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學術地位述評              

                                        摘         要

 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又字伯隅，號觀堂，又號禮堂，浙江海寧人。近代傑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學家，也是詩人和文藝理論家。研治學問的過程，由史學過渡到哲學、文學，最後轉向小學。王氏個性十分複雜而矛盾，屬於外冷內熱、情感和理性觸覺皆極豐富敏銳之人；也因為如此多重之性情，成其學問之大，籠罩了文、史、哲以致於考據訓詁，可說是當世極難得之人才。可惜於五十之盛年投湖自盡，為其一生留下最後悲壯之註腳。本文試從王國維史學、哲學、文學與小學四方面切入，由王氏相關之論著，了解此一代大師治學之嚴謹、思慮之縝密、理論之廣及深。以此脈絡平述，來肯定王國維在近代學術史上重要又特殊的地位。

一、前言

王國維祖籍河南開封，後才遷往浙江海寧，其曾祖及祖父皆清朝之國學生，故王氏可說是出自書香門第。其父亦為清朝秀才，後因故放棄仕宦改為經商。四歲喪母，父若遠行，則孤苦無依，此或亦成其悲觀性格原因之一。王國維十六歲即自購前四史回家研讀，對史學、考據產生強烈興趣。十八歲中日甲午戰爭，大量西學進入中國。二十二歲至上海求取「新學」。而後寫了許多與哲學相關的論文，可見其受叔本華思想影響之深。辛亥革命時王國維三十五歲，政治上的轉折使王國維轉入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的研究。此三轉折乃王氏人生之三重要階段，雖然王國維只活了五十年，但其著作之豐之廣、論點之新穎，在當代無幾人能望其項背[1]。

因為際遇的牽引，也因為才性的順勢而為，王國維由研讀四史切入，為自己的經學涵養紮下了極深厚的基礎；接著又順應時勢接觸了西方哲學和語言，使自己能夠經由閱讀原典，了解康德、叔本華等人思想之精微處。後由哲學的觀點完成了重要的文學著作《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與《宋元戲曲史》，雖然以今觀之，王氏之說仍有待商議，但在時代的意義上，王國維確實提出了一種新的文學批評方式，有其開山之貢獻。三十七歲之後，因政治時局之變遷，不再談文學，亦不再談西洋文化與哲學，從此專心研治經史小學。王國維在三十六歲發表了〈簡牘檢署考〉，三十七歲撰〈明堂廟寢考〉，三十八歲撰〈流沙墜簡〉，三十九歲提出〈生霸死霸考〉，四十歲撰〈史籀篇疏證〉，四十一歲寫成〈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殷商制度論〉……等重要論著。

本文按王國維一生做學問的縱線鋪排而下，以王氏重要的幾部著作來說明其在文、史、哲及小學方面的貢獻與開展。在舉例上或不盡完全，但本篇宗旨主要放在了解王國維學術之一源流發展，與其個人生命史的扣連程度，藉此觀察王氏治學的方法，提供我們這些後學十分大的醒思空間。

二、王國維之學術

歷來對王國維的學術評價一向很高，不論政治立場一不一致，皆對王氏的論著倍及推崇，胡適先生即曾在北大日記中說過，王氏治學有條理系統，是當今中國學術界最有希望的一人。[2]在當代亦有學者十分敬仰王國維之學問，謂：「他介紹西學的深度，只有嚴復可以相比；他介紹西方學術思想的廣度，只有梁啟超可以相比；他把西學融進中國學術、文學的努力與成就，則在他之前、同時或之後，都不容易找到堪與匹敵的人物。…」[3]受此盛讚之王國維，定有許多過人之處，本文試以其重要論述觀其研治學問之法與客觀求真的態度。

（一）史學－以史治經。

王國維十六歲自行研讀四史之後，即對史學產生濃厚興趣。強調以史治經的態度，亦影響到期晚年研治古文字材料的方式，提出所謂的「二重證據法」，須以地下材料來印證古史方為不誣。在其《靜安文集》[4]中即提出其治史的態度：

  夫不通一經，不能解一經，此古人至精之言也。

而他的學生吳其昌亦曾撰〈王觀堂先生學述〉一文，裡面說到王氏的的著述全都可以包含在史學的範圍內：

先生著作之關於經學者、關於小學者、關於金石甲骨文字者、關於宋元通俗文學者、關於西北地理者全部之主旨目的，皆在於史。[5]

