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3-15 01:12:01ocsf
20世紀考古學的發現
考古學家用科學方法對古代人類生活和文化進行研究，這種對歷史遺址以及古代文物的勘探、發掘和考證，常能揭開久已長埋泥土中不為人知的過去。
工作十分艱苦，但也多姿多采。
聖經考古學研究的中心是聖經 上主的訓誨與話語。聖經考古學的範圍包括出土古物的鑑定、聖經所記錄的古代城鎮的發掘、與聖經有關的古文字的譯解。聖經考古學者不畏中東的炎熱，在風沙中、在烈日下進行踏勘、挖掘，為我們研究聖經提供背景資料。歷史雖短，成績已 斐然可觀。
聖經考古學的產生、成長以及其不平凡的發展，不過是近一百五十年的事。對新、舊約聖經的內容，提供了許多線索和印證，幫助我們建立起聖經的歷史架構，讓我們對聖經的背景有更清楚的認識。
十九世紀以前，有關聖經的時代背景知識相當缺乏，一般只有參考聖經本身的記載，和古希臘歷史學家的著作；但這些著作多屬新約方面的資料，舊約的則是寥寥無幾。
希臘帝國時期，亞歷山大大帝極力提倡希臘語和希臘文化，征服的地方都要採納奉行。古時的埃及、巴比倫、亞述及波斯等古邦國的語言文化逐漸為人所遺忘。有關舊約時代的背景資料因而鮮為人知，多靠聖經本身提供。聖經所記錄的歷史事跡雖然十分準確，但它並非為歷史而寫，從歷史學的眼光來看，所藏資料有待補充。
現代考古學發韌於1798年。是年法國拿破崙將軍的埃及遠征部隊來到尼羅河谷，發現了大批古代文物和遺址。當時的法國大軍裏總有畫家和學者隨行，於是把這些發現作了詳盡記錄，携帶回國。
讓我們就從這批與聖經有關的發現講起，一直到著名的“死海古
卷”，看看這些發現怎樣印證舊約和新約的歷史記錄，和上主的話語。
(一)十九世紀奠定聖經考古學基礎的初步發現
一、羅塞塔碑與貝希斯敦碑 字裹乾坤揭示埃及、亞述、巴比倫三個古老世界
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1798年在埃及羅塞塔出土，地近尼羅河西面的河口，為法國埃及遠征部隊所發現。這塊玄武岩石版上刻有三種文字，就是第三世紀通用的希臘文、民間用的埃及文，以及古埃及象形文字。學者根據希臘文辨認出文字裏的人物姓氏，又繙譯了其他部分，逐漸明白了如何析解古埃及文字；尼羅河流域的文學寶藏從此門戶大開。羅塞塔石碑成了研究古埃及文的鑰匙。
貝希斯敦碑銘(Behistun，nscriptio。)是研究巴比倫和亞述古文物的關鍵。這是在卡曼沙(Karmanshah)平原上，從巴比倫到厄巴他納(Ecbatana)途中崖壁上的一幅浮雕，在1835年發現的。
碑銘上面分作許多欄，共有題字1200行，也是用三種文字寫成：亞甲文(古亞述和巴比倫的文字)、古波斯文和以攔文，全都是楔形文字。這塊碑銘面世十年後(1845年)，上面的古波斯文才繙譯出來。接著以攔文也繙出來了。最後才是最重要的一環，就是亞甲文的繙譯。貝希斯敦碑上記有許多蘇默、巴比倫和亞述(在幼發拉底河下游)的歷史資料，可供科學家們研究。
二、其他地方的發掘工作
古文字的譯解有助於明白聖經的背景，大大增加了歷史的知識。學者們根據碑銘，在地圖上成功地標誌出許多舊約歷史上的地方，成為後來考古學研究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考古的興趣越加濃厚，蒲紙卷和羊皮卷在這個時期成為熱門的搜集和研究對象。
1845年，考古學者在古代的迦拉(今之伊拉克)進行發掘，發現了古代若干君王的宮殿。王宮裏藏有大批歷史記錄和公文。
1859年， 德國提申多夫伯爵(Count Constantine Tishendorf)在西乃山麓，聖凱瑟琳古修院中尋獲一冊保存完美的希臘文聖經，是公元四世紀手抄本，包括希臘文舊約七十土譯本》和新約。這本後來稱為“西乃抄本”的聖經，為希臘文聖經的年代考據推前了好幾百年。
1865年，“巴勒斯坦探勘基金會”(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成立，支持一個勘察耶路撒冷全地的計劃，同時在巴勒斯坦西部進行地表調查。
1868年，考古學家在巴勒斯坦找到一份與舊約若干事跡有關的文字記載，稱為“米沙石碑”，又名“摩押石碑”(Moabite Stone)。這是一塊150公分高的石碑，刻有類似希伯來文的文字，記述摩押和以色列國的部份歷史。
碑文的日期可推算至主前850年，是摩押王米沙所立，所以又稱為“米沙石碑”。碑文記有米沙王與以色列國暗利王朝，以及以東民族等的戰事，和聖經《列王紀下》1至3章所載的情形符合。
聖經裏的許多地名也都出現在石碑的雕柱上，包括：亞嫩(民21：13；申2：24)，亞他錄(民32：34)、伯巴力勉(書13：17)、巴末巴力(書13：17)、伯低比拉太音(耶48：22)、比悉(書20：8)、底本(民32：34)、雅雜(書13：18)、尼波(民32：38)、米底巴(書13：9)。具有如此肯定性的物證，在考古工作上還是頭一次發現。
1870年，舒萊曼(Heinrich Schliemann)根據《荷馬史詩》研究古老的傳說，競發現了特洛伊(Troy)的廢墟。這個歷史性的發現也肯定了稱為“山丘”(tell)的古廢墟有很大的考古價值。
原來巴勒斯坦一帶滿佈山丘，山丘底下埋藏了許多古代城市的廢墟。考古學家開始注意這些山丘，到處勘查發掘。
同一年，“美國巴勒斯坦採勘學會”(American Palestinian Exploration society)成立， 在巴勒斯坦約但河東一帶地方進行文物發掘工作。
1886年，埃及的亞馬那(Tell el-Amarna)泥版出土；亞馬那距離開羅以南約320公里。亞馬那泥版是主前1400年，巴勒斯坦王族領袖與埃及之間的外交函件。
從這些信件中，可以一睹巴勒斯坦被約書亞征服前的光景。有些學者甚至認為，信中描述的就是有關以色列征討的經過。其中有一封來自耶路撒冷的統治者，提到一群哈比魯人，聯同別的遊牧民族攻佔了許多巴勒斯坦城鎮，銳不可當。至於哈比魯人是否就是希伯來人，現在還末能確定。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考古工作繼續進行
到了1890年，著名的考古學家帕德禮(Flinders Petrie)在巴勒斯坦的特拉黑斯(Tell－el-Hesi)進行發，記錄下取自廢墟的每一片陶器資料，分類加以研究。以後的學者都沿用同樣的分析法來鑑別出土古物年代，稱為“陶瓷年代計算表”(Ceramic Chronology)。
1895年，考古學家在埃及古城奧西林可斯(Oxyrhynchus)廢墟附近，發掘出數以千計的希臘文蒲紙卷殘片。蒲紙卷的專門研究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
這些殘片裏面有私人信札、商業文件、家庭日誌、兒童課業等等；也有一些從末見過的最古老的新約書卷殘片。學者認為文件上用的希臘文，和新約聖經上的希臘文相似，都是羅馬時代地中海一帶日常使用的普通希臘語(Koine Creek)。
(二)二十世紀揭開聖經世界真貌的十大發現
考占學在十九世紀奠下了基礎，然而最驚人和最突出的發現，卻在二十世紀。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這一段時期，聖經考古學己迅速成為一門又精又專的學問，為聖經的研究開路， 為上主的道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貢獻；將聖經時代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一一為讀者揭露。
以下介紹本世紀十項大發現，按出土先後次序逐一論述：
一、 《漢慕拉比法典》 (The Law Code Of Hammu rabi)
這是一塊石碑，高約210公分，寬180公分，於1901年出土。
碑上刻有近三百條律法，內容廣泛，涉及商業、社會、家庭和道德生活。考其年代應屬於漢慕拉比王治下古巴比倫時代(約在主的1728至1686年)。
在以攔省書珊城，也找到相同石碑，碑上刻有王的像，正從太陽神沙瑪示(Shamash)手中領受法典；這份文獻的出土，可說是古代法律文獻空前和驚人的發現。
《漢慕拉比法典》的價值在於提供背景資料，可供與其他古代法典比較之用。研究摩西五經中的法律時，自然也要參考這法典。
按年代來說，這部法典此摩西五經還早幾百年。過去有人認為，像五經中如此詳盡細緻的法律條文，不是摩西時代的文明所能夠產生的；但是《漢慕拉比法典》發現以後，就內也沒有人提出這種論調了。
摩西法律與《漢慕拉比法典》的比較
考古學的確可以清除一些走極端的評鑑學言論，《漢慕拉比法典》的發現便是一個好例子。然而也正因為有了比聖經更古的法典，另一種荒謬理論又應運而生：認為希伯來法律只不過是巴比倫法典的摘錄和改寫。
其實將二者比較一下，立則可以看出：摩西的法律並沒有借用，也毋須借重巴比倫的法典。正如摩西法律本身所強調的，它是上主親自立下，絕對適合以色列民的特殊身份和召命 就是作上主的選民，建立屬天國度。
不錯，摩西法律和《漢慕拉比法典》有不少近似的地方，形成這種近
似有幾個明顯因素。歷史淵源接近是其一，智識和文化源流相通是其二。倘若兩個民族境遇相似，血統相近，文化互通，制定法律的時候，自然會在律例、法令上採取相同或相似的立場和措施。
可是，摩西的法律和《漢慕拉比法典》之間，也有不少顯著分別，足以證明並沒有直接關係。
關於離婚法律就是一個好例子(申24：1)。在聖經上男人有休妻的權利，而女人卻沒有主動要求仳離的權利；可是在巴比倫法典上，雙方都可採取主動。
摩西法律與《漢慕拉比法典》在內容上也有分別。希伯來法典中有許多純屬宗教的規條和禮儀，《漢慕拉比法典》卻是世俗的。
至於摩西法律和《漢慕拉比法典》都強調“報復律”(Lex Talionis)，就是“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以烙還烙，以傷還傷、以打還打”。這其實是所有閃族法律的一個特色，其背後的法律精神認為：人命不同一般事物，無法估計價值，因此不能用金錢賠償，仍須以生命作抵償。
兩個法典的起源也有分別。巴比倫法律據傳是漢慕拉比王從太陽神所領受的，其實是根據當時一般風俗習慣而寫成。漢慕拉比王在法典的序言和結尾中都歸功於自己，“太陽神頒賜”之說只不過是附會託詞。文中最主要的部分是政治性宣傳言論，用意在說明在地上建立秩序和公理的，是漢慕拉比王而不是太陽神。
摩西則剛好相反，宣稱自己不過是上主使用的器皿，立法的唯一權威就是:“耶和華如此說”。
兩部法典的道德標準也不同
從倫理和屬靈的角度來看，摩西法律要比巴比倫法典先進得多。例如<漢慕拉比法典》列舉了至少十種凌遲處死的方式；假如醫生為病人施手術失敗，便要斬掉一隻手。在摩西的法律中只有一次提及剁刑，而且僅在特殊情況下施於婦人身上(申25：11,12)。
摩西的法律又特別看重人命的價值，對於維護女性尊嚴，和人道對待奴隸等方面有更嚴格、積極的要求。
此外，還有一件是巴比倫法典所沒有的，就是“愛上帝”和“愛鄰舍”兩個大原則，這兩條命令好像兩條金線，貫穿在摩西的法律中，發出燦爛光輝。
二、 基色曆(The Cezer Calendar)
1902年，考古學家發掘古城基色。基色位於特拉維夫(古名約帕)港口和耶路撒冷之間，原屬非利土人境內。他們在這裏發現了“基色曆”。
這小小一段文字，相信是主前925年間的作品，原是希伯來民族學生的課業，用的是標準的古典希伯來文。這小片石灰版不單包含寶貴的希伯來文字資料，更反映出巴勒斯坦的農作生活，知道他們在不同月分有不同工作。
基色曆和米沙石碑等的發現，不僅可以藉此獲取與舊約直接有關的聖經知識，同時也可以透過它們，瞭解以色列以外的社會文化和歷史背景。
三、 伊里芬丁蒲紙卷(Elephantine Papyri)
伊里芬丁島位於埃及尼羅河上。考古學家於1903年在這裏找到一批古老的蒲紙卷，記述的是主前第五世紀末葉波斯帝國邊區的情況。
伊里芬丁蒲紙卷來自在埃及僑居的一個猶太人社區，就是當時駐紮在島上的猶太僱傭兵團。全卷以亞蘭文寫成；在波斯時代，亞蘭文是外交和貿易的主要語文，已經逐漸取代希伯來文，成為猶太人的日常語言。
這些蒲紙卷的內容，從大利烏王的“貝希斯敦碑銘”抄本到猶太人的婚約書，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其中特別提到主前411年伊里芬丁猶太殿宇慘遭劫掠的事跡；因為當時伊里芬丁曾一度掀起反猶太風潮。資料更顯示島上猶太殿宇被毀後，不久即重建。
伊里芬丁蒲紙卷所描述的，是以斯拉和尼希米時代，以及更早的時期。這時的猶太人流散四方，伊里芬丁只是他們在邊遠異域的一個聚居地。
學者們也從這些紙卷獲得當時語文的資料，很多聖經上記載的風俗和名稱，都在這些文字裏找到了詳盡說明。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份“逾越節文件”(Passover Papyrus)，是主的419年波斯王大利烏二世所頒佈的詔書，諭令猶太人守逾越節。(雖然文中沒有指明，但所描述的事項都與逾越節有關。)這份文件可以說明《以斯拉記》所載，波斯王朝賦予以斯拉權柄推行猶太法律的事跡，實有其歷史根據。
伊堅芬丁文獻另一個貢獻是有關以斯拉和尼希米歸回耶路撒冷的年代考證。
