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登於《文訊》，475期，「劇透：臺灣當代原創舞臺劇本的生成與發展」專輯，2025年5月號，32-34頁。】

焦桐在《台灣戰後初期的戲劇》書中的最後一章，羅列了一份從1946年至1986年的台灣戲劇書目[1]，去除影視、翻譯及盜版圖書之外，該書目所收錄的主要兩大類別為劇本和論述，而其中至少有436本被歸類為「話劇」劇本，有些甚至於是劇本集，若再加上少許歌仔戲、平劇、詩劇、歌劇、廣播劇、兒童劇的劇本，劇本實際出版的數量肯定多過於此，實際演出的數量那就更不用說了。

焦桐提到「這些劇本多是藝術價值很低的反共抗俄劇或政令宣傳劇」[2]，倘若從劇本名稱來看，當時劇名多半都有「題目正名」的直白或隱喻意味，多少能夠從中想見劇情內容、寓意及「教訓」（諸如道德教訓、政治教訓、歷史教訓、意識形態教訓等），也衍生了許多家庭倫理劇、道德諷諭劇、警世教化劇、歷史劇、「擬寫實」時代劇[3]等。

在那漫長歷經創作主題受限的時代氛圍裡，仍有幾些星火在閃爍著。在李曼瑰的推動之下，1960年代至1970年代，陸續有「小劇場運動」（本質、內涵及目的，均相異於1980年代解嚴前後的「小劇場運動」）、「中國話劇欣賞演出委員會」、「中國戲劇藝術中心」、「三一劇藝社」、青年劇展、世界劇展、兒童劇展、宗教劇運、婦女劇運、華僑劇運等演出活動與機構在推展著；其中，由李曼瑰、劉碩夫主編，中國戲劇藝術中心出版的「中華戲劇集」共十輯（1970），收錄刊行六十種劇本，涵蓋了話劇、兒童劇、獨幕劇等，可說是在「復興崗翻譯叢書」（1960年代）、「淡江西洋現代戲劇譯叢」（1970年代）兩套「由大專校院所主導的翻印／翻譯〔西方劇本〕計畫」[4]之外[5]，最具代表性的國人創作劇本叢書，裡頭有些劇本在當時的搬演程度還蠻高的。

從焦桐所列的書目，可以發現1970年代中後期起，戲劇論述的書種增加，主題也逐漸變得多樣化起來，這和台灣現代戲劇的發展變遷有所呼應。尤其在基督教藝術團契、耕莘實驗劇團（後改名為蘭陵劇坊）、五屆實驗劇展（1980-1984）、解嚴（1987）前後興起的小劇場運動等，大大地擾動了戲劇創作的慣性與模式，不見得是一人嘔心瀝血獨立創作，也可能是集體即興，主題內容不再那麼聲嘶力竭、裝腔作態地喊著反共抗俄，增添了幾分此時此刻的本土關懷，戲劇人物也比較像個人，而非只是意識型態與八股語言的芻偶。總有人說，1980年代小劇場有去文本、反文學的傾向，我嘗想當年如果將五屆實驗劇展的原創劇本，像「中華戲劇集」那樣系列地出版，至少可有三十齣左右的作品被保留下來，看法可能就會有點不一樣，至少可以有「本」可研讀，有「劇」可「重看」（腦中想像、紙上重繪、後世重製）。

比較接近的出版計畫，是汪其楣曾在1993年至2004年期間，所參與策劃、主編的「戲劇交流道」（1993）、「現代戲劇集」（1995）、「國民文選叢書：戲劇卷」（2004），這三套劇本叢書，總計超過五十個劇本被出版；若再加上在此之前，由余光中總編、黃美序主編的「中華現代文學大系：戲劇卷」（1989），收錄了十位現代戲劇作家的作品。總計前後十五年，透過不同的出資者、出版單位、策畫、主編、入選作家及（應該超過六十齣）作品，展現解嚴後的劇場多聲道，群策群力的能見度，大過於單行本的勢單力孤，劇本也走出（擬／假）寫實的因果（單線）敘事模式，有了更多樣的形式面貌，譬如荒謬劇、象徵劇、雙面舞台、敘述劇、多短景片段、詩化散文劇、戶外環境劇等。

劇本創作公開發表的形式，除了演出與出版之外，1980年代以降，舞台劇本獎也是一個劇本曝光的平台，從官方舉辦的教育部文藝創作舞臺劇劇本獎、文建會舞台劇本創作獎、台北文學獎舞台劇本獎、台灣文學獎劇本獎，再到近年備受注目由國立中央大學及臺灣戲劇暨表演產業研究學會主辦的全球泛華青年劇本創作競賽，獲獎作品除了劇本被正式刊登、出版，台北文學獎舞台劇本獎首創發給演出製作獎金制度，最高可核發到30萬元[6]；另外，全球泛華對得獎作品則後續安排戲劇顧問諮詢、讀劇演出製作團隊、公開讀劇、電子書出版等，讓劇本可以即刻獲得專業的曝光機會。

近年方興未艾的讀劇活動，不但形式多元，幾乎已經近乎於「準演出」狀態，經常可見「演讀」、「讀演」、「讀劇試演」、「音樂劇讀劇加唱」等字眼與活動訊息，充斥各大小演出空間，甚至擴延到非劇場空間（如咖啡廳、書店），吸引了許多年輕、新銳的編劇投入創作行列，譬如阮劇團的「劇本農場」、牯嶺街小劇場的「為你朗讀」。讀劇活動的觀眾回饋，不僅加強創作與閱聽者的雙向互動，也能刺激編劇做更細緻、周延的修訂；很明顯地，劇本做為一個文本，早就從過往的狹窄封閉，轉而變身為如今的兼容開放，編劇要具備更多的溝通、協商、辯護、抉擇、調校等視野與能力，文字寫作與文學根柢只是基礎，更重要的是劇場性的有機彈性與實踐思維。

去年更出現了「序場劇本發展中心」，「以培植臺灣劇作、孵育戲劇人才、推廣臺灣文化為目標，以孵化、培力、構作、翻譯、交流為五大執行方向」[7]，在劇本需求量大增、人才培育不易、全球化互動頻繁、後疫情的當下，該中心的成立、目標與作為，可謂完全呼應了台灣當代戲劇創作的脈動，甚至綜整了劇本創作的發展可能性，值得持續密切關注。

總的來看，戰後台灣戲劇創作的樣態變化，大致是從封閉到開放的，從獨力的到協作的，從脫離現實到回應現實，其間的漸變因素，不脫藝文政策、資源豐儉、機制平台、人才培育、市場需求、跨域互動等面向，目前基本上呈現百花齊放；惟需要提醒的是創作者的人文深度與視野高廣，周遭環境越紛雜，各種訊息越巨量，創作者要更能沉穩定靜。這是我擔任諸多劇本徵獎評審的懇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