识了铁托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总书记）在一九四零年的党代表大会中，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进入权力核心。
第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德军占领了南斯拉夫，吉拉斯的父亲、两个兄弟、两个妹妹都参加抵抗运动遭杀害。吉拉斯任职“民族解放军”参谋本部，并入选“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席团。一九四四年以军事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前往莫斯科会见了史达林。
到了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与苏俄关系恶化，退出共产国际组织的共产情报局。吉拉斯坚定地支持铁托与史达林决裂。
一九五三年一月，铁托是南斯拉夫总统，吉拉斯被任为四个副总统之一。同年十二月，他在本区的选举中得到百分之九十九点八的选票，随即被推为联邦人民大会的议长，声势之盛，真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很多人都认为他是铁托心目中选定的“接班人”。可是议长的职务还没来得及就职，吉拉斯却因言得祸，于一九五四年一月被南共中央罢黜，免去党内一切职务。
吉拉斯的失势主要是因为他主张自由化，建议放宽党的纪律，并一再攻击当权派的官僚作风，铁托认为他的放言高论，是因为他出国次数太多，“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恶劣影响所致。”
吉拉斯于一九五四年四月缴还党证，自以为是自由之身可以接受外国记者的访问，因而被捕；不久开释，南共当局准许他仍住在贝尔格莱德，一直被警方监视，形同软禁。
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爆发反共抗暴事件，吉拉斯在那年十一月十九日纽约出版的周刊“新领袖”上，发表“东欧大风暴”一文，赞扬匈牙利革命“是共产主义逐步走上末路的开端。”为了这篇文章，他再度被捕，判刑三年。最讽刺的是，他被关进去的牢房，也正是一九三三年他以左派学生领袖身份判刑时住过的同一个牢房。
在狱中，他埋头著述，完成了两本书，其中之一就是“新阶级：共产制度的分析”同年十一月吉拉斯在一次秘密审判中又被判刑七年。
吉拉斯的前半身献身于共产革命，后半生则又集中心力于反共的理论斗争。吉拉斯曾自谓，“我曾走遍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全过程，从权力阶梯的最低级到最高级，从地方到全国以至国际政坛。我亲自参与了一个真正共产党的成立，组织了革命，建立了所谓的社会主义。”
“新阶级”是吉拉斯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代表他的主要思想与主张。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讨论共产主义的起源，革命的性质，新阶级的出现，一党专政，经济上的教条主义，共党控制思想的暴政，目标与手段，共产主义的本质，国家共产主义，和当前的世界等问题。他谴责由共党贵族所组成的“新阶级”，指出已经取代了昔日的地主与资本家的剥削阶级，而成为享有特权、专断控制的新剥削者。
现在摘录一些语录供读者参考。
* “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差不多已经荡然无存了。在西方，它已经死亡或奄奄一息；在东方，它们之所以能残留着，是为了用于稳固其权力、支持其暴政并侵害人类的理性。”
“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在东方虽已被放弃，可是它形成的教条，其力量却在增加中；它并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新的政权，一个新的经济与社会制度。”
* “马克思所做的具体预测（对资本主义），已经证明为不确。同样，列宁之预期在独裁政治控制下可以建立起一个自由或无阶级社会，更为不经之谈。”
* “当共产革命在不同情形下及使用国家强迫手段下，完成了西方国家利用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制度所完成的同样事物后，它只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革命。革命胜利中所建立起的各种关系，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因为新政权更负责管理政治、劳工及其他关系；更重要的一点是它还负责分配全国收入和利益，分配那些实际上已经变成国有财产的各项物质，从这一点更可证实共产国家内各种关系的特性。”
