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前總統赴日參訪並受頒「後藤新平獎」，讓台灣社會有機會重新審視「後藤新平」除了「現代化台灣」之外的意義。


　　後藤是醫學博士，如果以日本本土對於其管理台灣的績效來論可說拿高分，他的「比目魚眼睛長在同一側，不同於赤鬃魚長在兩邊」的理論，讓他體悟生物是因為有其必要，才會發展成不同態勢，所以他統治台灣時，先進行「舊慣調查」，再制定適當的政策因應之。


　　後藤研究了台灣的民情後，針對台灣人三大特性：「驚死、愛錢、愛面子」分別提出了對策，依筆者之觀，分別是：「鴉片、彩券與獎狀」。


　　針對「驚死」後藤頒佈「匪徒刑罰令」鎮壓造反，並開放「長壽膏」的販賣與特許，在1906年，日人治台光是鴉片的收入，就佔經常歲入的17％。


　　針對「愛錢」，後藤根據其「生物學原則」，認為台灣人「射倖心強」，在1900年派宮尾舜治去南洋考察歐洲國家在亞洲殖民的手法，瞭解馬尼拉如何辦彩票後，隔年就在台灣提出法案要賣彩票，他向伊藤博文內閣提出草案後，被兩位大臣以「不啻是公辦賭博，違反法律」而反對，但他在三度提案時成功，1906年9月20日，台灣彩票的開賣，被日本史學界認為是「帝國領土內的破天荒之事」。　　

　　
　　總督府的彩票局長就是當年負責考察的宮尾舜治，他把彩票視為鴉片等專賣事業，把彩票批發權指定給台灣十七個儒紳以及八個日本人，各有其銷售區，再由他們賣給下游零售商，不過，接任兒玉的總督佐久間左馬太，隔年直接在東京宣布「無限中止彩票發行」，理由不一而足，最明顯的就是：在日本國內買賣彩票是違法的；就如同日本人的鴉片政策，台灣士紳可以賣，百姓可以吸，可是很抱歉，對於提供日本人吸食鴉片的台灣人，處死刑。


　　而針對「愛面子」，後藤成立了「饗老會」、「揚文會」，並授與文人「紳章」。這些攏絡文人的手段，往往可以對輿論造成影響。


　　筆者不會以「日本人」這個身分就否定其治台的功績，其實，彩券或鴉片的廢止也是許多居高位的日本人也使上力才竟功。就如同李登輝對他領取後藤新平獎的注解：「歷史還給歷史去研究」，筆者就以這幾段歷史，向李前總統「請教」。
　　　　　　　　　　　

後記
基本上,本文是上上篇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