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大量摘錄自 報導者THE REPORTER 〈不讓爸爸被遺忘在和平島海霧裡：二二八後，困在生死兩端79年的外籍受難者家族〉，作者 阿潑  刊出日期 2026.02.28

https://www.twreporter.org/a/228-incidents-first-foreign-victim-aoyama-esaki

發生在79年前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社會至今未能癒合的傷口，當年捲入事件的受難者不僅無省籍之分，更無國籍之別，留給後代的痛楚與牽掛，卻是一致的。今年已83歲的青山惠昭，是個「灣生」，戰後隨母親返回沖繩娘家，父親卻在1947年的基隆失去了蹤跡。有將近半世紀的時間，他都無法了解，父親青山惠先究竟遭遇了什麼事？

經過漫長的研究、申請與行政訴訟後，青山惠先於2016年成為台灣官方第一位認定的二二八外籍受難者。這個認定，至今年，已滿10年。而這份遲來70年的法律認定，不僅回應了一個家庭的等待，也揭開二二八歷史中長期被忽視的角落──那些不屬於中華民國、沒有後代申請、甚至未曾留下姓名的受難者。就在青山惠先得到法律認定滿10年的今日（2026年2月28日），在這場跨越台灣、日本與沖繩的追尋裡，作為人子的青山惠昭想找回的，不只是父親最後的蹤影，還有名字被寫進歷史的權利。

太平洋戰爭開打後，受日本政府徵召參戰的青山惠先，在戰爭結束後返回故鄉，又為了尋找在基隆社寮島（和平島）生活的妻兒來到台灣，不料卻撞上「動亂」。沒有人確切知道青山惠先在基隆遭遇了什麼，只有與其同行的日本人小橋川長助見到他最後身影。他說，青山惠先跟船長的兒子一起被中國抓走了，恐怕被做掉了。

由於青山惠先長期處於失蹤狀態，沒有除籍，母親在法律上無法恢復單身，即使想改嫁也沒辦法，只能獨自背負沉重的心理創傷與經濟負擔。在戰後沖繩青山惠昭不是唯一一個沒有父親的，但死於戰爭的日本人有戰爭補償金、遺族年金，唯獨他因父親不是在戰爭中死亡的而被排除在外。

父親到底經歷了什麼？即將步入中年的青山惠昭仍不得而知，直到1987年台灣解嚴，二二八話題隨之解禁，並傳遞到日本去，這才稍解開了一點謎題。

當時，青山惠昭的判斷依據只有小橋川長助的證言：他與青山惠先搭船抵達基隆漁港時，遭到武裝部隊襲擊，船上的人都往山上逃，而青山惠先因忘了東西返回取物時，與台灣人船長一被抓，被綁後以卡車載走，推測在社寮島的千疊敷海岸一帶遭到殺害。

懷疑父親被捲入二二八事件而喪命的青山惠昭開始不斷尋找文獻資料、拜訪琉球歷史學者詢問台灣戰後的情況、從侯孝賢的電影《悲情城市》感知到事件的背景。

2011年青山惠昭因緣際會得知台灣相關二二八事件的賠償法規，經歷幾番週折終於台北高等法院判定青山惠昭勝訴。

這個賠償認定對青山惠昭的意義是什麼？為何非要取得這個認定與賠償不可呢？他如此回答：

「對我母親來說，這是她的丈夫；對我來說，這是我的父親。為什麼他會被殺害？他為什麼非死不可？出於人類既有的情感，我們母子當然都想要知道、聽到真相。」

青山惠昭獲得賠償後，陸續有不少疑於二二八事件中的外籍失蹤者後代也向基金會申請賠，但目前僅有朝鮮人朴順宗、日本人堀內金城通過審查，被認定為二二八事件的外籍受難者。

二二八的平反運動始於1980年代，由鄭南榕、陳永興等先驅推動，以口述歷史和家屬訪談作為開展；1995年，李登輝執政時期，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簡稱二二八基金會）成立，以半官方的法人機構身分，依法執行補償等相關工作。

基金會執行長藍士博感概，二二八事件的後續處理，一開始就是為了賠償與撫慰，但若以賠償或是撫慰為出發點，那些沒有後代家屬的人、沒有被撫慰到的人，沒有被放進受難者名單的人，他們該怎麼辦？

而這一切問題的根源，首要是時間造成的困境。二二八事件後，台灣進入戒嚴時期，而戒嚴持續到1987年。藍士博指出，這40年的隔閡，讓人無法說、禁止談、不能想，許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親人長輩涉及二二八：「在這個集體失憶的社會要重新尋找記憶，過程遠比我們能想像的還困難。」

「二二八事件的處理，是一個從零開始尋找受害者的過程，而這個受難者尋找的過程，其實到現在都還沒結束。」

青山惠先死亡之地，如今以和平島之名，覆蓋了血腥記憶，以觀光勝地姿態，進入人們的視野。直到今日，這個小島還持續大興土木，無視二二八亡魂的深埋其中。

和平島最早是原住民巴賽人聚落，後有西班牙、荷蘭人居住，中法戰爭遭法軍占領，日治時期也成為琉球人的聚落，位在島上的社外嶋集善堂所在地，早期即是無主孤骸的安置地，二二八事件後，更堆放著許多無法辨識身分的遺骨。當地人指著集善堂內解釋：早期因為颱風洪災，許多埋藏地底的骨骸被沖刷出來，堆積在這裡，最後靠著善心捐款，在這裡蓋了座廟、祀奉萬善公。

每年二二八紀念日，他都會組團來到台灣參加儀式、造訪與二二八事件及戰爭歷史相關景點，如果有和平相關活動，他也會積極參與，甚至到台灣各級學校演講。

青山惠昭：「我會告訴孩子們，台灣的民主化經驗是多麼寶貴，因為那是由無數像我父親這樣的犧牲者所換來的。我們應該互相守護，不讓悲劇再次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