* “这个阶级（新的共产革命阶级）也正和以前的那些阶级一样，相信它的权力的建立，将可为所有人类带来快乐和自由，这一点是易于了解的。新阶级和其他阶级间的唯一区别是，新阶级对于其幻想之迟迟未能实现，都以粗暴的方式来处理。它的权力较历史上以前所有任何其他阶级更为完备，它的阶级幻想和成见也因之更大。这个新阶级就是官僚，或者更准确的说，就是政治官僚，它除了具有它本身的若干新特点之外，还具有以前旧阶级的所有特点。”
* “新阶级视全国的资产为己有，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或‘国家的’财产等名词，不过是法律上的空洞字眼而已。新阶级认为，凡对其绝对权威稍有冒犯，即是破坏其所有权。因此，新阶级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目的就在保障其‘社会主义的’所有主之地位。批评新阶级对财产的独占，足以使新阶级发生失去权势的恐慌，新阶级对于批评与要求之敏感，是他们的统治与行使权力的态度造成的。”
* “当新阶级在革命中大获全胜时，其控制手段却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最可耻的一页。人们一面会为其成功感到惊异，一面又会为其使用的手段感到羞耻。”
* “新阶级终有一日会被历史所淘汰，是时，人们将不致为它的凋落而有丝毫伤感。一切都是咎由自取，它是命中注定要失败与遭受可耻的毁灭的。”
* “共产党的权力机构虽然造成最精妙的暴政和最残暴的剥削，但也许是我们能想像得到的最简单的一种。这种机构之所以简单，是因为只有共产党一党是所有政治、经济与思想活动的中枢。整个公众生活或陷于停顿中，或为党的政策所左右。”
* “各阶级和大众都是无权的，只有共产党假借他们的名义在行使大权。任何一个政党包括最民主的政党，党内占主要地位的领袖都能做到把党的权力当为自己的权力的地步。‘无产阶级的独裁’势必演变为领袖的独裁。它是党的权力的开始，在最佳情形下，则变为党的权力。在这种形式的极权政府中，无产阶级独裁乃是寡头政治的少数执政者擅权的理论根据，至多只是其思想上的假面具。”
* “权力是共产主义和每一真正的共产党徒的基本目的和手段。共产党对权力的贪梦是没有厌足和无法抗拒的。争夺权力而胜利是至神至圣的事，如若失败则属莫大的耻辱。”
* “（进行共产主义事业），滥用权力和酷爱权力是不可避免的。腐化同样也是难免的。这是一种特别形式的腐化，它是由于政府只操于一个政治集团之手以及政府是所有特权的泉源的事实所引起。……政府、党与国家不分，并且实际上掌握着一切资产，使共产国家必然产生特权和寄生作用，成为一个本身必然腐化的国家。”
* “共产制度既然是以管理为基础，所以必然是一种具有严格层次组织的官僚政治。关系重大的国家大事每每在一次亲密的晚餐席上，在狩猎之时或在二三人的谈话中便作决定。党的讨论会，政府的会议和议会除作传声筒并发表宣言之外，别无作用。这种会议只是用来通过业已被决定的事情。”
* “由于共产国家是靠军队和暴力而建立的，由于它经常与人民对立，所以即使没有外在的理由，共产国家也必须是黩武的。没有一个国家会比共产国家更崇尚暴力，尤其是军队的武力。实行黩武主义是新阶级在国内的根本之图，它所产生的力量，是新阶级的生存、力量与特权之所系。”
*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盗窃及滥用款项的事情无法避免。盗窃‘国家财产’的原因，并非仅由于穷困，乃是由于共产国家内的财产并不属于任何人。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被变成无价值，从而造成盗窃和浪费的适宜环境。最大的浪费甚至还无法看见。那就是人力的浪费。千百万人在不感兴趣的心情下所从事的迟缓而无生产力的工作，及对于从事非‘社会主义’工作的防止，其所发生的庞大的、可以计算而不可见的浪费，乃是任何共产政权所无法避免的。”
* “举例言之，南斯拉夫绝无检查制度。但控制思想是以这种间接方法执行的：即共党党员在出版业、艺术家协会、杂志、报社等机构内，将每一件他们认为‘可疑的’事物提供给有关当局。检查制度，或者更恰当地说自我检查的制度，即在这种气氛中产生。即使共党党员可能要贯彻某种事情，他们或其他知识份子必须对他们本身实施的自我检查制度，也将迫使他们掩蔽每件事情的真相并提出无价值而曲意求宠的建议。但这却被认为进步，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而非官僚政治的专制。”
