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擱置政治改革，全力發展經濟，走臺灣、新加坡的模式。一方面加強沿海的基礎建設，並先後引進臺、港與世界各國的資金、技術，在全球化的商品體系中，扮演低價製造工廠的角色，切入全球產業供應鏈。

中共很清楚，經過反右、文革、六四，其政權的正當性只可能建立在經濟表現之上。摸著石頭過了三十年的河，發展出一套既違背社會主義，也不像資本主義，儒家價值又管不了的畸形威權政體。
中共抓牢搶桿、箝制思想，訴諸威權與民族主義，對內壓制異議，對外強調和平崛起，也的確能有效治理，並打造出若干足以與西方跨國企業相比的公司。

但是作者指出，資本主義並不是只有「利潤極大化」而已，它背後有一整套價值體系在支撐；航海大發現之後的貿易利益，需要有全球治理的公司經營，連帶發展了獨立的司法、金融體系，以及公民社會的權利義務。啟蒙理性進一步假設人人權利、機會平等，鼓勵個人求知、冒險、創造，孕育了多元價值。凡此種種，中國都有待發展。

但是，時間並不站在中國這一邊。中國的貿易出超、人民幣匯率不升值，已經引燃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敵意，中國本身也開始嚐到巨額外匯存底的苦果。

享受改革開放經濟果實的中產階級，權利意識開始抬頭；被改革列車遠遠甩在後頭的七億農民，如果無法默默承受，就只有起而抗議。

中共怕放了就亂，但是不放，民怨日積，而黨的權威日益低落，難保不出問題。尤其經過這波金融海嘯，出口受挫，經濟成長率大幅滑落，就業機會萎縮，失業大增，中共轉而擴大內需，但問題是沒有法律保障、社福措施闕如，難以刺激消費意願，種種問題正在醞釀、串連，這難道會是一場「超完美風暴」的「惡兆」？

作者簡介

台灣50 股票威爾．賀頓Will Hutton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畢業，修習社會學與經濟學，曾在英國廣播公司（BBC）、《觀察家報》（Observer）（擔任總編輯）、《衛報》媒體集團任職。2000年起擔任「」（Work Foundation）執行長，倫敦政經學院（LSE）教授，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布里斯托大學與牛津大學曼斯菲學院（Mansfield Comma金融交易網llege, Oxford）客座教授，著有The State We're In和The World We're In。本書是賀頓最新的著作。

譯者簡介

林添貴

國立台灣大學畢業，歷任企業及新聞媒體高階主管，現任財團法人台灣亞太發展基金會（Taiwan Foundation for Asia Pacific Development）執行長。譯作極豐，包括《蔣經國傳》、《裕仁天皇》、《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季辛吉大外交》（合譯）、《大棋盤》、《將門虎子》、《買通白宮》、《李潔明回憶錄》、《東方驚雷》、《黑社會之華人黑幫縱橫史》、《羅馬跨國企業》、《黑色絲路》等。

乍看之下，中國爆炸性的成長十分驚人；中國顯然將要橫掃擋在它面前的一切。從二○○○年以來，中國的固定投資已增加三倍，由四千億美元暴增到二○○六年預計有一兆三千億美元。同一時期其出口增加為五倍多，預計到二○○六年可達九千億美元。投資金額佔中國GDP近一半，是由中國的銀行貸放支撐其財務資金，二○○六年前五個月這類貸款較二○○五年同期增加近八成。出口貨品繼續大多由外資廠商製造。現在預估中國貿易順差在二○○六年可望達到一千五百億美元，比起二○○五年的一，○二○億美元，增幅驚人。外匯存底在二○○八年已經突破一兆九千億美元，但美國已宣布不預備讓中國蒐購它認為具戰略意義的資產，即使中國因貿易順差和外匯存底一再攀高，感受極大壓力必須買下美國資產，它也不准賣。美國可以逕自拒絕中國產品瘋狂湧入，也可以進行貿易戰，片面課徵高關稅，或是中止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所取得的優惠權。一旦如此，全球化將因其主帥的作法發生疑義。

