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完李敖女儿写的这样一本书，《我和父亲一起骂》。很白，属于那种是个人就能写出来的，像木子美，我即使佩服她也是感叹她的勇气，而绝不可能因为她那剃头挑子一头热式的对自己文学才能的夸张；像现在又出了个在网上大贴特贴自己裸照的大学女教师，这些频繁爆出的文化事实真让人有些瞠目结舌，这种风气走势下的文化现象，实在让我们这群老土之人除了叹一句“后现代”，便只有承认自己话语的无力了。我们这些中80年代精英主义的理想流毒太深的人，往往还没会过意来，“市场文化”下的话语权已是早就转过好几手的接力棒了。你可以欣喜的夸它多元，也可以完完全全称现实的残酷为，鸡同鸭讲。
编辑让我讲述洪晃、李文这样出生在名人家庭中的特殊群体，这些孩子成长史的意义。我仍然坚持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是另一种包装的方式。现在传媒引导颇有些哗众取宠的共谋。而我的对抗，是认定读书是私事。或者定要我下价值判断的话，成长史上彼得潘的经典性只会远远胜过今天的洪晃一干人。不过正像编辑无数次讽刺我的“out of date”一般，这年头谁还关心纯粹的文学？如今的文学已愈来愈融入娱乐、明星、狗仔的现象里，将自己定位在快餐的命运也就必然导致一场读者和作者配合默契的“速食爱情”，今天的风光无限很可能再明早的天光还未全部覆盖前便已消失，不见。
所以，如今做文学的人身份也尴尬。这年头，如果知名度不是很高，名字就不太管用。比如海报上赫然是“李敖的长女”之称谓淹没了她原本的名字，比如说起洪晃必然要接着提到章士钊甚至陈凯歌，不报名也不报身份，只说“某某的什么”，只要“某某”足够吸引眼球，也就不会再有人追问下去了。在选题上，作者的身份或许比她的作品更有“上镜率”；在选材上，童年往事和名人私隐是最牢靠的投资对象；包装，会一如一个经济公司般推你上台，明星变得近距离，而不再是儿时才能想象的一场梦。每一个制作都有既定流程，不过略施小计变化一下细节的策略，只要能让雾里看花的大众们感觉到一丝万花筒般的新鲜别致有趣，而为此掏出了买书钱，这些操纵文化的生意人的目的就达到了。这样的描述，颇有些过把瘾就死的意味，多么无奈的现实。说到底北京的“痞女”一串串，而李文、洪晃的不同， 在他们的身份更多像一种连接而不只是独立的个体，联系着辉煌的背景，荣耀的过去，以及那些玫瑰色的家族记忆。这也是我臆测李文博士为何选择“白”文体来写作她的纪事文章的原因，在观众的“窥私欲”面前，那些精巧的装饰音更像是累赘，反倒掩盖了它贩卖历史的市场定位和商业诉求。事实也证明，我们面对这一类文本时，关心的是故事内容而不是专业技巧。大部分观众已先入为主的认定出生在名人之家的孩子一定有一些特别的成长经历，而这些书籍也确实按照这个潜在先验的标准进行了题材的删选和控制。何况，家学渊源的厚度，使得他们的文学造诣通常更有机会高一些，经历也较常人更丰富，身份使他们接触到更为广阔的人生和现实，这些，都是书商权衡利弊的因素。某种程度上我们该宽容的说，畅销书的品味不能全归咎于受太多制约的作者，书商的一个念头而不是什么生活体验能更轻易改变她的整个写作框架。《我和李敖一起骂》这么煽情的标题，也只有在市场文化的环境下才做的出来。
若将自己的趣味干脆定位的平实一些。至少坦然。不要又想树意义又要多进帐，多虚伪。我们也得以抛开所有浮华表面的缀饰，像日本人读村上春树那样平心静气的真正潜入文本，来读这一个个关于成长的故事。在阅读《我的非正常生活》之前我恰好将《动物凶猛》又重新翻出看了一遍。还是很喜欢。王朔的原作里，虽然不乏大大咧咧的北京小痞式的暴烈，却也难得字里行间还保留了一种素朴的质地。这些能年纪轻轻就回顾历史的人，都是聪明人。写得聪明，言之有物，读者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因为讲究形式，自己又身在媒体摸爬滚打这许多年，洪晃的书相比更有意思一些。而洪晃、李文在书里大写自己的叛逆少年，给我们浓厚的感觉是原来韩寒、郭敬明们实属师出有因，早有人这样身体力行了，不过话语权掌握的晚了些，以至于前辈成晚辈，观众的新奇度撩拨不起来。在流行里玩另类，不过是主流的另一张面孔。要说特别，便是这些出生名门之人，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更强烈，率性大胆的作风也就来得更自然，我很怀疑这种趣味的一味渲染下去，在不久的将来甚或现在，中国的贵族时代又会以它强大涌动的力量回潮。其实，哪个少年的成长不是历尽心劫。这一点上，贵族和平民的经验并没有先后。名门之后究竟是荣耀，是辛酸，还是不可言说的秘密，这些也都不重要。只是因为我们都长大成人过，成长在每一个曾经少年如花记忆中的位置，支撑着我们今天看李文，明天看，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