* “当代共产主义是现代极权主义的一种类型，这项理论不仅是流布最广的，而且也是最正确的。但是，‘现代极权主义’这个名词的实际含义如何，知道的人并不多。当代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类极权主义：它具有三项基本要素以控制人民，第一是权力；其次是所有权；第三是思想。这些因素被唯一的政党，一个新阶级所垄断；而目前则被该党或该阶级的寡头们所独有。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极权制度，甚至现代的包括在内能同时将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把人民控制到这种程度。”
* “共产主义肇始于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含有共产主义的极权和垄断性质。现在我们可以确切认定，在共产主义控制人民这一点上，思想已不再占据重要地位。共产主义作为思想的那一阶段大部已成过去。共产主义能向世界显露的新思想、新理论已经不多了，而对于其他两个因素，权势和所有权则不能这样说。”
* “迄今为止，存在最久和发展最完备的苏维埃共产主义，已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他型式取得政权的共产主义多少也如此（中共例外，它在主要上仍停留在第二个阶段。- 目前也可能已在第三阶段了 – 本文作者）。这三个阶段是：革命的、教条的、和非教条的共产主义。大致说来，这三个阶段各自的主要口号、目标和代表人物是：革命、或权力的篡夺 - 列宁。‘社会主义’、或制度的建立 - 史达林。‘合法’、或制度的稳定 – ‘集体领导’。”
──《观察》首发(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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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04
吉拉斯论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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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吉拉斯在《新阶级》指出：思想专制就是只允许一种思想传播，而其他思想都是他排斥的对象。为什么一定要排他？吉拉斯用一个普遍性的说法答道“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或意见都企图把它自己说为唯一正确而完美的理论。人类思想的本性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不承认同时代人们思想里的任何科学及进步的社会主义的价值，常常一古脑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科学’；这样一来，一切认真的讨论和研究都被他们预先阻止了。”
马克思与恩格斯这种特别狭隘及排他的观点，被后来的共产主义者抽出这样的观点：“假如一个人被发现属于政治上的一个敌对阵营的话，那么，他的一切其他方面的目标或工作就都应该加以反对或抹杀。”即“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结果，“马克思、恩格斯两人进行本身的工作，并不了解同时代的许多最重要的思想，也轻视他们同一个运动内部所有与他们相反的意见。”
列宁直接说：“就全部历史说来，唯物主义是一贯进步的，而唯心主义则是反动的。这样说不仅是片面的与错误的，而且它又把马克思的排他性加强了。”缺乏历史哲学锻炼的列宁“把形式和方法同内容以及科学发现都混为一谈”；事实上“只要一个人在他的思想上是唯心主义者，就已经足够使列宁把他的真价值以及他的发现的价值完全抹杀。”显然，列宁“把他政治上的不容异说实际上扩展到全部人类思想史的范围了。”
很明显，斯大林“发展”了列宁的理论，“可是他缺乏列宁的学识，也没有列宁深刻”。“凡与他的需要及观点不合的，他可以一律宣布为‘敌对的’，而且加以禁止。”
相对于斯大林相比，斯大林的信徒们“缺乏斯大林本人那种粗鲁的内在凝聚力，而且也缺乏他那种武断的权力与信心。”这些人为官僚政治的现实所束缚，不会产生什么创新的制度与观点，“那么他们唯一的本领就是窒息任何新事物的创造，或使之变为不可能。”
