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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22 18:33:10于善祿

婦女勞動者的劇場行動詩——石岡媽媽劇團《梨花心地》

時間:2021312日,周五19:30

地點:寶藏巖藝術村山城廣場

 

這些年若有機會造訪中部縣市,偶爾會途經「九二一大地震」的災害地點或紀念園區,有些保留了地震發生後的危樓傾屋與斷垣殘壁,有的則已經重建得不見災害的痕跡,只留下一些紀念碑石、說明牌或公共雕塑,藉由文字、抽象造型藝術或優美的景區風光,試圖讓到此一遊的旅人撫今思昔,感嘆無常,戒懼自然力量的巨大與人類的渺小;至於那些只是四處拍照打卡、吃吃喝喝的人群,熙熙攘攘,或許帶來了一點觀光經濟,沖散了一些憂思之情。而真正將地震的傷痕烙印在身體與記憶深處的,永遠是親歷震災的人們,如何心靈重建與情感修補,這條路可能是漫長的,也許好幾年,也許一輩子,也許一、兩個世代,阿潑在《日常的中斷:人類學家眼中的災後報告書》(八旗文化,2018)中,有許多更為細膩的持續追蹤與反思(針對三一一日本東北地震、九二一大地震、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南亞大海嘯等),在此不贅。

 

九二一大地震之後,接受過差事劇團的心靈重建戲劇工作坊的石岡媽媽們,成立劇團至今已屆二十年,由於必須兼顧家庭與工作,她們清楚地自我界定為業餘劇團,持續在鍾喬、李秀珣、李哲宇等人的帶領、輔助之下,接觸戲劇表演,並與新加坡學者梁培琳的「益身計畫」合作。戲劇之外的媽媽們,精心栽種「月姬梨」(取兩位團員姓名中各一字,組合而成)、合夥經營咖啡店,同時還為了捍衛家園及果園,而持續地與公部門抗爭,她們從震災中重生,卻仍須遭受人為行政的顢頇對待;而如此堅毅的生存韌度,甚至還被框囿在傳統社會、家庭對於女性的諸般期待與要求,在《梨花心地》的演出之中,左舞台一度還落下所謂「賢妻良母」的婦道守則訓條,好像春聯般地寫了六、七句。

 

由團長楊珍珍所飾演的新嫁娘,身穿白紗襯裙,舉著雙手,空抱胸前,面無表情,兀自地在左舞台、婦道守訓字聯前,像音樂盒機器娃娃一樣,不斷地、緩慢地原地轉圈,儼然是新婚毫無喜悅,繁瑣的家務令其忙得團團轉,對於家庭、生活、夢想等,已然完全抽空,活似具傀儡般。在如此表現的身體意象背後,當然有其深刻的批判力道。最後,她一句一句唸出鏗鏘有力的詩句,既描述著石岡婦女的日常,也控訴著現實的殘酷與試煉,但仍壓抑不住那來自「梨花心地」的汨汨涓流,夾雜著憤懣、激昂、自信,且糾集召喚了所有參與演出的團員,直視觀眾,直面人生,說出心底真正的話語:在為人女、為人妻、為人母、為人嬤那麼多年之後,終於可以展現自己的另一面,做自己想做的事,毋須再屈就在社會、家庭與性別的框套之下。感人,有力量。

 

反差的畫面出現在演後座談,一名學者(我當然知道她是誰,姑隱其名)簡短地說了演出還不錯的場面話,隨即提到楊珍珍所念的詩句,認為在那樣的演出情境與角色設定等脈絡中,都不應該會說得出如此有文藝氣息的現代詩句。言下之意,她似乎認為像石岡媽媽們這樣的勞動婦女,寫不出也說不出如此格調的詩句。當下一聽,在我心底,我的下巴簡直掉到新店溪畔了吧!武斷、狹隘的小知識份子!我無言以對。聶魯達當年曾經說過,他是寫了很久之後,才知道他寫的是詩。他的詩來自生活,來自勞動,來自人民,來自土地;楊珍珍的那段詩句台詞,這次雖然是導演李秀珣邀請台北的一位女詩人寫的(她也至少到石岡體驗生活了兩、三個月),但事實上楊珍珍本身就是詩人,中文系科班,對於文字書寫表達,本就具有一定之能力,只是長年在家務勞動中,曾被沉潛了。

 

縱使有這麼多層次的壓迫結構,石岡媽媽們仍努力而有自信地活出自我。早期我曾經看過她們所演出的《記憶的月台》、《心中的河流》,也看過紀錄片《戲台頂的媽媽——差事劇團的另類重建》(還常在課堂上,播放給學生觀賞,他們每每受感動於戲劇對於心靈重建的奇妙力量);反倒是劇團成立之後,有些陸續發表的演出作品,甚至被邀請到學術交流場合,做觀摩演出,像這些我反倒就比較沒有機會或機緣看到了。等於我是看了早期與近期的演出,約莫有一種感覺,早期作品中所表現的對於地震的驚恐失措、哀傷無助,慢慢結痂、蛻變成心底記憶,甚至是重新找回自信、活出自我,這是我這次在看石岡媽媽劇團二十周年公演《梨花心地》最主要的觀察與感受,該劇團經常被譽為台灣最成功的社區劇團(沒有之一),由此或可見其一斑。

 

倘若用一句話來形容我這次所見的《梨花心地》,那將會是「婦女勞動者的劇場行動詩」,藉由一名離家的石岡女性返鄉回望故鄉與自我的轉變,期間展現採摘水梨的集體勞動、鄉里八卦,引出傳統婦女的持家規訓,交疊旋轉傀儡的形象,最後在慷慨的詩歌吟誦以及自我信心的確立中,完成結合了創傷、回憶、復健、療癒、反思、憤慨、堅定、韌性、自信等一系列的心理轉化,兼具生活、自然、勞動與詩意,有一種鮮明而強烈的樸拙之美,同時又有一種劇場轉化的現實批判與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