文獻中的資料顯示，尼希米的對頭參巴拉(尼2：19)在主前407年已屆高齡，不再直接參政。故此學者們認為尼希米與參巴拉發生衝突，應該是主前464蕾423年之間，則亞達薛西一世的時代。
另一宗資料則指出，主前410年耶路撒冷的大祭司名叫約哈難。尼希米時代的祭司是以利亞實(尼3：1)，以利亞實的第二或第三代繼承者也叫約哈難(尼12：22)，而且顯。然與以斯拉有密切關係(拉10：6)。這樣看來，以斯拉比尼希米至少晚了一代。
從以上資料看來，《尼希米記》2：1所載尼希米歸回耶路撒冷的時間，應該是指亞達薛西一世的第二十年(主前445年)，但以斯拉歸回的時間(拉7：8)就不可能是同一個王的第七年(主前458年)，而是較晚的年份，或者指的是另一個同名的王西達薛西二世的第七年(主前398年)。
有關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先後問題，至今仍無定論，但伊里芬丁文獻的確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歷史根據。
四、 波格斯凱泥版 (Boghazkoy Tablets) 赫人帝國的紀念品
1906年，考古學家在土耳其首都安加拉以東145公里的哈里斯河灣(Halys River)，一個叫做波格斯凱(Boghazkoy)的廢墟進行發掘。原來這裏也是古代赫人帝國(Hit-tite Empire)的首都。他們找到大批泥版，版上寫有五、六種文字，大部分是赫人的語文，以楔形文字寫成，後來都一一繙譯出來。
這些古老記載是開啟聖經背景的一個鑰匙，而這些背景，正是研究聖經的人所急於知道的。
“波格斯凱泥版”證明，赫人是一個重要的古民族。在此發現以前，批評學家都認為聖經上有關赫人的記載毫無歷史價值。摩西五經中提及赫人在迦南地居住，也在以色列人驅逐之列(出33：2；申7：1；20：17；書3：10；24：11)，亞伯拉罕在希伯崙定居的時候，曾與赫人為鄰，這些聖經記載早已家傳戶曉。至於大衛軍中一員猛將烏利亞也是赫人，這也是人人都知道的。可是誰會想到這些“赫人”都是大有來頭的呢？
現在已知道，赫人帝國在小亞細亞，經過兩個強盛時期。第一個約在主前1800年；第二個則在主前1400－1200年之間。
較後的全盛時期，赫人帝國以波格斯凱為首都。歷任君王中有一位名叫蘇比路流馬的，曾將疆土擴充到今之敘利亞和巴勒斯坦。
大約主前1200年，赫人帝國傾亡，首都波格斯凱被毀。可是赫人的勢力並末完全消失，幾個重要據點仍然屹立，計有迦基米拖(代下35：20)、辛居利(Zengirli)、哈馬(書13：5)，以及亞蘭北部的一些地區。各種出土的赫人泥版經過鑑定和繙譯後，整個古代聖經世界的時代背景開始展現。
由於有了這些新的資料，我們就可以明白聖經裏有關“赫人諸王”的真相(王上10：29；代下1：17)；同時也可以明白，為何以西結先知在責備不忠的耶路撒冷時，指她以亞摩利人為父，以赫人為母(結16：45)。
泥版上的記述也有助說明族長時代的文化背景。例如其中一項有關赫人買賣土地的法律細節，與《創世記》23章所記(亞伯拉罕向赫人買地葬妻的經過)完全相符，從而肯定了這段聖經記載的歷史價值。
根據赫人法律，土地買主必須連帶接收賣主在土地上一切附屬物，並須承受履行諸如繳稅納貢等義務。亞伯拉罕起初並不想這樣做，所以只要求買一塊墓地(創23：9)。但以弗崙堅持要按照法律全部出讓。
買賣的手續也都依照法律規定：在城門口進行，並有見證人在場(創23：10，18)；所有接收項目詳細列明，包括樹木在內(創23：17)。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考古工作都停頓下來。後來英軍攻克巴勒斯坦，從土耳其人手中接管該地，於是考古工作重新展開，而且空前蓬勃。英、美兩國紛紛成立考古隊的來參與。
這時期出色的考古學者有好幾位，像奧勃萊(W.F.Albright)和懷特(C.E.Wright)便是。至於古語文學家也有不少傑出成就，能夠配合米所波大米的考古工作，使到古代文字諸如蘇默文、亞甲文和以攔文都可以順利譯出，其中三位著名學者是霍肯土坦(A.Fa，kenstein)，派貝爾(A.Paebe》，以及蘭斯柏格(B.LandSberger)。
五、吾珥廢墟(Ur)
這是古代一座國際名城，位於米所波大米境內，即今日的伊拉克，靠近幼發拉底河。
亞伯拉罕曾在此渡過童年
在亞伯拉罕之前幾個世紀，吾珥已是京畿重地，在一系列的帝王統治下享受過太平盛世。它的傾覆卻是突如其來的。主前1960-1830年間，外族人從四面山地像潮水般湧入，擄去了吾珥國君依比辛(lbiSin)，。將京城夷為平地。千百年來，吾珥深埋地下，不再為人所知，如今在考古學家的手中才得以“復活”過來。
這個長久失落的名城今被發現，應歸功於一批現代考古學家，最為勞苦功高的是伍禮爵土(Sir Leo nard Woolley)，他的發掘工作是在 1922-1934年間進行的。
在1854年之前，根本沒有人曉得有一個吾珥城。阿拉伯人把吾珥廢墟稱為阿木貴依(Almuqayyer)，意即“瀝青山”(Mount Of Bitumen)。這裏氣候酷熱，一片死寂。
1854年，考古學家做了一些初步的發掘工作，當時只找到一些圓柱，鐫刻有楔形文字，記載巴比倫王拿波尼度(主前559-539年)重建吾珥南模廟塔的事跡。這廟塔原是吾珥第三王朝的第一任君王吾珥南模所建的。
1922年，伍禮爵士接受了大英博物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以及該大學博物館的委託，主持一個聯合發掘計劃，要搜集一切有關吾珥城歷史、文化等資料。一共作了十二次發掘，都很成功。
到了1934年吾珥重見天日，再次在世界文明史上佔一席位。西亞諸多古城遺址當中，以吾珥最為矚目。
亞伯拉罕以前的吾珥
早在亞伯拉罕出生之前好幾百年，吾珥已經是光芒四射的大都會。底格里斯和幼發拉底兩河下游盆地，既平坦又肥沃，是蘇默、巴比倫、亞述和迦勒底等古國的所在地。
在這許多文明古國之中，蘇默(Sumer)，是最古老的一個。它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文化之一。蘇默文化的起源到今天仍舊是個謎。蘇默人是這個平原上的土著，大約主前3500年，他們已在文明建設方面取得相當成就；在主前3000年，就有了自己的文字。接下來的一千年，蘇默帝國的文化和文明的影響，差不多已普及整個西亞。
蘇默的南端是一片平坦的泥盆地，由底格里斯和幼發拉底兩河沖積而成，極其富饒。兩條河到下游，水流緩慢，大量沃土沉澱在此，形成一個肥沃沙洲，這就是今天的伊拉克。由於這個區域建有灌溉用的運河系統，十分昌盛進步。
十九世紀中葉以前，遊客們見到平原上到處突起的古怪山丘或土墩，往往大惑不解。沙土表層經過風吹日曬，逐漸剝落，一些埋在地下的大理石雕刻碎片和古文明遺物便暴露出來。考古學家於是向下發掘，才發現了這些埋藏千年，遺忘人間的古城。
其中一個山丘(廢墟)下的城市就是聖經裏著名的吾珥城。在這地區發掘出來的許多泥版。刻的都是楔形文字。泥版用河岸上的輭泥製成，以扁平刀筆在其上刻字，然後放在陽光下曬乾，也有用火烘乾的。廢墟下除了古文明遺物以外，更吸引人的是這些泥版上所載的豐富資料，全是具有不朽價值的文獻。藉著這些資料可以掌握米所波大米下游蘇默古國的歷史和文明。
吾珥第一個王朝
1923年，考古學家蘭頓(F.Langdon)發表了一分蘇默諸王的名錄。按名錄的記述，早期蘇默人的城邦有基書、以力(創10：10)、亞挽、亞答、瑪利和雅撒，這些城邦都各自封立君王。
吾珥歷代的統治者很多，分別屬於好幾個王朝。蘇默人在吾珥稱王的初期，也就是米所波大米最早的王國最為昌盛的時候，約在主前2800至2360年間。這些偉大君王的建樹，大大提高了吾珥的文化，使它成為一個強盛出色的城邦。
考古學家在吾珥發現一些王室陵墓，是主前2500年所建，以磚和石築戍。其中最吸引人的是一個貴族女子的墳墓。女子名字是“吾珥舒珀”，刻在二個圓柱上。她手旁放置金杯，頭上戴著金帶，金帶長約八公尺，非常美麗精緻。
另一件考究的古物叫做“吾珥量尺”。這是一塊木板，長55公分，寬22公分，兩面鑲嵌了精.細的圖畫，分別以“戰爭”與“和平”為主題。在“戰爭”的那一面，戰俘向王求降，軍隊威武挺進，軍土們駕戰車、扔標槍。在“和平”的那一面則是宮廷讌會，只見樂師吹奏起勁，僕婢侍候殷勤，並且獻上各式各樣的戰利品。
吾珥城重見天日，是考古學上一大貢獻，使研究聖經的人可以進一步瞭解亞伯拉罕的事跡；而有關主前2000年時代的史料也因此大大增加。
亞伯拉罕時代的吾珥
按希伯來文舊約聖經《馬所拉抄本》上所註年代推算，亞伯拉罕生於主前2161年，進入迦南地則是主前2086年。假若這樣的估計沒有錯誤的話，亞伯拉罕生活的年代，應是吾珥最興盛的第三王朝；而當亞伯拉罕離開吾珥時，吾珥正是一片昇平，欣欣向榮。不過到目前為止，這個說法仍末獲得證實。我們迄無法確定亞伯拉罕的年月。
吾珥城第三王朝的第一任國王名叫吾珥南模(Ur-Nammu，主前2070-1960)，他曾在吾珥建造一座美輪美奐的廟塔(Ziggurat)。這塔直留到今天，成為當地最有紀念性的建築物。廟塔座落在底格里斯和幼發拉底兩河的盆地之間，米所波大米南部的沖積平原上。
著名的“吾珥南模紀念碑”載有興建廟塔的經過。這碑是一根白色石灰岩柱子，約150公分寬，300公分高。柱頂是王的雕像，雕的是站立禱告的姿勢。下面寫著立碑的原委和經過，還襯以插圖，描述工程進行的情形。
亞伯拉罕遷居哈蘭和迦南之前，原住在吾珥這個當時的工業中心，也是宗教中心。吾珥的居民全都敬拜“月神”；雖然巴比倫人普遍敬拜多神，可是在這裏卻是奉月神辛(Sin)為至尊。
考古學家在此進行了多次發掘，收穫豐富，不僅可以清楚看見吾珥城的華美宏偉外貌，也可以了解當時民間的宗教生活。亞伯拉罕故居的生活環境裏盛行偶像崇拜，正如《約書亞記》24：2所說的：“古時你們的列祖，就是亞伯拉罕和拿鶴的父親他拉，住在大河那邊，事奉別神。”
“月神”辛被人聳為“至高的主”、“天上美麗和光明的主”。城中有座大廟仿山嶽的形狀而建，分許多層次，各種神祕的敬拜儀式就在這裏舉行。大廟前面較低的一層是大院子，信眾帶備祭品在此集會、獻祭、敬拜，同時也在這裏繳納稅錢給君王。由此可見吾珥是一個神權社會，一切都以月神為中心。
城裏有宗教特區，稱為“帝門諾”(Temenos)，滿佈聖所和祭壇，並有男女祭司的住宅。在西面，幼發拉底河沿著牆垣流過，城外城內有連接的運河。
亞伯拉罕時代的吾珥，水利建設完善；已不是酷熱艱苦的乾旱地；到處生氣蓬勃，景色優美，城郊遍佈肥沃耕地。居民或耕耘，或紡織，工農業都很發達。
在廢墟出土的還有民間住宅，相信亞伯拉罕兒時家園就在其間。有一幢民間住宅設有聖堂，有祭壇和壁龕、殯殮室等。亞伯拉罕的父親他拉崇拜時所用的，很可能就是這樣的設備，他拉的歷代祖先可能都是“月神”的敬拜者。然而上主無上的恩典臨到亞伯拉罕，呼召他離開本鄉，這個充滿了敗壞和褻瀆的地方。上主將亞伯拉罕從偶像崇拜的環境中呼召出來，由他開始一個新的族類；並且在末來的日子裏，從他的後裔當中興起彌賽亞，拯救普世的人永遠脫離罪惡。
六、 烏加列宗教文獻
二十世紀的一個重大發現，是一批數以百計的泥版，在烏加列(Ugarit)古城出土；此城位於今敍利亞海旁的拉斯珊拉(Ras Samra)。
這批泥版原來收藏在一間古代的圖書館裏。圖書館正好夾在兩個大廟巴力神廟，另一邊是大袞神廟。泥版的年代可推溯至主前1500-400年版上的楔形文字，用的是最古老的字母；屬閃族語系，是迦南人的文字。泥版所載都是宗教文獻和崇拜儀規，文句語法極之接近聖經上的希伯來文，也和腓尼基文相似。
這些泥版末出現前，沒有人知道烏加列這個地方，更沒有人想到這座古城具有如此重大的歷史意義。直到1928年春天，在米乃特比達(Minet-el-Beida)，一個敘利亞鄉民在田裏工作的時候，無意中發現了一些古物，這才引起考古學家的
注意。
首先前來那一帶地方發掘的是法國的薛夫爾(Claude F.Schaffer)一個月後他便轉移陣地到附近的拉斯珊拉。他在一個山丘上發掘，幾天後便有了結果，而且是驚人的發現；第一批烏加列泥版出土了。
從1929年到1937年陸續掘出大批宗教文獻，大部分寫的是古老的迦南文，相當於摩西時代的語言。
烏加列古城
這個主前2000年時代的大城，位於敘利亞北岸，與塞浦路斯島遙遙相對。聖經上沒有提過它的名字，學者們根據古埃及的記錄，才知道這座古城的存在。
城的一面是海灣，設有港口，供商船停泊。在希臘帝國時代，這裏是一個商港。現在的名字拉斯珊拉(Ras shamra)，總則“茴否嶺”，是因為山坡上滿植茴香的緣故。
烏加列廢墟的形狀足一個不等邊的四方體，從南至北長612公尺，對角線長約1005公尺，高20公尺。廢墟座落在埃及通往小亞細亞沿海的主要通道上，也有道路連接幼發拉底河流域，可以通到巴比倫。
從烏加列去塞浦路斯，可以坐船，海路相當近
在遠古的年代裏，烏加列已經發展為重要的港口，開始與今天歐洲愛琴海各島嶼頻密通商。當時主要的出口產品是加工煉製的青銅。像別的腓尼基城市一樣，烏加列也向埃及輸出香柏木和其他木材。在這裏也有染紫布的工廠，還留下許多骨螺貝殼，堆積成山。骨螺盛產於地中海東岸，可用來製造染色顏料。
烏加列泥版對古文字研究的貢獻
學者們經過一番努力，終於由美國哥頓博土(Dr.CYrus COrdOn)整理出一套“烏加列文”的文法，又將泥版上的資料發表。