“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则这个基本论点是所有***人都不得不采取的立场，这就必然要在实际上引起在一切知识活动领域里的专制。”照这样下去自然科学的研究者们必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科学家们也只好采取了机会主义及妥协的办法。”自然科学家尚且如此，其他各种知识分子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吉拉斯引述了杜契奇《忧患与安详》的文字：“当他（马丁路德）宣布着他在解放人们精神人格的时候，实际上，他却在把人的世俗人格降低到最黑暗的奴役状态。他使人迷乱，而且也没有以任何方式为生活带来光明。他改变了很多东西，但一无所成，毫无贡献。”吉拉斯发现当代共产主义具有“英国克伦威尔统治下的那些清教徒们的教条式的排它因素，以及法国雅各宾党人所表现的政治上不容异说的因素。”但不等于说他们是完全一致的，“清教徒绝对相信圣经，而***人则相信科学。”科学要打一个问号，再有就是其他宗教没有***的这样全面的、绝对的权力。***人理想建设的所谓共产主义到头来“只为了他们自己”。
苏联“并没有获得任何伟大的现代科学发明，仅就这点而论，苏联还可能不及沙皇时代的俄国，那时候，虽然在技术上极为落后，但确有许多划时代的科学发现。”造成这样是因为“使发明工作变得更为困难的是迫使人们相信官方的见解，即马克思主义或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知识及其他活动的领域里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在苏联，从来没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家没有碰到过政治上的麻烦。这有很多的原因，但有一种原因是因为与官方的路线相对立。”吉拉斯认为“虽然共产主义制度相对地阻碍科学的发展，但它们却绝对地阻碍任何知识的进步及发现。这个制度以一个派别哲学的排他性为根据，显然是反哲学的。在这个制度里面，从来没有产生过，也不可能产生出一个思想家，特别是一个社会思想家。
相对于自然科学，在人文领域受到更为严重的打击与专制，这主要表现在：1）“在所有科学部门和所有思想中，社会科学以及对于许多社会问题的考虑往往遭到最坏的命运；它们很难生存下去。只要它是社会问题，它的每一部分都必须依照马克思及列宁的理论，或依照领袖们所垄断的理论来解说。”2）“历史，特别是关于它自己——即共产主义的——这个时期的历史，是不实在的。史实的随意删略与假造，不独是被允许的，而且也是普遍的现象。”3）“人民的知识被没收了。”所有的一切都被他们用“一个划一的尺度”衡量过去与现在，并分为“进步的”与“反动的”两大类。4）“窒息艺术的基本方法有两种，一是对于艺术的知识与理想主义方面的反对，一是阻止艺术形式的改革”这点在苏联的斯大林时代表现的很突出，“就是除了斯大林自己所喜欢的以外，其他的一切艺术形式都被禁止。” 5）“任何新的思想或观念，都要先在内容方面检查一番，批准或不批准，然后再装到一个无害的框子里去。”吉拉斯认为“一件艺术品，在它本质上，通常就是对于某一特种情势或对某一特种关系的批评。因此，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任何艺术的创作，如想以实际题材为基础，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只有对于某一特种情势的称颂，或对现制度反对者的批评，是被允许的。在这些条件下，艺术是不会有什么价值的。”
吉拉斯指出：“作为一个以科学名义仇视思想的敌人，作为一个以民主名义反对自由的敌人，***的寡头集团所能完成的，不过是人类心灵之完全腐化而已。”在其他制度下，无论资本家还是贵族都要供养科学家与艺术家，“因而既帮助了他们，却也腐化了他们。”但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腐化是国家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门。”这种腐化，在吉拉斯看来“共产主义制度就是窒息并压制任何它自己不同意的求知活动；那就是说，窒息并压制一切深刻的及富于创造性的西。而在另一方面，凡是它以为有利于‘社会主义’也即共产主义制度本身的东西，它都要加以奖励，而实际上也就是以收买的方法去腐化。”
吉拉斯认为“***人知道，不管是在理论上或实践上，他们是同其他阶级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因此，他们得对其他阶级和具有其他意识形态的人加以迫害和清除。他们不只对实际存在的反对者并且还对未来可能的反对者作战。”“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在革命早已过去以后，还在继续使用恐怖主义的压制手段。有时，这些手段变得更加完整，并且比革命时期中用得更广泛。”吉拉斯总结说：“历史也许可以原谅***所犯的许多罪过，并承认他们有时确是被迫采取许多残暴的行为的，由于环境的关系或是由于保卫他们本身存在的关系。不过，***对于各种不同思想的窒息，以及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私人利益对思想所采取的专横的垄断，这些罪行，将把***人钉在历史上耻……