我們必須佩服中國的繁榮：二○○六年前半年，中國經濟成長率仍維持在一一％年增率的高檔。同樣，我們也必須警戒，中國的成長沒法仗著銀行每年以增加近一倍的貸款給國有企業來點火、維持這種高檔數字。中國經濟成長愈是靠這種扭曲、矛盾的偏鋒，一旦情勢爆開來，問題就愈加不可收拾。誰敢想像，中國的投資額還要增加為三倍，到二○一二年達到四兆美元的規模，或者中國的出口在二○二○年之前會暴增到五兆美元？中國的企業或銀行獲利都沒好到那個地步，可以借貸足以支撐如此投資水平的資金規模；中國農村的儲蓄也不足以提供那麼大的資金奧援。中國的出口也不可能在二○一二年比出口巨擘德國高出三倍半。哪來那麼多船隻搬運這麼大量的商品？哪來的港埠集卸貨物？哪來的市場吸納它們？目前人民幣不升值，使中國出口競爭力強，但是它能不冒大幅、不穩定地增加貨幣供給之險，而該拒升值嗎？目前它已在中國各大都市造成資產價格的泡沫。

中國如果要制止失業率攀高，每年必須創造兩千四百萬個就業機會，而要達成此一目標，就必須假設過去一向奏效的經濟模式必須繼續成功，維持住近年的高成長率。我認為，中國已經陷入極大的兩難困境。它沒辦法以今天的模式繼續下去，遲早會跌回地面，只要銀行危機、或過度投資、供應過量等等，稍有風吹草動，恐怕就會崩盤。接下來的社會反應將激發政治危機，共產黨說不定會訴諸民族主義，對臺灣動武。但是，同樣艱難的是，要以更正常水平的投資與消費為基礎，加上充分參與知識經濟來調整中國的成長，就必須打造中國今天沒有的一種體制架構、一種福利制度和財產權，而且還要它們符合共產黨一黨專政的需求！

目前，共產黨已經走到改革的極限，沒有創造真正多元的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而且躊躇不前。例如，資本與勞動市場的改革已到了隨時會翻轉的節骨眼。中國企業所有的股票今天都可在證券市場上交易，但是黨仍要求國家持有的股份要享有特權，以便掌控企業的固定資產——因而創造出兩層的股市。下一個階段是讓所有的股東擁有同等的所有權，可是這將意謂到最後中國的企業可能都得真正私有化，屆時黨豈不就失去控制權？同時，在勞動市場上，工會得到權利可簽訂集體工資合同；下一個階段就是真正的集體談判，進而有了集體的工人自主獨立。在這兩個領域，就和其他許多領域一樣，黨可以遵循改革的邏輯，也可以試圖凍結改革，確保政治掌控。不論它走哪條路，中國都將面臨痙攣。

黨的領導人深深明白已經進退兩難。中共的重心還是鄧小平思想，堅信黨要取得正當性，只有做為經濟成功發展的領頭羊，這代表黨必須親市場、親全球化，向世界開放。但是，它愈來愈不穩定，保守派勢力日漸上升，急著要重振共產主義精神，紓緩農民貧困為優先要務，強化黨的管控，即使只賣國企少數股權給私人企業或外資，都不准。保守派勢力堅決反對對美國自由主義太過讓步，也對美國的意圖十分懷疑。胡錦濤已轉向保守派，黨愈來愈關切社會動亂猖獗、貪瀆成風，使得它在意識型態和政治正當性方面都出現危機。這是一個不再實踐革命的革命黨，也放棄了階級鬥爭。這些發展對它的道德性產生多大的衝擊，很難估計。沒有外來的究責力量使黨的幹部廉潔，對付貪瀆唯一的武器就是反貪腐運動——可是，領導反貪腐運動的幹部本身往往就是借權營私、有待檢肅的對象。黨的直覺是拔擢能依現有制度有所建樹的官員，而不是敢放手試驗永續改革的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