繙譯出來的文獻顯示，烏加列文和希伯來文在體裁、字彙方面有相同的地方。學者研究兩者的結構，發現迦南人的詩歌，像希伯來人的一樣，以平衡體為主，喜用疊句。
由於烏加列文與聖經希伯來文之間有密切的關係，因此解決了很多希伯來辭彙研究上的疑難。今天希伯來文用語的解釋，必須考慮到在烏加列時代的講法和用法。末來的希伯來文字典將會收納更多的新字，特別是那些一直被曲解或不甚明確的詞語。例如“beth-heber”一字(箴21：9；25：24)，以前常解作“房屋”，現在從烏加列文和亞述文的研究得知，這字多用以指“倉庫”。因此這節經文可譯為：“寧可住在屋頂的角上，不在寬闊的倉庫(中文原譯“房屋”)與爭吵的婦人同住。”
烏加列泥版的宗教意義
烏加列泥版上的宗教文獻的確給了聖經學者許多有關舊約時代宗教生活的背景資料，這可說是它最大的貢獻。其中一些史詩很清楚地描述了迦南人的眾神。
我們現在知道迦南人的眾神以“雅”(El)為元首，奉為至尊神。但在舊約裏，“雅”也是耶和華所用的名稱(33：20)，此名在聖經裏經常出現(詩18：31，32；伯8：3)，而且以複式名稱出現。例如El，Elyon是“至高神”(創14：18)，El Shaddai是“全能的神”(創17：1)，EI Hal是“永生神"。這些真神的名號與迦南的神話傳說當然毫不相干，“雅”只是閃族對神的普通稱呼，但在烏加列文獻中的“雅”，卻是一個殘酷貪婪的暴君，像其他迦南神祇一樣，他的作為充分顯露出迦南宗教的敗壞本質和邪惡勢力，正如舊約聖經中所描述的。
“巴力”按傳說是“雅”的兒子。他是諸神之王，高踞諸神祇之首。他是風雷雨電的神，他在天上發聲，地上便要響雷。在拉斯珊拉廢墟有一根柱子，上面雕著巴力手執雷電的圖像；烏加列詩歌裏也有歌頌巴力的。巴力崇拜影響之巨使巴勒斯坦的希伯來人飽受威脅，時時陷於腐化的危險中。
巴力在迦南神話中地位很崇高，因為他掌管著雨水和一切生命的繁殖。在傳說裏，死亡與旱災之神膜陀(Mot)曾與巴力爭戰，將巴力殺了，以致全地苦旱，從陰曆六月至十月尾都不下雨。後來亞拿(Anath)出現了，她是巴力的胞妹，也是他的戀人，亞拿四處尋找巴力，終於發現他的屍體。她殲滅了膜陀，巴力復生，於是大地回春，享受一連七年的風調雨順。
烏加列人所敬拜的，除了各種放蕩的男性神祇以外，還有不少女神。三個較為突出的是“亞拿”、“伊施”和“亞舍拉”。她們都是爭戰與性愛之神。她們的個性像雅和巴力一樣，代表著迦南宗教的敗壞和邪惡。她們鼓吹暴力、流血、爭戰，同時誘惑人放縱情慾，追求享樂。
對迦南宗教有了更深的認識之後，研究聖經時就可以更正確地了解舊約時代上主對迦南人所採取的立場，特別是何以上主要下令滅絕迦南人。這事看來殘酷，可是當我們完全瞭解事實的真相，認識到迦南宗教的黑暗可怕，當會對這些事重新予以評價o《創世記》15：16.，上主針對亞伯拉罕時代的迦南人宣告說：“亞摩利人的罪孽，還沒有滿盈。”根據考古學家的種種發現看來，四百多年後到了約書亞時代，迦南人的確是惡貫滿盈，非徹底除滅不可。
古諺說：“正神明則民皆聖賢，崇妖妄則民也愚昧。”有史以來人類絕少有像迦南宗教那驚人地將暴力和情慾結集於一身的。聖經的記述，有考古學為之佐證，實在可以作為每一時代的儆誡；一切違背真理、多行不義的虛偽信仰，最後一定難逃神的審判。迦南人罪惡滔天，淫虐之至，即使約書亞和以色列民不加征討，最後也必定惡貫滿盈，自我毀滅的。舊約先知書特別針對“拜偶像”和“行淫亂”的惡行，作出異常嚴厲的指責，正是要提醒以色列人，切勿步上迦南人的覆轍。事實上，先知們以“拜偶像”為靈性上的淫亂，與身體上的淫亂相提並論。古代宗教的敬拜禮儀中，以迦南人為例，淫亂幾乎成為主要的特色。對於迦南文化有了這些基本認識，就不難明白無知書中強烈的措詞及其用意何在。
七、 努斯泥版 揭開何利人之謎
努斯(Nuzi)位於古亞述的東面，尼尼微城的東南，在主前二千年的中葉最為強盛發達。在這古城發掘出來的楔形文字泥版多達數千塊，記有何利人(Horie)崛起經過，以及聖經中族長時代的風俗習慣，甚有價值。
努斯城的癈墟今稱為烏蘭第比(Yoghlan Tepe)，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以北約240公里，座落在古狄斯坦(Khurdistan)南部山腳下。1925－1931年間，設在巴格達的美國東方研究院(American School of Oriental Research)，與美國的哈佛大學聯合主持發掘這個癈墟。
在何利人入侵之前， 另一個民族蘇巴里人(Subarians)在努斯聚居。當時這城稱做迦索(Casur)。迦索最早期的居民可推溯至史前時代，但考古學家主要的興趣集中在何利人入住以後的時代，以及這裏出土的楔形文字文獻，此外還加上在努斯以東14公里處的亞勒迦《Arrapkha)所發現的一批泥版。
努斯泥版與何利人
摩西五經裏有許多地方提到何利人：他們被以蘭王基人老瑪和入侵的米所波大米軍隊所征服(創14：6)；他們也實行族長制度(創36：20-30)；最後被以掃的後裔所滅(申2：12，22)。
何利人一向被人認為是一群非常原始的穴居野人，因為何利(Hoeite)的字根類似希伯來文hor，則“洞”、“穴’的意思，所以有此臆測。
學者們過去除了這種語源學的分析外，再也沒有其他途徑可以了解何利人的來龍去脈。文字方面，除了聖經，也沒有其他文獻可供參考。然而過去短短數十年間，考古學發揮了它的巨大探索力量，使古代何利人在今天“重現”。
現在再也不會有人把何利人看作是穴居野人，相反地，都公認他們是歷史上一個傑出的民族。他們在古代西亞的文化歷史上，扮演過非常重要的角色。
何利人不屬於閃族，原居於今蘇聯的高加索山脈南部，後來遷徙到米所波大米的東北部。
主前2400年左右，何利人在歷史的地平線上冉冉升起，來到底格里斯河東面山脈地區居住。到主前2000至1400年代，他們散居於米所波大米北部。
從努斯泥版看族長時代的風俗
努斯泥版最主要的貢獻，是反映了族長時代的事跡與習俗。聖經中有關族長時代的描述，有若干風俗令人費解。但藉著努斯泥版和亞勒迦泥版，我們可以獲悉當時的歷史背景，從而瞭解其風俗習慣。
在《創世記》15：2，亞伯拉罕因為沒有兒子，迫得接受僕人以利以謝為嗣子。努斯泥版也記載了當時這種社會習俗，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亞伯拉罕的苦衷。原來只要是可靠的僕人，即使是外族人，也可以成為嗣廣。努斯的何利人社會就有這樣的慣例；凡夫婦沒有生養的，可以收一個義子，口後可得供養終老。作為義子的既然克盡孝道，也就享有嗣子的名分。然而夫婦倆後來如果生下兒子，這個契約就自動取消，至少部分作癈，從此改立親兒為嗣子。
從努斯的法律和社會制度看來，婚姻的主要日的在於傳宗接代；基於多方面的理由，每個家庭都必須開枝散葉。
按努斯的習俗，婚約上有時會列明，指定迎娶時，要把一個婢女送給新娘，這也是我們在利亞和拉結的婚典上所見的(創29：24，29)。
其他嫁娶的協約包括：假若上等人家的婦女，婚後沒有生育，便要把婢女送給丈夫作妾，並且要將婢女所生的視為己出。這裏可以解釋《創世記》16：2撒拉的一句話：「我可以因她(夏甲)得孩子。』《漢慕拉比法典》與此有關的條文裏，並沒有類似的安排，這是值得留意的地方。
以撒出生以後，撒拉要求驅逐夏甲的兒子，亞伯拉罕因而作難。研究努斯的地方風俗，發現由婢女所出的兒子，不可驅逐出門。至於亞伯拉罕最後所做的決定，是出於上主的允許，因此他才不顧人情習俗，而接受妻子的建議。
《創世記》中有關長子名分的記載，也獲得證實和進一步的說明。例如以掃將長子名分出讓給雅各，在努斯泥版文獻中也載有類似事件。有一個人將他承繼得來的樹林賣給兄弟，代價只是三頭羊。以掃出讓長子名分只換來一碗紅豆湯，兩者比較可說是不相上下。
何利人社會對於名分的決定，倒不在乎長幼次序，而是遵照家長的授命而定。這種授命若是家長臨終前所立下的，便再也沒有推翻的餘地。通常這種授命形式，必以這句話開始：「我如今老了......。』(比較創27：2)從這裏我們就可以明白《創世記》27章裏，雅各為甚麼如此輕易就騙取了老父親的祝幅。
八、 馬里文獻 族長時代社會的寫照
馬里(Mari)的廢墟也叫哈利利山丘(Tell el-Hariri)，位於幼發拉底河中游，在今敘利亞和伊拉克交界，屬敘利亞境內。
馬里以商業發達著稱，所處位置正好是若千要道的交匯點，連接敘利亞和地中海沿岸各地，也可通往亞述、巴比倫。
1932年奧勃萊(William Fox-well，Albright)曾經來此勘察，證實它的確是歷史上的馬里。
發掘工作於1933年開始，結果發現了這個極其重要、宏偉華麗的古代王城。馬里的主要發現之一是伊施他(lshtar)神廟和一座廟塔(Ziggurat)。伊施他是巴比倫“繁殖女神”，廟裏建築仿照蘇默人的風格而設計；有人圓柱子，也有密室。廟
塔樣式就像在吾珥或米所波大米所見的一樣。考古隊也找到許多尊小神像，由此可見伊施他宗教的興盛。
有一幅王室的壁畫，描寫馬里的君王從伊施他手中接過權杖、戒指和徽號，這也說明伊施他在馬里 人心目中的地位極其崇高。
馬里的另一重大發現是一座王宮，這是巴比倫第一王朝時代所建造的，龐大而廣闊，大約有三百個房間。帝王寶座所在的殿裏，保存有─些珍貴壁畫。王宮裏還有其他設施，如美麗的彩畫、君王的居室、辦公室、文士學校等等，可算是中東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座古代王宮。
最有意義的收穫，還是“馬里文獻”(Mari Leners)。這二萬件左右的泥版的出土，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幫助我們了解舊約世界的面貌。
這些文件用古代巴比倫文字寫成，年代可推溯到巴比倫王漢慕拉比，即主前1728－1686年左右(《漢慕拉比法典》是在蘇撒發現的，見前文)。泥版上的記載，包括馬里君王和各城邦通信的記錄。
“馬里文獻”與聖經研究
這些文件對於聖經的研究非常有用，因為所來自的區域，曾經是希伯來諸族長曾寄居多年的地方。
根據現存的聖經年表顯示，亞伯拉罕離開吾珥在先，馬里帝國傾亡在後，相隔約四百年。亞伯拉罕是吾珥第三王朝的人物，當時統治馬里的總督，受命於吾珥王。後來有一位馬里的王族，興起於主前2021年間，取得政權，建立以新(lsin)城邦。
聖經上有關以色列諸族長的記述，曾提及當時的名城拿鶴(創24：10)。“拿鶴”也頻頻出現馬里文獻中。其中有一封信，是一位女子從拿鶴寄給君王的，裏面這樣寫著：“婢女伊利沙琳，稟告我主：我留在拿鶴要到幾時呢？現今國內已經安定，路途也暢通，但願我主賜下手諭，准許我到主面前侍候，與主團聚；並求我主接信後給我回音。”
“哈比魯”(Habiru)是馬里文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字，學者認為它可能和舊約中出現三十四次的“希伯來人”有關連。“哈比魯”經常出現在馬里文獻中，就像在努斯文獻裏一樣。兩處文獻裏的“哈比魯”都解作"流浪者"、"過渡者"、"四處漂泊的人”等等。這些解說很適用於亞伯拉罕以及早期的族長，因為他們事實上都是到處漂流的遊牧民族。聖經裏第一個被稱為“希伯來人”的就是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離開吾珥，自米所波大米移居迦南地的時候，必曾路過馬里，在城中的商隊客棧投宿過。也許他們逗留了一些時間，說不定他們還到過王宮遊覽，就是今天考古學家所發現的那座。
馬里城偶像充斥，盛行星象、占卜之術。占卜者成為萬民景仰的父母官，事無大小都須聽從他的指示而行。他也解答人們生活上一切疑難，指示將領行軍征戰的時辰吉凶。但希伯來族長們並末受這神祕宗教的迷惑，不被異教風俗同化，也不迷信星象、占卜。
“馬里文獻”提及當時社會中先知的地位和角色；這些先知被認為是神祇差遣向人作宣告的。這個觀念與聖經中耶和華差遣摩西的說法相似。
此外，文獻中有關數點百姓(人口調查)的記載，在很多方面都與聖經中所描述的相同。例如點算的方法、潔淨的儀式，以及生活紀律等等(出30：13-14)。這種調查不但包含政治和經濟的動機，也具有宗教的意義(如撒下24章所顯示)。
在今天學者稱為“彎月形肥沃地帶”的地方(Fertile Crescent)，就是指幼發拉底河流域上游及下游，以及地中海旁巴勒斯坦地這一片被沙漠地帶包圍的肥沃土地。靠近沙漠的邊緣，古時又住著一群閃族的遊牧民族，通常稱作“西方人”，而聖經則稱他們為“亞摩利人”。
大約主前二千年，亞摩利人向中部已開化的文明地區進侵，勢力蔓延至整個米所波大米，到處建立新城邦。當時的拿鶴、哈蘭、馬里、甲那(Qatna)，以及烏加列，似乎都是亞摩利城邦，由亞摩利人統治。而巴比倫就是漢慕拉比王治下一個亞摩利城邦的首府，這件事很清楚地記載在馬里文獻裏。
馬里文獻的歷史價值
這些文獻肯定了亞述王珊示亞答一世(Shamshi－Adad，)和巴比倫王漢慕拉比是同時代的人物。前者在位時期是主前1748－1716年。有了馬里文獻提供的資料，再把其他細節串聯起來，我們就不難確定漢慕拉比的實際年分：主前1728－1686年。
漢慕拉比是個偉大的軍事領袖和英明的統治者，是古巴比倫帝國第一王朝(主前1830－1550年)的君王，在位時國勢最強盛。在巴比倫諸王當中，他是最英明有為的一個。他曾擊敗他王，征服了下巴比倫全地的城邦。他的軍事力量不斷擴張，終於把馬里也消滅了。
《漢慕拉比法典》就是他所頒佈的。巴比倫人的‘創造天地的故事詩歌’，也是在漢慕拉比時代編寫出來的。詩中奉馬杜為巴比倫的守護神。
