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後設敘事的懷疑

　　對後設敘事的懷疑，意味著人們對事物的理解由大敘事轉向各種語言質素實踐模式的展演。換言之，將這個世界的各個不同領域或層面想像成一個一體適用的符號系統正在漸漸失去正當性﹔人們漸漸意識到，不同的語言戲局（language game）中有著不同的脈絡與規則，同一語言質素再不同的語言戲局中具有不同的意義，其意義的來源在於語言質素在該語言戲局中的位置，與它與其他語言質素在該脈絡相對關係。

　　以「恥」這個語言質素為例，潘乃德將之衍生為一個概念，足以解釋日本人在生活的不同範疇中的行為。她並將之稱為「恥感文化」，以相對於西方的「罪感文化」。然而，以李歐塔的觀點來看，當一個人在生活中的不同領域及層面（亦即不同的語言戲局）中使用「恥」這個語言質素時，「恥」的意義也隨著不同的領域而改變﹔若「恥」的意義會隨著不同的語言戲局而改變，則將「恥」視為一個足以在不同範疇中對不同事件一體適用的解釋將是荒謬的。

　　同樣地，當潘乃德將「恩」當作一個單一的概念，並將日本人與不同的對象間的負欠關係──「皇恩」、「親恩」、「主恩」、「師恩」──視作個人對不同對象的債欠時，這樣的大敘事也忽視了「恩」在不同時空及環境下意義不同的事實。

　　李歐塔對這種敘事的結論，可以用一句話來說明：我們可以參與許多不同的語言戲局，但卻沒有任何一個語言戲局可以作為裁判其他語言戲局的最終基礎。當日本人談論天皇對他的「恩」時，他置身於某個語言戲局裡﹔當他談論雙親對他的「恩」時，則是另一個。「恩」作為一個語言質素，在不同的戲局裡對他具有不同的意義﹔若要以其中任何一種意義作為一個共通於所有語言戲局間的「恩」的定義，就李歐塔來看，是不可能的。而要根據這多不同的意義找出某個共通基礎，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