1969年吉拉斯在他的《不完美的社会》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成了一种禁锢人类思想的意识形态。吉拉斯称恩格斯是将马克思的思想教条化的第一人，紧接着是列宁，“由于劳动者并不一定接受革命的社会主义”，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向无产阶级“灌输”革命理论的工具；最后是斯大林，他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控制人类思想的“专制武器”。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将不复存在。
2008-08-04
吉拉斯论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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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吉拉斯在《新阶级》指出：思想专制就是只允许一种思想传播，而其他思想都是他排斥的对象。为什么一定要排他？吉拉斯用一个普遍性的说法答道“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或意见都企图把它自己说为唯一正确而完美的理论。人类思想的本性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不承认同时代人们思想里的任何科学及进步的社会主义的价值，常常一古脑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科学’；这样一来，一切认真的讨论和研究都被他们预先阻止了。”
马克思与恩格斯这种特别狭隘及排他的观点，被后来的共产主义者抽出这样的观点：“假如一个人被发现属于政治上的一个敌对阵营的话，那么，他的一切其他方面的目标或工作就都应该加以反对或抹杀。”即“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结果，“马克思、恩格斯两人进行本身的工作，并不了解同时代的许多最重要的思想，也轻视他们同一个运动内部所有与他们相反的意见。”
列宁直接说：“就全部历史说来，唯物主义是一贯进步的，而唯心主义则是反动的。这样说不仅是片面的与错误的，而且它又把马克思的排他性加强了。”缺乏历史哲学锻炼的列宁“把形式和方法同内容以及科学发现都混为一谈”；事实上“只要一个人在他的思想上是唯心主义者，就已经足够使列宁把他的真价值以及他的发现的价值完全抹杀。”显然，列宁“把他政治上的不容异说实际上扩展到全部人类思想史的范围了。”
很明显，斯大林“发展”了列宁的理论，“可是他缺乏列宁的学识，也没有列宁深刻”。“凡与他的需要及观点不合的，他可以一律宣布为‘敌对的’，而且加以禁止。”
相对于斯大林相比，斯大林的信徒们“缺乏斯大林本人那种粗鲁的内在凝聚力，而且也缺乏他那种武断的权力与信心。”这些人为官僚政治的现实所束缚，不会产生什么创新的制度与观点，“那么他们唯一的本领就是窒息任何新事物的创造，或使之变为不可能。”
“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则这个基本论点是所有***人都不得不采取的立场，这就必然要在实际上引起在一切知识活动领域里的专制。”照这样下去自然科学的研究者们必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科学家们也只好采取了机会主义及妥协的办法。”自然科学家尚且如此，其他各种知识分子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吉拉斯引述了杜契奇《忧患与安详》的文字：“当他（马丁路德）宣布着他在解放人们精神人格的时候，实际上，他却在把人的世俗人格降低到最黑暗的奴役状态。他使人迷乱，而且也没有以任何方式为生活带来光明。他改变了很多东西，但一无所成，毫无贡献。”吉拉斯发现当代共产主义具有“英国克伦威尔统治下的那些清教徒们的教条式的排它因素，以及法国雅各宾党人所表现的政治上不容异说的因素。”但不等于说他们是完全一致的，“清教徒绝对相信圣经，而***人则相信科学。”科学要打一个问号，再有就是其他宗教没有***的这样全面的、绝对的权力。***人理想建设的所谓共产主义到头来“只为了他们自己”。