九、 “拉吉瓦片”上的信息 國破家亡的耶利米時代
拉吉(Lachish)是巴勒斯坦西南部古時的一個大城。考古學家在此有意想不到的重大發現：一批掩埋在焦炭、灰燼裏的信件。這些信件一共有十八分，用的是希伯來語，卻以古代腓尼基文字寫成。
1938年發現了另外三分。所有的信件都是寫在陶器碎片和破瓦片上，通常稱為“瓦片文”(ostraca)。
幾乎所有的信件都是一個叫做何沙雅(Hoshiah)的人所寫。何沙雅看來是拉吉軍隊中一位高級長官，這是在耶路撒冷淪陷(主前587年)之前幾年，當時巴比倫人仍舊佔領著巴勒斯坦。
在此約十年前，約雅敬作猶大王的時候，巴比倫人已經發動攻擊，入侵拉吉，焚毀部分城池。這些信件就是在拉吉最後一次被毀時，在廢墟燒毀過的地方找到的。
拉吉的發現
有一個叫做烏瑪拉吉斯(Umm Lakis)的廢墟，曾一度被人誤認為聖經中的拉吉。後來奧勃萊氏(WilliamFoxwell，Albright)證實了拉吉的正確位置，就是高大的杜威耳山丘(Tell el-Duweir)。
拉吉是在巴勒斯坦發現的最大一個廢墟，位於耶路撒冷西南面48公里外，離地中海岸32公里，在希伯崙以西80公里。十九世紀在埃及發現的亞瑪那文獻(Amarna Letters)也曾提及這城，古埃及也提供了一些資料。
由於拉吉位於巴勒斯坦和埃及的交通要道上，地位自然十分重要。這個城在海旁非利士平原和猶大山地之間，形成一個理想的防線，事實上它是猶大最重要戰略城市之一，也是以色列人最初征服巴勒斯坦時攫取得的一個防禦要塞(書10：31－35)。
尼布甲尼撒王於主前588-586年間攻陷拉吉(耶34：7)，今天仍可看見從大路通往城門，以及昆連的城牆上留下大火焚燒的痕跡，表示敵軍用的是火攻，燃料無疑就是山上砍下來的橄欖樹。
發掘的成果
除了更早期的遺跡以外，也可以看到喜克索人(Hyksos)也曾在此居住的跡象(主前1720-1550)。喜克索人在這段期間曾佔領埃及。
在廢墟裏可以看到典型的喜克索，城壕，在城壕內發掘出來三座迦南、埃及式的廟宇，大約建於主前1450至1225年間。另一個較後期的波斯神廟也相繼出土；還有著名的拉吉陵墓，裏面收藏大批陶、瓷器，以及珠寶、雕像和骸骨。
拉吉城裏有一個61公尺深的大井，可說是一宗龐大的水利(貯水)工程所留下的標誌。這是一項末完成的工程，它包括一個大約26公尺深的豎坑，盡頭是一個長方形池子，面積24公尺長，21公尺寬，差不多24公尺深。當時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龐大的蓄水系統，甚至比希西家王在耶路撒冷所挖的西羅亞通水道還要大。
廢墟裏發掘出來許多帶有銘刻的物品，其中有一把主前1700年代的青銅匕首(短劍)，上面雕刻了四個圖案。另外一個碗和一個大口罐子也記著同樣的古老文字。有一個水罐的把手上還具了名字：“基大利”(Cedaliah)。說不定他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所委任管理巴勒斯坦的地方官(耶40-42章)。
拉吉信件的內容
在拉吉發現的碑文、物品當中，以“拉吉信件”為最重要。這些"信件”的內容，記錄了許多人名，大多數是舊約所提到的人物。有些寫的是問候的話，有些篇幅很長，也包含最多資料；有關於軍隊的調動情形，同時也提及一位不知名的先知的警告。有一封報導說：何沙雅(Hoshiah)雖然看到拉吉的訊號，但看不見亞西加的訊號。從信中語氣看來亞西加已經失守了。
(同樣的詞句和語氣也多次出現在《耶利米書》中。中文聖經譯作“大旗”(4：5，21；50：2；51：12，27)和“旗號”(6：1)等用詞，都屬於這一類在戰爭中發出的訊號。特別是“旗號”一詞與“拉吉信件”中的“訊號”是同一個字，意指煙火作成的訊號。由此可知《耶利米書》準確地反映了同一時代的動盪不安情景。)
“拉吉信件”在此幫助我們客觀地瞭解猶大的情況，特別是耶路撒冷失陷前的光景。巴比倫大軍如洪水淹至，耶路撒冷厄運難逃，已成定局。
經過十八個月的猛烈圍攻，尼布甲尼撒王於主前587年破城而入，大肆蹂躪。耶路撒冷的城牆被拆毀，房舍和聖殿被焚，而人民則被擄去，放逐他鄉(王下25：1－12)。
“拉吉信件”裏所報導的，是拉吉城失陷之前不久的局勢。信中所描述的混亂和騷動情景，和《耶利米書》所記載的一般無二。
聖經中許多人名、地名也都出現在“拉吉信件”中。信中甚至提到一個酷似耶利米的先知，但不知道是否同一個人。
巴比倫人所行的破壞，十分徹底，經過好幾個世紀後猶大才得復元，回歸的餘氏人數也少得可憐，力量微弱。巴比倫人幾乎把猶太人的勢力，連根拔起，使他們千百年之久不能翻身。
拉吉信件的古文字學價值
“拉吉信件”所用的語文，有聖經時代的希伯來文，也就是舊約聖經所用的。在文體和字彙方面和《耶利米書》相同，因此它們在古文字學(尤其是“耶和華”一名)的研究上，價值非凡。它們可以幫助學者們瞭解希伯來文字母的演進過程。信件的形式和風格都有助於說明這個過程。
這種研究是相當引人入勝的，學者們可以回顧過去，從而知道舊約語言的發展。這種研究可以不斷地擴充我們對歷史背景的認識，讓世人可以更直接和親切地接近上主的道。
十、死海古卷
二十世紀中葉，考古學家找到了當代最重要的考古發現，就是“死海古卷”聖經抄本。
那是1947年間的事。有一個阿拉伯牧童，無意中闖進耶利哥以南的一個山洞，在裏面發現很多古羊皮卷，上面寫的是希伯來文和亞蘭文，此外還有六百多片殘卷。整個考古學界因此大為振奮。
1952年又陸續發現其他藏有古卷殘片的山洞，還有其他驚人的發現；更多的抄本接踵而來，都是在死海周圍的山洞裏找到的。由於這些古卷都是在死海西部附近一帶所發現的，所以稱為“死海古卷”。
學者們經過一番仔細研究以後，把這些經卷抄本分作三期：1，古代(Archaic Period)，屬主前200-150年；2，哈斯摩年時代(The Has-monaean Period)，屬主前150署30年；3，希律時代(HerOdian Period)，屬主前30-主後70年。大部分抄本都屬於第二和第三期。
雖然有人對於這批抄本的年代有所質疑，但經過專家使用兩種科學鑑定方法，仔細考證之下，已有肯定的結論：1，放射碳-14鑑定法：將包裹皮卷的布條以此方法進行化驗，證實它的年分屬於主前175年至主後225年之間。2，古文字學的佐證：古文字學專家根據皮卷上文字的形式和書法作詳盡的年代比較，證實這批抄本確係主前第三世紀至主後第一世紀中葉的作品。
古卷內容
死海抄本有一部分是聖經，另一部分則是新約和舊約之間時代的作品。
聖經部分包括兩卷《以賽亞書》，其中一卷完好無缺。另外還有《哈巴谷書》的前兩章，以及舊約聖經其他書卷的部分抄本；但不見《歷代志》、《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及《列工紀》。大量的抄本殘卷來自摩西五經和《以賽亞書》，其他如《詩篇》、《耶利米書》和《但以理書》的殘卷，更是多不勝數。
在死海西面的昆蘭(Qumran)所發現的古卷之中，《以賽亞書》抄本最享盛名，比現有的最古老希伯來聖經抄本 “馬所拉抄本”，還早了一千年。《馬所拉希伯來文聖經》(MasOretic Hebrew Bible)是所有現代譯本的主要根據，但它最早的抄本不早過主後900年。這本新發現的希伯來文《以賽亞書》抄本，已被專家證實是主前125-150年的作品。在所有現存的聖經抄本和譯本之中，昆蘭古卷無疑是最古老的一批。
1947年所發現的一批抄本中，除了聖經，還有一分題名《規章》(Manual Of DiScipline)的文件，是抄寫“死海古卷”那些人的會社規章。另外還有一書卷，題名《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的爭戰》，特別令人感興趣。顯然這是馬加比運動期間，用以對抗希臘異教勢力的作品，成於主前158-137年間。
後來從附近許多山洞陸續出土的還有：阿拉伯文的蒲紙卷；希臘、巴勒斯坦、敘利亞基督徒的文獻；拜占庭(東羅馬)後期和古阿拉伯時代的聖經抄本和其他著作。
昆蘭遺跡
抄寫“死海古卷”的人聚居在昆蘭附近。昆蘭廢墟位於耶利哥以南"公里，靠近死海海濱。這裏的發掘工作，在1951至1954年間進行，結果發現這是古代一個猶太人的宗教社區，而附近的山洞竟是最大的一個古抄本收藏中心。
在兩約之間時代，猶太人諸教派之中，有一個名為愛色尼的宗教團體(參附錄<猶太人的教派>)，曾經在曠野建立自己的社區，與世隔絕，過敬虔的生活。昆蘭廢墟早期的居民可能就是愛色尼人，或其他類似的宗教會社。這個社區的成員抄寫了大量的聖經經卷，然後送到附近山洞裏妥為收藏，因此得以保存直到今日。
除了古卷以外，考古學家還在這裏找到各種錢幣、陶器，以及建築物遺跡，顯示出此地曾經歷過數次重大變遷。這個廢墟的晚期歷史可分作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由社區初創，自上前110年到希律王時代的開始。當時是猶大王:許幹在位(John，Hyrcanus；，發掘出來的錢幣多不勝數，有一部分就是許幹王所鑄的。後來這裏發生了大地震，將昆蘭夷為平地。另外又有跡象顯示，因為希律王在位時橫拖暴政，致令當地居民拋棄家園，逃亡到別的地方去。
第二階段：由主後一年昆蘭的重建和擴充，到主後68年六月毀於。羅馬人手中為止。這正是主耶穌、拖洗約翰，還有早期的使徒在世的時期。出土的錢幣也有來自這個時期的。羅馬軍隊在主後68年六月攻取了耶利哥，同時也拿下了昆蘭。當地發現的一枚古錢上，刻有“X”的字樣，表示屬於第十兵團。此外，也在瓦礫中找出一些鐵做的箭頭。
第三階段：羅馬人統治昆蘭。有些古錢上印有“猶大縣”的徽號，按日期應是羅馬皇帝提多在位的時候，即主後79-81年，這也標誌著羅馬人的佔領時代，即主後70年耶路撒冷被毀之後。在昆蘭廢墟所見，有些地方曾經改建為軍營，因此可以推斷羅馬軍隊曾在此駐紮，而且應該是主後68－100年間的事。可能就是在這段時間裏，昆蘭居民逃跑一空。
第四階段：當猶太人在主後132-135午間第二次發動革命時，昆蘭便再度出現人煙。這時期的錢幣顯示：當時猶太人以昆蘭為據點，為驅逐羅馬人作了最後的努力，事敗後昆蘭也就從歷史上銷聲匿跡了。
昆蘭社區內的主要建築物面積約有30公尺乘36公尺，是公眾集會 的所在，也是整個社區的中心。
在西北角有一高大的碉樓，牆垣堅厚，還有石堤保護。與會議廳平行的是全院之最的大堂，裏面設有繕寫室，有好幾個羅馬時代的墨池，池裏面還有乾了的墨汁，相信文土們就在這裏寫各種抄本。
院裏有兩個製作精細的蓄水池，附有沐浴和拖洗的設備。其他四十個蓄水池和水管相信都是為乾旱季節而設，用以儲存清水。這裏的墳場也有它特殊的地方，共有一千多個墳墓，特色是裏面沒有陪葬的珠寶，也沒有任何奢侈品。
昆蘭社區與愛色尼教派的關係
在拖洗約翰和耶穌的時代，猶太教可分為三個各走極端的派系。首先是把持祭司職權，一方面高律法、固守儀文，另一方面趨炎附勢、唯利是圖的撒都該人:其次是將傳統當作真理遵守，將儀式規條當作成聖途徑的法利賽人。在這兩個主流派系以外，有一群同樣熱心於宗教但不願與前二者認同的猶太人。他們不層撒都該人利用宗教玩弄權術，也鄙視法利賽人外表敬虔、內裏空洞。他們組織起來，自稱為“以色列的餘民”、“末曾向巴力屈膝的七千名先知”、“忠於上主者”等，以表示其維持純正信仰、與世俗潮流對抗的決心。從福音書的描述看來，耶穌雙親約瑟和馬利亞、施洗約翰的父母很可能都屬於這第三派系的跟從者，也許還包括加利利海濱的漁民、施洗約翰的門徒等等。
在猶太作家腓羅、蒲林尼和約瑟夫的作品中，都提到愛色尼教派，也就是屬於這第三派系的猶太教團體。由於施洗約翰和耶穌的言行表現，在很多方面和文獻中的愛色尼人類似，因此引發不少臆測。隨著死海古卷的發現，增添了許多有用的資料，可供進一步的研究。
表面上看來，昆蘭社區的地理位置、建築形式、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信仰內容，大都符合約瑟夫等人筆下有關愛色尼教派的記載。可是嚴格分析所得，兩者之間仍有相當距離。基本的分別在於：愛色尼人愛好和平，反對使用武力，昆蘭社區則相反；“昆蘭古卷”中有兵法書(War Scroll，)，顯示他們的尚武精神。愛色尼教派通常只限守獨身的男性參加，但昆蘭社區卻有女性成員。還有就是愛色尼教派極重視守安息，但昆蘭文獻中不見提及。
即使昆蘭社區和愛色尼教派不是同一個團體，兩者的組織動機和宗旨可說是一致的。綜合兩方面所得資料，學者們對新約時代的猶太教，因此能有更深入認識，從而對新約著作的歷史真實性及其神學架構，作出更為客觀的評估。
死海古卷對新約研究的貢獻
由於《約翰福音》和保羅書信的寫作風格和思想特色，被指為受了諾斯底派的影響，一度被人視為第二世紀的作品。然而同樣的風格和特色卻出現在死海古卷的作品中，由此可見《約翰福音》和保羅書信像死海古卷一樣，同屬第一世紀的著作，也同樣忠實地反映出拖洗約翰以至初期教會所處的時代面貌。
此外，《希伯來書》和《啟示錄》也是藉著此對死海古卷所提供的資料，得以肯定成書的日期，兩者都不遲於公元70年。
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死海古卷中的舊約抄本，為新約經文提供準確繙譯的依據。例如《使徒行傳》7：14到雅各全家下埃及的共七十五人，與《創世記》46：27所記七十人有出入。根據死海古卷《創世記》抄本所記，原來也是七十五人；由此發現司提反引述自古抄本的數字才是正確的。後期的《創世記》抄本只提約數七十人。