除了王氏的學生，其弟王國華亦曾強調其兄在史學上的貢獻：

六經皆史之論，難發於前人，而與之地下材料相互印證，立今後新史學之骨幹者，謂之始於先兄可也。[6]

由此可知王國維研治經學，不是只要求解讀一經，實際上有博通群經之志。王氏亦如同中國儒生強調經世致用，期盼能透過經史的研治，對當世有所貢獻。

（二）哲學與文學－反對功利、主張純文藝。

1903年王國維開始攻讀哲學，在那幾年間他一再地讀康德《純理批判》及其倫理學、美學的著作，還有叔本華《意志及表象之世界》等叔氏的文集，其後其哲學與文學理論，受此二人影響極深，尤其是叔本華。王國維受到叔本華的影響，在文學及學術上都反對功利主義，主張擺脫現實政治和個人利害的純學術研究、純文學創作。

王國維由研讀哲學，進而研治文學。他在文學方面的批評論著主要有三，即：《紅樓夢評論》、《宋元戲曲史》與《人間詞話》。

（三）小學－成組研究、排比互較。

王國維在學術上的貢獻，最重要的可以說是在考證古史方面，與董作賓、羅振玉、郭沫若號稱為「甲骨四堂」。他綜合了清代樸學家科學的治學方法，用地下材料與古籍相印證，因而開拓了許多前人未見之境，解決了學術史上的不少疑案、也填補了學術史上不少的空白。

王國維的成就與當時大量地下材料的出土亦有絕對的關係，王氏亦認為古來新學問的崛起，大都由於新發現。如漢以來古文家之學的興起，是因為發現了孔子壁中書；趙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的興起，也是由於宋代大量發現了古器。而王國維身處的時代，殷墟甲骨及敦煌簡牘等材料大量出土，王氏以其深厚的學識加以整理，遂成為考證古史方面的大師。

王氏治學態度專注，而且極富原創性。在從事任何課題研究之前，一定會先大量閱讀相關的資料，然後密集的撰寫相關論文，因此他往往能再最短的時間，攻取到最多的收穫。如本文前言中所述，在王國維三十六歲至四十一歲的五年之間，他即大量的撰寫與古文字相關的文章，使其著作自然的成一體系。由此我們可以看見王國維成組的研究方式，與其成就一事集中且用力的勤勉態度。除此，王國維在《古史新證》〈總論〉中提出結合紙上材料和地下材料的二重證據法，強調古文物與經史之學乃相表裡，惟能達觀二者，方能得古人之真。王氏亦強調用互較的方式來檢驗古文字，這樣的論點散見其所著之〈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高宗彤日說〉等文章之中。

陳寅恪先生在《王靜安先生遺書》的序裡面，曾將王國維的學術分為三：

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於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吾   狁考等是也。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凡屬於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蒙古考及元朝祕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凡屬於文藝批評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等是也。[7]

    而無論是取地下材料與古籍印證，或是就外來理論與本國材料參證，王國維皆是運用此一排比互較的方法，輾轉互證，進而解決問題

三、結論
從王國維之家世與生平，從他由史學而哲學、文學進而小學的研治學問的歷

程，可以看見王氏感性理性兼具之複雜性格。透過其處理材料之細密與所做的詞作中，可以照見其內心幽微或明亮，讓我們看到這樣一個優秀的人才處於變動的當代選擇的對應方式。遺憾的是，王國維最後選擇了投湖自盡的方式來結束其豐富的一生，應證了其所說之「壯美」。唏噓之餘，不免為此國學大師掬一把淚。萬事因果皆繁複，其死因難究，但必有其深沉之隱痛。而由其文、史、哲與考證之學所成就之學術，亦可明白其為何受當世或後代如此推崇。且觀其留給我們之豐富學術資產、善加利用與發揚，或能不負王國維對後世學者深切之期盼。

[1] 楊樹達在《積微居甲文說》序言曾大力推崇他「功力絕深，每下一義，泰山不移」。

[2] 參胡適《北大日記選》民國11年8月28日。《遠景叢刊》之242。

[3] 參蔣英豪《近代文學的世界化－從龔自珍到王國維》頁247，台灣書店，1998年3月。

[4] 參《靜安文集》〈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

[5] 參《國學論叢》一卷三期。

[6] 參王國華《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序。

[7] 參《王國維先生全集》初編第一冊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