苏联“并没有获得任何伟大的现代科学发明，仅就这点而论，苏联还可能不及沙皇时代的俄国，那时候，虽然在技术上极为落后，但确有许多划时代的科学发现。”造成这样是因为“使发明工作变得更为困难的是迫使人们相信官方的见解，即马克思主义或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知识及其他活动的领域里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在苏联，从来没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家没有碰到过政治上的麻烦。这有很多的原因，但有一种原因是因为与官方的路线相对立。”吉拉斯认为“虽然共产主义制度相对地阻碍科学的发展，但它们却绝对地阻碍任何知识的进步及发现。这个制度以一个派别哲学的排他性为根据，显然是反哲学的。在这个制度里面，从来没有产生过，也不可能产生出一个思想家，特别是一个社会思想家。
相对于自然科学，在人文领域受到更为严重的打击与专制，这主要表现在：1）“在所有科学部门和所有思想中，社会科学以及对于许多社会问题的考虑往往遭到最坏的命运；它们很难生存下去。只要它是社会问题，它的每一部分都必须依照马克思及列宁的理论，或依照领袖们所垄断的理论来解说。”2）“历史，特别是关于它自己——即共产主义的——这个时期的历史，是不实在的。史实的随意删略与假造，不独是被允许的，而且也是普遍的现象。”3）“人民的知识被没收了。”所有的一切都被他们用“一个划一的尺度”衡量过去与现在，并分为“进步的”与“反动的”两大类。4）“窒息艺术的基本方法有两种，一是对于艺术的知识与理想主义方面的反对，一是阻止艺术形式的改革”这点在苏联的斯大林时代表现的很突出，“就是除了斯大林自己所喜欢的以外，其他的一切艺术形式都被禁止。” 5）“任何新的思想或观念，都要先在内容方面检查一番，批准或不批准，然后再装到一个无害的框子里去。”吉拉斯认为“一件艺术品，在它本质上，通常就是对于某一特种情势或对某一特种关系的批评。因此，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任何艺术的创作，如想以实际题材为基础，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只有对于某一特种情势的称颂，或对现制度反对者的批评，是被允许的。在这些条件下，艺术是不会有什么价值的。”
吉拉斯指出：“作为一个以科学名义仇视思想的敌人，作为一个以民主名义反对自由的敌人，***的寡头集团所能完成的，不过是人类心灵之完全腐化而已。”在其他制度下，无论资本家还是贵族都要供养科学家与艺术家，“因而既帮助了他们，却也腐化了他们。”但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腐化是国家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门。”这种腐化，在吉拉斯看来“共产主义制度就是窒息并压制任何它自己不同意的求知活动；那就是说，窒息并压制一切深刻的及富于创造性的西。而在另一方面，凡是它以为有利于‘社会主义’也即共产主义制度本身的东西，它都要加以奖励，而实际上也就是以收买的方法去腐化。”
吉拉斯认为“***人知道，不管是在理论上或实践上，他们是同其他阶级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因此，他们得对其他阶级和具有其他意识形态的人加以迫害和清除。他们不只对实际存在的反对者并且还对未来可能的反对者作战。”“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在革命早已过去以后，还在继续使用恐怖主义的压制手段。有时，这些手段变得更加完整，并且比革命时期中用得更广泛。”吉拉斯总结说：“历史也许可以原谅***所犯的许多罪过，并承认他们有时确是被迫采取许多残暴的行为的，由于环境的关系或是由于保卫他们本身存在的关系。不过，***对于各种不同思想的窒息，以及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私人利益对思想所采取的专横的垄断，这些罪行，将把***人钉在历史上耻……
1969年吉拉斯在他的《不完美的社会》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成了一种禁锢人类思想的意识形态。吉拉斯称恩格斯是将马克思的思想教条化的第一人，紧接着是列宁，“由于劳动者并不一定接受革命的社会主义”，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向无产阶级“灌输”革命理论的工具；最后是斯大林，他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控制人类思想的“专制武器”。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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