又如《馬太幅音》5：3，“虛心的人”一向解作卑微窮乏的人(英.譯為“the poor"spirit”)，從古卷上發現其實所指的是在信仰上“忠於上主的人”，與“心硬的人”相反。
(三)結語
聖經考古學的奇妙故事還沒有結束，在將來會有更多更偉大的發現；隨著聖地研究工作的進展，聖經研究也將不斷受惠。例如自從1945年開始，就有十三卷埃及文經典(Coptic Codices)在。上埃及哈瑪玳(Nag Hammadi)出土。就聖經學而言，它的價值與“死海古卷”不相上下。這些古卷甚至包括旁經《多馬幅音》，具有無法估計的研究價值。
還有不久前所發現的艾貝拉(Ebla)泥版，數以千計，需要相當年日，才能夠全部繙譯過來。
聖經考古學家接下來還會有些甚麼驚人發現？誰也不敢肯定，但這種可能性的存在，足以啟發我們對聖經敬愛之情，並主動地去研究聖經，透過歷史、語言學，考古學等途徑，隨著聖靈的帶領，更準確地掌握聖經給世人的屬靈信息。
工作十分艱苦，但也多姿多采。
聖經考古學研究的中心是聖經 上主的訓誨與話語。聖經考古學的範圍包括出土古物的鑑定、聖經所記錄的古代城鎮的發掘、與聖經有關的古文字的譯解。聖經考古學者不畏中東的炎熱，在風沙中、在烈日下進行踏勘、挖掘，為我們研究聖經提供背景資料。歷史雖短，成績已 斐然可觀。
聖經考古學的產生、成長以及其不平凡的發展，不過是近一百五十年的事。對新、舊約聖經的內容，提供了許多線索和印證，幫助我們建立起聖經的歷史架構，讓我們對聖經的背景有更清楚的認識。
十九世紀以前，有關聖經的時代背景知識相當缺乏，一般只有參考聖經本身的記載，和古希臘歷史學家的著作；但這些著作多屬新約方面的資料，舊約的則是寥寥無幾。
希臘帝國時期，亞歷山大大帝極力提倡希臘語和希臘文化，征服的地方都要採納奉行。古時的埃及、巴比倫、亞述及波斯等古邦國的語言文化逐漸為人所遺忘。有關舊約時代的背景資料因而鮮為人知，多靠聖經本身提供。聖經所記錄的歷史事跡雖然十分準確，但它並非為歷史而寫，從歷史學的眼光來看，所藏資料有待補充。
現代考古學發韌於1798年。是年法國拿破崙將軍的埃及遠征部隊來到尼羅河谷，發現了大批古代文物和遺址。當時的法國大軍裏總有畫家和學者隨行，於是把這些發現作了詳盡記錄，携帶回國。
讓我們就從這批與聖經有關的發現講起，一直到著名的“死海古
卷”，看看這些發現怎樣印證舊約和新約的歷史記錄，和上主的話語。
(一)十九世紀奠定聖經考古學基礎的初步發現
一、羅塞塔碑與貝希斯敦碑 字裹乾坤揭示埃及、亞述、巴比倫三個古老世界
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1798年在埃及羅塞塔出土，地近尼羅河西面的河口，為法國埃及遠征部隊所發現。這塊玄武岩石版上刻有三種文字，就是第三世紀通用的希臘文、民間用的埃及文，以及古埃及象形文字。學者根據希臘文辨認出文字裏的人物姓氏，又繙譯了其他部分，逐漸明白了如何析解古埃及文字；尼羅河流域的文學寶藏從此門戶大開。羅塞塔石碑成了研究古埃及文的鑰匙。
貝希斯敦碑銘(Behistun，nscriptio。)是研究巴比倫和亞述古文物的關鍵。這是在卡曼沙(Karmanshah)平原上，從巴比倫到厄巴他納(Ecbatana)途中崖壁上的一幅浮雕，在1835年發現的。
碑銘上面分作許多欄，共有題字1200行，也是用三種文字寫成：亞甲文(古亞述和巴比倫的文字)、古波斯文和以攔文，全都是楔形文字。這塊碑銘面世十年後(1845年)，上面的古波斯文才繙譯出來。接著以攔文也繙出來了。最後才是最重要的一環，就是亞甲文的繙譯。貝希斯敦碑上記有許多蘇默、巴比倫和亞述(在幼發拉底河下游)的歷史資料，可供科學家們研究。
二、其他地方的發掘工作
古文字的譯解有助於明白聖經的背景，大大增加了歷史的知識。學者們根據碑銘，在地圖上成功地標誌出許多舊約歷史上的地方，成為後來考古學研究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考古的興趣越加濃厚，蒲紙卷和羊皮卷在這個時期成為熱門的搜集和研究對象。
1845年，考古學者在古代的迦拉(今之伊拉克)進行發掘，發現了古代若干君王的宮殿。王宮裏藏有大批歷史記錄和公文。
1859年， 德國提申多夫伯爵(Count Constantine Tishendorf)在西乃山麓，聖凱瑟琳古修院中尋獲一冊保存完美的希臘文聖經，是公元四世紀手抄本，包括希臘文舊約七十土譯本》和新約。這本後來稱為“西乃抄本”的聖經，為希臘文聖經的年代考據推前了好幾百年。
1865年，“巴勒斯坦探勘基金會”(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成立，支持一個勘察耶路撒冷全地的計劃，同時在巴勒斯坦西部進行地表調查。
1868年，考古學家在巴勒斯坦找到一份與舊約若干事跡有關的文字記載，稱為“米沙石碑”，又名“摩押石碑”(Moabite Stone)。這是一塊150公分高的石碑，刻有類似希伯來文的文字，記述摩押和以色列國的部份歷史。
碑文的日期可推算至主前850年，是摩押王米沙所立，所以又稱為“米沙石碑”。碑文記有米沙王與以色列國暗利王朝，以及以東民族等的戰事，和聖經《列王紀下》1至3章所載的情形符合。
聖經裏的許多地名也都出現在石碑的雕柱上，包括：亞嫩(民21：13；申2：24)，亞他錄(民32：34)、伯巴力勉(書13：17)、巴末巴力(書13：17)、伯低比拉太音(耶48：22)、比悉(書20：8)、底本(民32：34)、雅雜(書13：18)、尼波(民32：38)、米底巴(書13：9)。具有如此肯定性的物證，在考古工作上還是頭一次發現。
1870年，舒萊曼(Heinrich Schliemann)根據《荷馬史詩》研究古老的傳說，競發現了特洛伊(Troy)的廢墟。這個歷史性的發現也肯定了稱為“山丘”(tell)的古廢墟有很大的考古價值。
原來巴勒斯坦一帶滿佈山丘，山丘底下埋藏了許多古代城市的廢墟。考古學家開始注意這些山丘，到處勘查發掘。
同一年，“美國巴勒斯坦採勘學會”(American Palestinian Exploration society)成立， 在巴勒斯坦約但河東一帶地方進行文物發掘工作。
1886年，埃及的亞馬那(Tell el-Amarna)泥版出土；亞馬那距離開羅以南約320公里。亞馬那泥版是主前1400年，巴勒斯坦王族領袖與埃及之間的外交函件。
從這些信件中，可以一睹巴勒斯坦被約書亞征服前的光景。有些學者甚至認為，信中描述的就是有關以色列征討的經過。其中有一封來自耶路撒冷的統治者，提到一群哈比魯人，聯同別的遊牧民族攻佔了許多巴勒斯坦城鎮，銳不可當。至於哈比魯人是否就是希伯來人，現在還末能確定。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考古工作繼續進行
到了1890年，著名的考古學家帕德禮(Flinders Petrie)在巴勒斯坦的特拉黑斯(Tell－el-Hesi)進行發，記錄下取自廢墟的每一片陶器資料，分類加以研究。以後的學者都沿用同樣的分析法來鑑別出土古物年代，稱為“陶瓷年代計算表”(Ceramic Chronology)。
1895年，考古學家在埃及古城奧西林可斯(Oxyrhynchus)廢墟附近，發掘出數以千計的希臘文蒲紙卷殘片。蒲紙卷的專門研究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
這些殘片裏面有私人信札、商業文件、家庭日誌、兒童課業等等；也有一些從末見過的最古老的新約書卷殘片。學者認為文件上用的希臘文，和新約聖經上的希臘文相似，都是羅馬時代地中海一帶日常使用的普通希臘語(Koine Creek)。
(二)二十世紀揭開聖經世界真貌的十大發現
考占學在十九世紀奠下了基礎，然而最驚人和最突出的發現，卻在二十世紀。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這一段時期，聖經考古學己迅速成為一門又精又專的學問，為聖經的研究開路， 為上主的道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貢獻；將聖經時代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一一為讀者揭露。
以下介紹本世紀十項大發現，按出土先後次序逐一論述：
一、 《漢慕拉比法典》 (The Law Code Of Hammu rabi)
這是一塊石碑，高約210公分，寬180公分，於1901年出土。
碑上刻有近三百條律法，內容廣泛，涉及商業、社會、家庭和道德生活。考其年代應屬於漢慕拉比王治下古巴比倫時代(約在主的1728至1686年)。
在以攔省書珊城，也找到相同石碑，碑上刻有王的像，正從太陽神沙瑪示(Shamash)手中領受法典；這份文獻的出土，可說是古代法律文獻空前和驚人的發現。
《漢慕拉比法典》的價值在於提供背景資料，可供與其他古代法典比較之用。研究摩西五經中的法律時，自然也要參考這法典。
按年代來說，這部法典此摩西五經還早幾百年。過去有人認為，像五經中如此詳盡細緻的法律條文，不是摩西時代的文明所能夠產生的；但是《漢慕拉比法典》發現以後，就內也沒有人提出這種論調了。
摩西法律與《漢慕拉比法典》的比較
考古學的確可以清除一些走極端的評鑑學言論，《漢慕拉比法典》的發現便是一個好例子。然而也正因為有了比聖經更古的法典，另一種荒謬理論又應運而生：認為希伯來法律只不過是巴比倫法典的摘錄和改寫。
其實將二者比較一下，立則可以看出：摩西的法律並沒有借用，也毋須借重巴比倫的法典。正如摩西法律本身所強調的，它是上主親自立下，絕對適合以色列民的特殊身份和召命 就是作上主的選民，建立屬天國度。
不錯，摩西法律和《漢慕拉比法典》有不少近似的地方，形成這種近
似有幾個明顯因素。歷史淵源接近是其一，智識和文化源流相通是其二。倘若兩個民族境遇相似，血統相近，文化互通，制定法律的時候，自然會在律例、法令上採取相同或相似的立場和措施。
可是，摩西的法律和《漢慕拉比法典》之間，也有不少顯著分別，足以證明並沒有直接關係。
關於離婚法律就是一個好例子(申24：1)。在聖經上男人有休妻的權利，而女人卻沒有主動要求仳離的權利；可是在巴比倫法典上，雙方都可採取主動。
摩西法律與《漢慕拉比法典》在內容上也有分別。希伯來法典中有許多純屬宗教的規條和禮儀，《漢慕拉比法典》卻是世俗的。
至於摩西法律和《漢慕拉比法典》都強調“報復律”(Lex Talionis)，就是“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以烙還烙，以傷還傷、以打還打”。這其實是所有閃族法律的一個特色，其背後的法律精神認為：人命不同一般事物，無法估計價值，因此不能用金錢賠償，仍須以生命作抵償。
兩個法典的起源也有分別。巴比倫法律據傳是漢慕拉比王從太陽神所領受的，其實是根據當時一般風俗習慣而寫成。漢慕拉比王在法典的序言和結尾中都歸功於自己，“太陽神頒賜”之說只不過是附會託詞。文中最主要的部分是政治性宣傳言論，用意在說明在地上建立秩序和公理的，是漢慕拉比王而不是太陽神。
摩西則剛好相反，宣稱自己不過是上主使用的器皿，立法的唯一權威就是:“耶和華如此說”。
兩部法典的道德標準也不同
從倫理和屬靈的角度來看，摩西法律要比巴比倫法典先進得多。例如<漢慕拉比法典》列舉了至少十種凌遲處死的方式；假如醫生為病人施手術失敗，便要斬掉一隻手。在摩西的法律中只有一次提及剁刑，而且僅在特殊情況下施於婦人身上(申25：11,12)。
摩西的法律又特別看重人命的價值，對於維護女性尊嚴，和人道對待奴隸等方面有更嚴格、積極的要求。
此外，還有一件是巴比倫法典所沒有的，就是“愛上帝”和“愛鄰舍”兩個大原則，這兩條命令好像兩條金線，貫穿在摩西的法律中，發出燦爛光輝。
二、 基色曆(The Cezer Calendar)
1902年，考古學家發掘古城基色。基色位於特拉維夫(古名約帕)港口和耶路撒冷之間，原屬非利土人境內。他們在這裏發現了“基色曆”。
這小小一段文字，相信是主前925年間的作品，原是希伯來民族學生的課業，用的是標準的古典希伯來文。這小片石灰版不單包含寶貴的希伯來文字資料，更反映出巴勒斯坦的農作生活，知道他們在不同月分有不同工作。
基色曆和米沙石碑等的發現，不僅可以藉此獲取與舊約直接有關的聖經知識，同時也可以透過它們，瞭解以色列以外的社會文化和歷史背景。
三、 伊里芬丁蒲紙卷(Elephantine Papyri)
伊里芬丁島位於埃及尼羅河上。考古學家於1903年在這裏找到一批古老的蒲紙卷，記述的是主前第五世紀末葉波斯帝國邊區的情況。
伊里芬丁蒲紙卷來自在埃及僑居的一個猶太人社區，就是當時駐紮在島上的猶太僱傭兵團。全卷以亞蘭文寫成；在波斯時代，亞蘭文是外交和貿易的主要語文，已經逐漸取代希伯來文，成為猶太人的日常語言。
這些蒲紙卷的內容，從大利烏王的“貝希斯敦碑銘”抄本到猶太人的婚約書，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其中特別提到主前411年伊里芬丁猶太殿宇慘遭劫掠的事跡；因為當時伊里芬丁曾一度掀起反猶太風潮。資料更顯示島上猶太殿宇被毀後，不久即重建。
伊里芬丁蒲紙卷所描述的，是以斯拉和尼希米時代，以及更早的時期。這時的猶太人流散四方，伊里芬丁只是他們在邊遠異域的一個聚居地。
學者們也從這些紙卷獲得當時語文的資料，很多聖經上記載的風俗和名稱，都在這些文字裏找到了詳盡說明。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份“逾越節文件”(Passover Papyrus)，是主的419年波斯王大利烏二世所頒佈的詔書，諭令猶太人守逾越節。(雖然文中沒有指明，但所描述的事項都與逾越節有關。)這份文件可以說明《以斯拉記》所載，波斯王朝賦予以斯拉權柄推行猶太法律的事跡，實有其歷史根據。
伊堅芬丁文獻另一個貢獻是有關以斯拉和尼希米歸回耶路撒冷的年代考證。
文獻中的資料顯示，尼希米的對頭參巴拉(尼2：19)在主前407年已屆高齡，不再直接參政。故此學者們認為尼希米與參巴拉發生衝突，應該是主前464蕾423年之間，則亞達薛西一世的時代。
另一宗資料則指出，主前410年耶路撒冷的大祭司名叫約哈難。尼希米時代的祭司是以利亞實(尼3：1)，以利亞實的第二或第三代繼承者也叫約哈難(尼12：22)，而且顯。然與以斯拉有密切關係(拉10：6)。這樣看來，以斯拉比尼希米至少晚了一代。
從以上資料看來，《尼希米記》2：1所載尼希米歸回耶路撒冷的時間，應該是指亞達薛西一世的第二十年(主前445年)，但以斯拉歸回的時間(拉7：8)就不可能是同一個王的第七年(主前458年)，而是較晚的年份，或者指的是另一個同名的王西達薛西二世的第七年(主前398年)。
有關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先後問題，至今仍無定論，但伊里芬丁文獻的確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歷史根據。
四、 波格斯凱泥版 (Boghazkoy Tablets) 赫人帝國的紀念品
1906年，考古學家在土耳其首都安加拉以東145公里的哈里斯河灣(Halys River)，一個叫做波格斯凱(Boghazkoy)的廢墟進行發掘。原來這裏也是古代赫人帝國(Hit-tite Empire)的首都。他們找到大批泥版，版上寫有五、六種文字，大部分是赫人的語文，以楔形文字寫成，後來都一一繙譯出來。
這些古老記載是開啟聖經背景的一個鑰匙，而這些背景，正是研究聖經的人所急於知道的。
“波格斯凱泥版”證明，赫人是一個重要的古民族。在此發現以前，批評學家都認為聖經上有關赫人的記載毫無歷史價值。摩西五經中提及赫人在迦南地居住，也在以色列人驅逐之列(出33：2；申7：1；20：17；書3：10；24：11)，亞伯拉罕在希伯崙定居的時候，曾與赫人為鄰，這些聖經記載早已家傳戶曉。至於大衛軍中一員猛將烏利亞也是赫人，這也是人人都知道的。可是誰會想到這些“赫人”都是大有來頭的呢？
現在已知道，赫人帝國在小亞細亞，經過兩個強盛時期。第一個約在主前1800年；第二個則在主前1400－1200年之間。
較後的全盛時期，赫人帝國以波格斯凱為首都。歷任君王中有一位名叫蘇比路流馬的，曾將疆土擴充到今之敘利亞和巴勒斯坦。
大約主前1200年，赫人帝國傾亡，首都波格斯凱被毀。可是赫人的勢力並末完全消失，幾個重要據點仍然屹立，計有迦基米拖(代下35：20)、辛居利(Zengirli)、哈馬(書13：5)，以及亞蘭北部的一些地區。各種出土的赫人泥版經過鑑定和繙譯後，整個古代聖經世界的時代背景開始展現。
由於有了這些新的資料，我們就可以明白聖經裏有關“赫人諸王”的真相(王上10：29；代下1：17)；同時也可以明白，為何以西結先知在責備不忠的耶路撒冷時，指她以亞摩利人為父，以赫人為母(結16：45)。
泥版上的記述也有助說明族長時代的文化背景。例如其中一項有關赫人買賣土地的法律細節，與《創世記》23章所記(亞伯拉罕向赫人買地葬妻的經過)完全相符，從而肯定了這段聖經記載的歷史價值。
根據赫人法律，土地買主必須連帶接收賣主在土地上一切附屬物，並須承受履行諸如繳稅納貢等義務。亞伯拉罕起初並不想這樣做，所以只要求買一塊墓地(創23：9)。但以弗崙堅持要按照法律全部出讓。
買賣的手續也都依照法律規定：在城門口進行，並有見證人在場(創23：10，18)；所有接收項目詳細列明，包括樹木在內(創23：17)。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考古工作都停頓下來。後來英軍攻克巴勒斯坦，從土耳其人手中接管該地，於是考古工作重新展開，而且空前蓬勃。英、美兩國紛紛成立考古隊的來參與。
這時期出色的考古學者有好幾位，像奧勃萊(W.F.Albright)和懷特(C.E.Wright)便是。至於古語文學家也有不少傑出成就，能夠配合米所波大米的考古工作，使到古代文字諸如蘇默文、亞甲文和以攔文都可以順利譯出，其中三位著名學者是霍肯土坦(A.Fa，kenstein)，派貝爾(A.Paebe》，以及蘭斯柏格(B.LandSberger)。
五、吾珥廢墟(Ur)
這是古代一座國際名城，位於米所波大米境內，即今日的伊拉克，靠近幼發拉底河。
亞伯拉罕曾在此渡過童年
在亞伯拉罕之前幾個世紀，吾珥已是京畿重地，在一系列的帝王統治下享受過太平盛世。它的傾覆卻是突如其來的。主前1960-1830年間，外族人從四面山地像潮水般湧入，擄去了吾珥國君依比辛(lbiSin)，。將京城夷為平地。千百年來，吾珥深埋地下，不再為人所知，如今在考古學家的手中才得以“復活”過來。
這個長久失落的名城今被發現，應歸功於一批現代考古學家，最為勞苦功高的是伍禮爵土(Sir Leo nard Woolley)，他的發掘工作是在 1922-1934年間進行的。
在1854年之前，根本沒有人曉得有一個吾珥城。阿拉伯人把吾珥廢墟稱為阿木貴依(Almuqayyer)，意即“瀝青山”(Mount Of Bitumen)。這裏氣候酷熱，一片死寂。
1854年，考古學家做了一些初步的發掘工作，當時只找到一些圓柱，鐫刻有楔形文字，記載巴比倫王拿波尼度(主前559-539年)重建吾珥南模廟塔的事跡。這廟塔原是吾珥第三王朝的第一任君王吾珥南模所建的。
1922年，伍禮爵士接受了大英博物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以及該大學博物館的委託，主持一個聯合發掘計劃，要搜集一切有關吾珥城歷史、文化等資料。一共作了十二次發掘，都很成功。
到了1934年吾珥重見天日，再次在世界文明史上佔一席位。西亞諸多古城遺址當中，以吾珥最為矚目。
亞伯拉罕以前的吾珥
早在亞伯拉罕出生之前好幾百年，吾珥已經是光芒四射的大都會。底格里斯和幼發拉底兩河下游盆地，既平坦又肥沃，是蘇默、巴比倫、亞述和迦勒底等古國的所在地。
在這許多文明古國之中，蘇默(Sumer)，是最古老的一個。它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文化之一。蘇默文化的起源到今天仍舊是個謎。蘇默人是這個平原上的土著，大約主前3500年，他們已在文明建設方面取得相當成就；在主前3000年，就有了自己的文字。接下來的一千年，蘇默帝國的文化和文明的影響，差不多已普及整個西亞。
蘇默的南端是一片平坦的泥盆地，由底格里斯和幼發拉底兩河沖積而成，極其富饒。兩條河到下游，水流緩慢，大量沃土沉澱在此，形成一個肥沃沙洲，這就是今天的伊拉克。由於這個區域建有灌溉用的運河系統，十分昌盛進步。
十九世紀中葉以前，遊客們見到平原上到處突起的古怪山丘或土墩，往往大惑不解。沙土表層經過風吹日曬，逐漸剝落，一些埋在地下的大理石雕刻碎片和古文明遺物便暴露出來。考古學家於是向下發掘，才發現了這些埋藏千年，遺忘人間的古城。
其中一個山丘(廢墟)下的城市就是聖經裏著名的吾珥城。在這地區發掘出來的許多泥版。刻的都是楔形文字。泥版用河岸上的輭泥製成，以扁平刀筆在其上刻字，然後放在陽光下曬乾，也有用火烘乾的。廢墟下除了古文明遺物以外，更吸引人的是這些泥版上所載的豐富資料，全是具有不朽價值的文獻。藉著這些資料可以掌握米所波大米下游蘇默古國的歷史和文明。
吾珥第一個王朝
1923年，考古學家蘭頓(F.Langdon)發表了一分蘇默諸王的名錄。按名錄的記述，早期蘇默人的城邦有基書、以力(創10：10)、亞挽、亞答、瑪利和雅撒，這些城邦都各自封立君王。
吾珥歷代的統治者很多，分別屬於好幾個王朝。蘇默人在吾珥稱王的初期，也就是米所波大米最早的王國最為昌盛的時候，約在主前2800至2360年間。這些偉大君王的建樹，大大提高了吾珥的文化，使它成為一個強盛出色的城邦。
考古學家在吾珥發現一些王室陵墓，是主前2500年所建，以磚和石築戍。其中最吸引人的是一個貴族女子的墳墓。女子名字是“吾珥舒珀”，刻在二個圓柱上。她手旁放置金杯，頭上戴著金帶，金帶長約八公尺，非常美麗精緻。
另一件考究的古物叫做“吾珥量尺”。這是一塊木板，長55公分，寬22公分，兩面鑲嵌了精.細的圖畫，分別以“戰爭”與“和平”為主題。在“戰爭”的那一面，戰俘向王求降，軍隊威武挺進，軍土們駕戰車、扔標槍。在“和平”的那一面則是宮廷讌會，只見樂師吹奏起勁，僕婢侍候殷勤，並且獻上各式各樣的戰利品。
吾珥城重見天日，是考古學上一大貢獻，使研究聖經的人可以進一步瞭解亞伯拉罕的事跡；而有關主前2000年時代的史料也因此大大增加。
亞伯拉罕時代的吾珥
按希伯來文舊約聖經《馬所拉抄本》上所註年代推算，亞伯拉罕生於主前2161年，進入迦南地則是主前2086年。假若這樣的估計沒有錯誤的話，亞伯拉罕生活的年代，應是吾珥最興盛的第三王朝；而當亞伯拉罕離開吾珥時，吾珥正是一片昇平，欣欣向榮。不過到目前為止，這個說法仍末獲得證實。我們迄無法確定亞伯拉罕的年月。
吾珥城第三王朝的第一任國王名叫吾珥南模(Ur-Nammu，主前2070-1960)，他曾在吾珥建造一座美輪美奐的廟塔(Ziggurat)。這塔直留到今天，成為當地最有紀念性的建築物。廟塔座落在底格里斯和幼發拉底兩河的盆地之間，米所波大米南部的沖積平原上。
著名的“吾珥南模紀念碑”載有興建廟塔的經過。這碑是一根白色石灰岩柱子，約150公分寬，300公分高。柱頂是王的雕像，雕的是站立禱告的姿勢。下面寫著立碑的原委和經過，還襯以插圖，描述工程進行的情形。
亞伯拉罕遷居哈蘭和迦南之前，原住在吾珥這個當時的工業中心，也是宗教中心。吾珥的居民全都敬拜“月神”；雖然巴比倫人普遍敬拜多神，可是在這裏卻是奉月神辛(Sin)為至尊。
考古學家在此進行了多次發掘，收穫豐富，不僅可以清楚看見吾珥城的華美宏偉外貌，也可以了解當時民間的宗教生活。亞伯拉罕故居的生活環境裏盛行偶像崇拜，正如《約書亞記》24：2所說的：“古時你們的列祖，就是亞伯拉罕和拿鶴的父親他拉，住在大河那邊，事奉別神。”
“月神”辛被人聳為“至高的主”、“天上美麗和光明的主”。城中有座大廟仿山嶽的形狀而建，分許多層次，各種神祕的敬拜儀式就在這裏舉行。大廟前面較低的一層是大院子，信眾帶備祭品在此集會、獻祭、敬拜，同時也在這裏繳納稅錢給君王。由此可見吾珥是一個神權社會，一切都以月神為中心。
城裏有宗教特區，稱為“帝門諾”(Temenos)，滿佈聖所和祭壇，並有男女祭司的住宅。在西面，幼發拉底河沿著牆垣流過，城外城內有連接的運河。
亞伯拉罕時代的吾珥，水利建設完善；已不是酷熱艱苦的乾旱地；到處生氣蓬勃，景色優美，城郊遍佈肥沃耕地。居民或耕耘，或紡織，工農業都很發達。
在廢墟出土的還有民間住宅，相信亞伯拉罕兒時家園就在其間。有一幢民間住宅設有聖堂，有祭壇和壁龕、殯殮室等。亞伯拉罕的父親他拉崇拜時所用的，很可能就是這樣的設備，他拉的歷代祖先可能都是“月神”的敬拜者。然而上主無上的恩典臨到亞伯拉罕，呼召他離開本鄉，這個充滿了敗壞和褻瀆的地方。上主將亞伯拉罕從偶像崇拜的環境中呼召出來，由他開始一個新的族類；並且在末來的日子裏，從他的後裔當中興起彌賽亞，拯救普世的人永遠脫離罪惡。
六、 烏加列宗教文獻
二十世紀的一個重大發現，是一批數以百計的泥版，在烏加列(Ugarit)古城出土；此城位於今敍利亞海旁的拉斯珊拉(Ras Samra)。
這批泥版原來收藏在一間古代的圖書館裏。圖書館正好夾在兩個大廟巴力神廟，另一邊是大袞神廟。泥版的年代可推溯至主前1500-400年版上的楔形文字，用的是最古老的字母；屬閃族語系，是迦南人的文字。泥版所載都是宗教文獻和崇拜儀規，文句語法極之接近聖經上的希伯來文，也和腓尼基文相似。
這些泥版末出現前，沒有人知道烏加列這個地方，更沒有人想到這座古城具有如此重大的歷史意義。直到1928年春天，在米乃特比達(Minet-el-Beida)，一個敘利亞鄉民在田裏工作的時候，無意中發現了一些古物，這才引起考古學家的
注意。
首先前來那一帶地方發掘的是法國的薛夫爾(Claude F.Schaffer)一個月後他便轉移陣地到附近的拉斯珊拉。他在一個山丘上發掘，幾天後便有了結果，而且是驚人的發現；第一批烏加列泥版出土了。
從1929年到1937年陸續掘出大批宗教文獻，大部分寫的是古老的迦南文，相當於摩西時代的語言。
烏加列古城
這個主前2000年時代的大城，位於敘利亞北岸，與塞浦路斯島遙遙相對。聖經上沒有提過它的名字，學者們根據古埃及的記錄，才知道這座古城的存在。
城的一面是海灣，設有港口，供商船停泊。在希臘帝國時代，這裏是一個商港。現在的名字拉斯珊拉(Ras shamra)，總則“茴否嶺”，是因為山坡上滿植茴香的緣故。
烏加列廢墟的形狀足一個不等邊的四方體，從南至北長612公尺，對角線長約1005公尺，高20公尺。廢墟座落在埃及通往小亞細亞沿海的主要通道上，也有道路連接幼發拉底河流域，可以通到巴比倫。
從烏加列去塞浦路斯，可以坐船，海路相當近
在遠古的年代裏，烏加列已經發展為重要的港口，開始與今天歐洲愛琴海各島嶼頻密通商。當時主要的出口產品是加工煉製的青銅。像別的腓尼基城市一樣，烏加列也向埃及輸出香柏木和其他木材。在這裏也有染紫布的工廠，還留下許多骨螺貝殼，堆積成山。骨螺盛產於地中海東岸，可用來製造染色顏料。
烏加列泥版對古文字研究的貢獻
學者們經過一番努力，終於由美國哥頓博土(Dr.CYrus COrdOn)整理出一套“烏加列文”的文法，又將泥版上的資料發表。
繙譯出來的文獻顯示，烏加列文和希伯來文在體裁、字彙方面有相同的地方。學者研究兩者的結構，發現迦南人的詩歌，像希伯來人的一樣，以平衡體為主，喜用疊句。
由於烏加列文與聖經希伯來文之間有密切的關係，因此解決了很多希伯來辭彙研究上的疑難。今天希伯來文用語的解釋，必須考慮到在烏加列時代的講法和用法。末來的希伯來文字典將會收納更多的新字，特別是那些一直被曲解或不甚明確的詞語。例如“beth-heber”一字(箴21：9；25：24)，以前常解作“房屋”，現在從烏加列文和亞述文的研究得知，這字多用以指“倉庫”。因此這節經文可譯為：“寧可住在屋頂的角上，不在寬闊的倉庫(中文原譯“房屋”)與爭吵的婦人同住。”
烏加列泥版的宗教意義
烏加列泥版上的宗教文獻的確給了聖經學者許多有關舊約時代宗教生活的背景資料，這可說是它最大的貢獻。其中一些史詩很清楚地描述了迦南人的眾神。
我們現在知道迦南人的眾神以“雅”(El)為元首，奉為至尊神。但在舊約裏，“雅”也是耶和華所用的名稱(33：20)，此名在聖經裏經常出現(詩18：31，32；伯8：3)，而且以複式名稱出現。例如El，Elyon是“至高神”(創14：18)，El Shaddai是“全能的神”(創17：1)，EI Hal是“永生神"。這些真神的名號與迦南的神話傳說當然毫不相干，“雅”只是閃族對神的普通稱呼，但在烏加列文獻中的“雅”，卻是一個殘酷貪婪的暴君，像其他迦南神祇一樣，他的作為充分顯露出迦南宗教的敗壞本質和邪惡勢力，正如舊約聖經中所描述的。
“巴力”按傳說是“雅”的兒子。他是諸神之王，高踞諸神祇之首。他是風雷雨電的神，他在天上發聲，地上便要響雷。在拉斯珊拉廢墟有一根柱子，上面雕著巴力手執雷電的圖像；烏加列詩歌裏也有歌頌巴力的。巴力崇拜影響之巨使巴勒斯坦的希伯來人飽受威脅，時時陷於腐化的危險中。
巴力在迦南神話中地位很崇高，因為他掌管著雨水和一切生命的繁殖。在傳說裏，死亡與旱災之神膜陀(Mot)曾與巴力爭戰，將巴力殺了，以致全地苦旱，從陰曆六月至十月尾都不下雨。後來亞拿(Anath)出現了，她是巴力的胞妹，也是他的戀人，亞拿四處尋找巴力，終於發現他的屍體。她殲滅了膜陀，巴力復生，於是大地回春，享受一連七年的風調雨順。
烏加列人所敬拜的，除了各種放蕩的男性神祇以外，還有不少女神。三個較為突出的是“亞拿”、“伊施”和“亞舍拉”。她們都是爭戰與性愛之神。她們的個性像雅和巴力一樣，代表著迦南宗教的敗壞和邪惡。她們鼓吹暴力、流血、爭戰，同時誘惑人放縱情慾，追求享樂。
對迦南宗教有了更深的認識之後，研究聖經時就可以更正確地了解舊約時代上主對迦南人所採取的立場，特別是何以上主要下令滅絕迦南人。這事看來殘酷，可是當我們完全瞭解事實的真相，認識到迦南宗教的黑暗可怕，當會對這些事重新予以評價o《創世記》15：16.，上主針對亞伯拉罕時代的迦南人宣告說：“亞摩利人的罪孽，還沒有滿盈。”根據考古學家的種種發現看來，四百多年後到了約書亞時代，迦南人的確是惡貫滿盈，非徹底除滅不可。
古諺說：“正神明則民皆聖賢，崇妖妄則民也愚昧。”有史以來人類絕少有像迦南宗教那驚人地將暴力和情慾結集於一身的。聖經的記述，有考古學為之佐證，實在可以作為每一時代的儆誡；一切違背真理、多行不義的虛偽信仰，最後一定難逃神的審判。迦南人罪惡滔天，淫虐之至，即使約書亞和以色列民不加征討，最後也必定惡貫滿盈，自我毀滅的。舊約先知書特別針對“拜偶像”和“行淫亂”的惡行，作出異常嚴厲的指責，正是要提醒以色列人，切勿步上迦南人的覆轍。事實上，先知們以“拜偶像”為靈性上的淫亂，與身體上的淫亂相提並論。古代宗教的敬拜禮儀中，以迦南人為例，淫亂幾乎成為主要的特色。對於迦南文化有了這些基本認識，就不難明白無知書中強烈的措詞及其用意何在。
七、 努斯泥版 揭開何利人之謎
努斯(Nuzi)位於古亞述的東面，尼尼微城的東南，在主前二千年的中葉最為強盛發達。在這古城發掘出來的楔形文字泥版多達數千塊，記有何利人(Horie)崛起經過，以及聖經中族長時代的風俗習慣，甚有價值。
努斯城的癈墟今稱為烏蘭第比(Yoghlan Tepe)，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以北約240公里，座落在古狄斯坦(Khurdistan)南部山腳下。1925－1931年間，設在巴格達的美國東方研究院(American School of Oriental Research)，與美國的哈佛大學聯合主持發掘這個癈墟。
在何利人入侵之前， 另一個民族蘇巴里人(Subarians)在努斯聚居。當時這城稱做迦索(Casur)。迦索最早期的居民可推溯至史前時代，但考古學家主要的興趣集中在何利人入住以後的時代，以及這裏出土的楔形文字文獻，此外還加上在努斯以東14公里處的亞勒迦《Arrapkha)所發現的一批泥版。
努斯泥版與何利人
摩西五經裏有許多地方提到何利人：他們被以蘭王基人老瑪和入侵的米所波大米軍隊所征服(創14：6)；他們也實行族長制度(創36：20-30)；最後被以掃的後裔所滅(申2：12，22)。
何利人一向被人認為是一群非常原始的穴居野人，因為何利(Hoeite)的字根類似希伯來文hor，則“洞”、“穴’的意思，所以有此臆測。
學者們過去除了這種語源學的分析外，再也沒有其他途徑可以了解何利人的來龍去脈。文字方面，除了聖經，也沒有其他文獻可供參考。然而過去短短數十年間，考古學發揮了它的巨大探索力量，使古代何利人在今天“重現”。
現在再也不會有人把何利人看作是穴居野人，相反地，都公認他們是歷史上一個傑出的民族。他們在古代西亞的文化歷史上，扮演過非常重要的角色。
何利人不屬於閃族，原居於今蘇聯的高加索山脈南部，後來遷徙到米所波大米的東北部。
主前2400年左右，何利人在歷史的地平線上冉冉升起，來到底格里斯河東面山脈地區居住。到主前2000至1400年代，他們散居於米所波大米北部。
從努斯泥版看族長時代的風俗
努斯泥版最主要的貢獻，是反映了族長時代的事跡與習俗。聖經中有關族長時代的描述，有若干風俗令人費解。但藉著努斯泥版和亞勒迦泥版，我們可以獲悉當時的歷史背景，從而瞭解其風俗習慣。
在《創世記》15：2，亞伯拉罕因為沒有兒子，迫得接受僕人以利以謝為嗣子。努斯泥版也記載了當時這種社會習俗，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亞伯拉罕的苦衷。原來只要是可靠的僕人，即使是外族人，也可以成為嗣廣。努斯的何利人社會就有這樣的慣例；凡夫婦沒有生養的，可以收一個義子，口後可得供養終老。作為義子的既然克盡孝道，也就享有嗣子的名分。然而夫婦倆後來如果生下兒子，這個契約就自動取消，至少部分作癈，從此改立親兒為嗣子。
從努斯的法律和社會制度看來，婚姻的主要日的在於傳宗接代；基於多方面的理由，每個家庭都必須開枝散葉。
按努斯的習俗，婚約上有時會列明，指定迎娶時，要把一個婢女送給新娘，這也是我們在利亞和拉結的婚典上所見的(創29：24，29)。
其他嫁娶的協約包括：假若上等人家的婦女，婚後沒有生育，便要把婢女送給丈夫作妾，並且要將婢女所生的視為己出。這裏可以解釋《創世記》16：2撒拉的一句話：「我可以因她(夏甲)得孩子。』《漢慕拉比法典》與此有關的條文裏，並沒有類似的安排，這是值得留意的地方。
以撒出生以後，撒拉要求驅逐夏甲的兒子，亞伯拉罕因而作難。研究努斯的地方風俗，發現由婢女所出的兒子，不可驅逐出門。至於亞伯拉罕最後所做的決定，是出於上主的允許，因此他才不顧人情習俗，而接受妻子的建議。
《創世記》中有關長子名分的記載，也獲得證實和進一步的說明。例如以掃將長子名分出讓給雅各，在努斯泥版文獻中也載有類似事件。有一個人將他承繼得來的樹林賣給兄弟，代價只是三頭羊。以掃出讓長子名分只換來一碗紅豆湯，兩者比較可說是不相上下。
何利人社會對於名分的決定，倒不在乎長幼次序，而是遵照家長的授命而定。這種授命若是家長臨終前所立下的，便再也沒有推翻的餘地。通常這種授命形式，必以這句話開始：「我如今老了......。』(比較創27：2)從這裏我們就可以明白《創世記》27章裏，雅各為甚麼如此輕易就騙取了老父親的祝幅。
八、 馬里文獻 族長時代社會的寫照
馬里(Mari)的廢墟也叫哈利利山丘(Tell el-Hariri)，位於幼發拉底河中游，在今敘利亞和伊拉克交界，屬敘利亞境內。
馬里以商業發達著稱，所處位置正好是若千要道的交匯點，連接敘利亞和地中海沿岸各地，也可通往亞述、巴比倫。
1932年奧勃萊(William Fox-well，Albright)曾經來此勘察，證實它的確是歷史上的馬里。
發掘工作於1933年開始，結果發現了這個極其重要、宏偉華麗的古代王城。馬里的主要發現之一是伊施他(lshtar)神廟和一座廟塔(Ziggurat)。伊施他是巴比倫“繁殖女神”，廟裏建築仿照蘇默人的風格而設計；有人圓柱子，也有密室。廟
塔樣式就像在吾珥或米所波大米所見的一樣。考古隊也找到許多尊小神像，由此可見伊施他宗教的興盛。
有一幅王室的壁畫，描寫馬里的君王從伊施他手中接過權杖、戒指和徽號，這也說明伊施他在馬里 人心目中的地位極其崇高。
馬里的另一重大發現是一座王宮，這是巴比倫第一王朝時代所建造的，龐大而廣闊，大約有三百個房間。帝王寶座所在的殿裏，保存有─些珍貴壁畫。王宮裏還有其他設施，如美麗的彩畫、君王的居室、辦公室、文士學校等等，可算是中東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座古代王宮。
最有意義的收穫，還是“馬里文獻”(Mari Leners)。這二萬件左右的泥版的出土，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幫助我們了解舊約世界的面貌。
這些文件用古代巴比倫文字寫成，年代可推溯到巴比倫王漢慕拉比，即主前1728－1686年左右(《漢慕拉比法典》是在蘇撒發現的，見前文)。泥版上的記載，包括馬里君王和各城邦通信的記錄。
“馬里文獻”與聖經研究
這些文件對於聖經的研究非常有用，因為所來自的區域，曾經是希伯來諸族長曾寄居多年的地方。
根據現存的聖經年表顯示，亞伯拉罕離開吾珥在先，馬里帝國傾亡在後，相隔約四百年。亞伯拉罕是吾珥第三王朝的人物，當時統治馬里的總督，受命於吾珥王。後來有一位馬里的王族，興起於主前2021年間，取得政權，建立以新(lsin)城邦。
聖經上有關以色列諸族長的記述，曾提及當時的名城拿鶴(創24：10)。“拿鶴”也頻頻出現馬里文獻中。其中有一封信，是一位女子從拿鶴寄給君王的，裏面這樣寫著：“婢女伊利沙琳，稟告我主：我留在拿鶴要到幾時呢？現今國內已經安定，路途也暢通，但願我主賜下手諭，准許我到主面前侍候，與主團聚；並求我主接信後給我回音。”
“哈比魯”(Habiru)是馬里文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字，學者認為它可能和舊約中出現三十四次的“希伯來人”有關連。“哈比魯”經常出現在馬里文獻中，就像在努斯文獻裏一樣。兩處文獻裏的“哈比魯”都解作"流浪者"、"過渡者"、"四處漂泊的人”等等。這些解說很適用於亞伯拉罕以及早期的族長，因為他們事實上都是到處漂流的遊牧民族。聖經裏第一個被稱為“希伯來人”的就是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離開吾珥，自米所波大米移居迦南地的時候，必曾路過馬里，在城中的商隊客棧投宿過。也許他們逗留了一些時間，說不定他們還到過王宮遊覽，就是今天考古學家所發現的那座。
馬里城偶像充斥，盛行星象、占卜之術。占卜者成為萬民景仰的父母官，事無大小都須聽從他的指示而行。他也解答人們生活上一切疑難，指示將領行軍征戰的時辰吉凶。但希伯來族長們並末受這神祕宗教的迷惑，不被異教風俗同化，也不迷信星象、占卜。
“馬里文獻”提及當時社會中先知的地位和角色；這些先知被認為是神祇差遣向人作宣告的。這個觀念與聖經中耶和華差遣摩西的說法相似。
此外，文獻中有關數點百姓(人口調查)的記載，在很多方面都與聖經中所描述的相同。例如點算的方法、潔淨的儀式，以及生活紀律等等(出30：13-14)。這種調查不但包含政治和經濟的動機，也具有宗教的意義(如撒下24章所顯示)。
在今天學者稱為“彎月形肥沃地帶”的地方(Fertile Crescent)，就是指幼發拉底河流域上游及下游，以及地中海旁巴勒斯坦地這一片被沙漠地帶包圍的肥沃土地。靠近沙漠的邊緣，古時又住著一群閃族的遊牧民族，通常稱作“西方人”，而聖經則稱他們為“亞摩利人”。
大約主前二千年，亞摩利人向中部已開化的文明地區進侵，勢力蔓延至整個米所波大米，到處建立新城邦。當時的拿鶴、哈蘭、馬里、甲那(Qatna)，以及烏加列，似乎都是亞摩利城邦，由亞摩利人統治。而巴比倫就是漢慕拉比王治下一個亞摩利城邦的首府，這件事很清楚地記載在馬里文獻裏。
馬里文獻的歷史價值
這些文獻肯定了亞述王珊示亞答一世(Shamshi－Adad，)和巴比倫王漢慕拉比是同時代的人物。前者在位時期是主前1748－1716年。有了馬里文獻提供的資料，再把其他細節串聯起來，我們就不難確定漢慕拉比的實際年分：主前1728－1686年。
漢慕拉比是個偉大的軍事領袖和英明的統治者，是古巴比倫帝國第一王朝(主前1830－1550年)的君王，在位時國勢最強盛。在巴比倫諸王當中，他是最英明有為的一個。他曾擊敗他王，征服了下巴比倫全地的城邦。他的軍事力量不斷擴張，終於把馬里也消滅了。
《漢慕拉比法典》就是他所頒佈的。巴比倫人的‘創造天地的故事詩歌’，也是在漢慕拉比時代編寫出來的。詩中奉馬杜為巴比倫的守護神。
九、 “拉吉瓦片”上的信息 國破家亡的耶利米時代
拉吉(Lachish)是巴勒斯坦西南部古時的一個大城。考古學家在此有意想不到的重大發現：一批掩埋在焦炭、灰燼裏的信件。這些信件一共有十八分，用的是希伯來語，卻以古代腓尼基文字寫成。
1938年發現了另外三分。所有的信件都是寫在陶器碎片和破瓦片上，通常稱為“瓦片文”(ostraca)。
幾乎所有的信件都是一個叫做何沙雅(Hoshiah)的人所寫。何沙雅看來是拉吉軍隊中一位高級長官，這是在耶路撒冷淪陷(主前587年)之前幾年，當時巴比倫人仍舊佔領著巴勒斯坦。
在此約十年前，約雅敬作猶大王的時候，巴比倫人已經發動攻擊，入侵拉吉，焚毀部分城池。這些信件就是在拉吉最後一次被毀時，在廢墟燒毀過的地方找到的。
拉吉的發現
有一個叫做烏瑪拉吉斯(Umm Lakis)的廢墟，曾一度被人誤認為聖經中的拉吉。後來奧勃萊氏(WilliamFoxwell，Albright)證實了拉吉的正確位置，就是高大的杜威耳山丘(Tell el-Duweir)。
拉吉是在巴勒斯坦發現的最大一個廢墟，位於耶路撒冷西南面48公里外，離地中海岸32公里，在希伯崙以西80公里。十九世紀在埃及發現的亞瑪那文獻(Amarna Letters)也曾提及這城，古埃及也提供了一些資料。
由於拉吉位於巴勒斯坦和埃及的交通要道上，地位自然十分重要。這個城在海旁非利士平原和猶大山地之間，形成一個理想的防線，事實上它是猶大最重要戰略城市之一，也是以色列人最初征服巴勒斯坦時攫取得的一個防禦要塞(書10：31－35)。
尼布甲尼撒王於主前588-586年間攻陷拉吉(耶34：7)，今天仍可看見從大路通往城門，以及昆連的城牆上留下大火焚燒的痕跡，表示敵軍用的是火攻，燃料無疑就是山上砍下來的橄欖樹。
發掘的成果
除了更早期的遺跡以外，也可以看到喜克索人(Hyksos)也曾在此居住的跡象(主前1720-1550)。喜克索人在這段期間曾佔領埃及。
在廢墟裏可以看到典型的喜克索，城壕，在城壕內發掘出來三座迦南、埃及式的廟宇，大約建於主前1450至1225年間。另一個較後期的波斯神廟也相繼出土；還有著名的拉吉陵墓，裏面收藏大批陶、瓷器，以及珠寶、雕像和骸骨。
拉吉城裏有一個61公尺深的大井，可說是一宗龐大的水利(貯水)工程所留下的標誌。這是一項末完成的工程，它包括一個大約26公尺深的豎坑，盡頭是一個長方形池子，面積24公尺長，21公尺寬，差不多24公尺深。當時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龐大的蓄水系統，甚至比希西家王在耶路撒冷所挖的西羅亞通水道還要大。
廢墟裏發掘出來許多帶有銘刻的物品，其中有一把主前1700年代的青銅匕首(短劍)，上面雕刻了四個圖案。另外一個碗和一個大口罐子也記著同樣的古老文字。有一個水罐的把手上還具了名字：“基大利”(Cedaliah)。說不定他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所委任管理巴勒斯坦的地方官(耶40-42章)。
拉吉信件的內容
在拉吉發現的碑文、物品當中，以“拉吉信件”為最重要。這些"信件”的內容，記錄了許多人名，大多數是舊約所提到的人物。有些寫的是問候的話，有些篇幅很長，也包含最多資料；有關於軍隊的調動情形，同時也提及一位不知名的先知的警告。有一封報導說：何沙雅(Hoshiah)雖然看到拉吉的訊號，但看不見亞西加的訊號。從信中語氣看來亞西加已經失守了。
(同樣的詞句和語氣也多次出現在《耶利米書》中。中文聖經譯作“大旗”(4：5，21；50：2；51：12，27)和“旗號”(6：1)等用詞，都屬於這一類在戰爭中發出的訊號。特別是“旗號”一詞與“拉吉信件”中的“訊號”是同一個字，意指煙火作成的訊號。由此可知《耶利米書》準確地反映了同一時代的動盪不安情景。)
“拉吉信件”在此幫助我們客觀地瞭解猶大的情況，特別是耶路撒冷失陷前的光景。巴比倫大軍如洪水淹至，耶路撒冷厄運難逃，已成定局。
經過十八個月的猛烈圍攻，尼布甲尼撒王於主前587年破城而入，大肆蹂躪。耶路撒冷的城牆被拆毀，房舍和聖殿被焚，而人民則被擄去，放逐他鄉(王下25：1－12)。
“拉吉信件”裏所報導的，是拉吉城失陷之前不久的局勢。信中所描述的混亂和騷動情景，和《耶利米書》所記載的一般無二。
聖經中許多人名、地名也都出現在“拉吉信件”中。信中甚至提到一個酷似耶利米的先知，但不知道是否同一個人。
巴比倫人所行的破壞，十分徹底，經過好幾個世紀後猶大才得復元，回歸的餘氏人數也少得可憐，力量微弱。巴比倫人幾乎把猶太人的勢力，連根拔起，使他們千百年之久不能翻身。
拉吉信件的古文字學價值
“拉吉信件”所用的語文，有聖經時代的希伯來文，也就是舊約聖經所用的。在文體和字彙方面和《耶利米書》相同，因此它們在古文字學(尤其是“耶和華”一名)的研究上，價值非凡。它們可以幫助學者們瞭解希伯來文字母的演進過程。信件的形式和風格都有助於說明這個過程。
這種研究是相當引人入勝的，學者們可以回顧過去，從而知道舊約語言的發展。這種研究可以不斷地擴充我們對歷史背景的認識，讓世人可以更直接和親切地接近上主的道。
十、死海古卷
二十世紀中葉，考古學家找到了當代最重要的考古發現，就是“死海古卷”聖經抄本。
那是1947年間的事。有一個阿拉伯牧童，無意中闖進耶利哥以南的一個山洞，在裏面發現很多古羊皮卷，上面寫的是希伯來文和亞蘭文，此外還有六百多片殘卷。整個考古學界因此大為振奮。
1952年又陸續發現其他藏有古卷殘片的山洞，還有其他驚人的發現；更多的抄本接踵而來，都是在死海周圍的山洞裏找到的。由於這些古卷都是在死海西部附近一帶所發現的，所以稱為“死海古卷”。
學者們經過一番仔細研究以後，把這些經卷抄本分作三期：1，古代(Archaic Period)，屬主前200-150年；2，哈斯摩年時代(The Has-monaean Period)，屬主前150署30年；3，希律時代(HerOdian Period)，屬主前30-主後70年。大部分抄本都屬於第二和第三期。
雖然有人對於這批抄本的年代有所質疑，但經過專家使用兩種科學鑑定方法，仔細考證之下，已有肯定的結論：1，放射碳-14鑑定法：將包裹皮卷的布條以此方法進行化驗，證實它的年分屬於主前175年至主後225年之間。2，古文字學的佐證：古文字學專家根據皮卷上文字的形式和書法作詳盡的年代比較，證實這批抄本確係主前第三世紀至主後第一世紀中葉的作品。
古卷內容
死海抄本有一部分是聖經，另一部分則是新約和舊約之間時代的作品。
聖經部分包括兩卷《以賽亞書》，其中一卷完好無缺。另外還有《哈巴谷書》的前兩章，以及舊約聖經其他書卷的部分抄本；但不見《歷代志》、《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及《列工紀》。大量的抄本殘卷來自摩西五經和《以賽亞書》，其他如《詩篇》、《耶利米書》和《但以理書》的殘卷，更是多不勝數。
在死海西面的昆蘭(Qumran)所發現的古卷之中，《以賽亞書》抄本最享盛名，比現有的最古老希伯來聖經抄本 “馬所拉抄本”，還早了一千年。《馬所拉希伯來文聖經》(MasOretic Hebrew Bible)是所有現代譯本的主要根據，但它最早的抄本不早過主後900年。這本新發現的希伯來文《以賽亞書》抄本，已被專家證實是主前125-150年的作品。在所有現存的聖經抄本和譯本之中，昆蘭古卷無疑是最古老的一批。
1947年所發現的一批抄本中，除了聖經，還有一分題名《規章》(Manual Of DiScipline)的文件，是抄寫“死海古卷”那些人的會社規章。另外還有一書卷，題名《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的爭戰》，特別令人感興趣。顯然這是馬加比運動期間，用以對抗希臘異教勢力的作品，成於主前158-137年間。
後來從附近許多山洞陸續出土的還有：阿拉伯文的蒲紙卷；希臘、巴勒斯坦、敘利亞基督徒的文獻；拜占庭(東羅馬)後期和古阿拉伯時代的聖經抄本和其他著作。
昆蘭遺跡
抄寫“死海古卷”的人聚居在昆蘭附近。昆蘭廢墟位於耶利哥以南"公里，靠近死海海濱。這裏的發掘工作，在1951至1954年間進行，結果發現這是古代一個猶太人的宗教社區，而附近的山洞竟是最大的一個古抄本收藏中心。
在兩約之間時代，猶太人諸教派之中，有一個名為愛色尼的宗教團體(參附錄<猶太人的教派>)，曾經在曠野建立自己的社區，與世隔絕，過敬虔的生活。昆蘭廢墟早期的居民可能就是愛色尼人，或其他類似的宗教會社。這個社區的成員抄寫了大量的聖經經卷，然後送到附近山洞裏妥為收藏，因此得以保存直到今日。
除了古卷以外，考古學家還在這裏找到各種錢幣、陶器，以及建築物遺跡，顯示出此地曾經歷過數次重大變遷。這個廢墟的晚期歷史可分作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由社區初創，自上前110年到希律王時代的開始。當時是猶大王:許幹在位(John，Hyrcanus；，發掘出來的錢幣多不勝數，有一部分就是許幹王所鑄的。後來這裏發生了大地震，將昆蘭夷為平地。另外又有跡象顯示，因為希律王在位時橫拖暴政，致令當地居民拋棄家園，逃亡到別的地方去。
第二階段：由主後一年昆蘭的重建和擴充，到主後68年六月毀於。羅馬人手中為止。這正是主耶穌、拖洗約翰，還有早期的使徒在世的時期。出土的錢幣也有來自這個時期的。羅馬軍隊在主後68年六月攻取了耶利哥，同時也拿下了昆蘭。當地發現的一枚古錢上，刻有“X”的字樣，表示屬於第十兵團。此外，也在瓦礫中找出一些鐵做的箭頭。
第三階段：羅馬人統治昆蘭。有些古錢上印有“猶大縣”的徽號，按日期應是羅馬皇帝提多在位的時候，即主後79-81年，這也標誌著羅馬人的佔領時代，即主後70年耶路撒冷被毀之後。在昆蘭廢墟所見，有些地方曾經改建為軍營，因此可以推斷羅馬軍隊曾在此駐紮，而且應該是主後68－100年間的事。可能就是在這段時間裏，昆蘭居民逃跑一空。
第四階段：當猶太人在主後132-135午間第二次發動革命時，昆蘭便再度出現人煙。這時期的錢幣顯示：當時猶太人以昆蘭為據點，為驅逐羅馬人作了最後的努力，事敗後昆蘭也就從歷史上銷聲匿跡了。
昆蘭社區內的主要建築物面積約有30公尺乘36公尺，是公眾集會 的所在，也是整個社區的中心。
在西北角有一高大的碉樓，牆垣堅厚，還有石堤保護。與會議廳平行的是全院之最的大堂，裏面設有繕寫室，有好幾個羅馬時代的墨池，池裏面還有乾了的墨汁，相信文土們就在這裏寫各種抄本。
院裏有兩個製作精細的蓄水池，附有沐浴和拖洗的設備。其他四十個蓄水池和水管相信都是為乾旱季節而設，用以儲存清水。這裏的墳場也有它特殊的地方，共有一千多個墳墓，特色是裏面沒有陪葬的珠寶，也沒有任何奢侈品。
昆蘭社區與愛色尼教派的關係
在拖洗約翰和耶穌的時代，猶太教可分為三個各走極端的派系。首先是把持祭司職權，一方面高律法、固守儀文，另一方面趨炎附勢、唯利是圖的撒都該人:其次是將傳統當作真理遵守，將儀式規條當作成聖途徑的法利賽人。在這兩個主流派系以外，有一群同樣熱心於宗教但不願與前二者認同的猶太人。他們不層撒都該人利用宗教玩弄權術，也鄙視法利賽人外表敬虔、內裏空洞。他們組織起來，自稱為“以色列的餘民”、“末曾向巴力屈膝的七千名先知”、“忠於上主者”等，以表示其維持純正信仰、與世俗潮流對抗的決心。從福音書的描述看來，耶穌雙親約瑟和馬利亞、施洗約翰的父母很可能都屬於這第三派系的跟從者，也許還包括加利利海濱的漁民、施洗約翰的門徒等等。
在猶太作家腓羅、蒲林尼和約瑟夫的作品中，都提到愛色尼教派，也就是屬於這第三派系的猶太教團體。由於施洗約翰和耶穌的言行表現，在很多方面和文獻中的愛色尼人類似，因此引發不少臆測。隨著死海古卷的發現，增添了許多有用的資料，可供進一步的研究。
表面上看來，昆蘭社區的地理位置、建築形式、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信仰內容，大都符合約瑟夫等人筆下有關愛色尼教派的記載。可是嚴格分析所得，兩者之間仍有相當距離。基本的分別在於：愛色尼人愛好和平，反對使用武力，昆蘭社區則相反；“昆蘭古卷”中有兵法書(War Scroll，)，顯示他們的尚武精神。愛色尼教派通常只限守獨身的男性參加，但昆蘭社區卻有女性成員。還有就是愛色尼教派極重視守安息，但昆蘭文獻中不見提及。
即使昆蘭社區和愛色尼教派不是同一個團體，兩者的組織動機和宗旨可說是一致的。綜合兩方面所得資料，學者們對新約時代的猶太教，因此能有更深入認識，從而對新約著作的歷史真實性及其神學架構，作出更為客觀的評估。
死海古卷對新約研究的貢獻
由於《約翰福音》和保羅書信的寫作風格和思想特色，被指為受了諾斯底派的影響，一度被人視為第二世紀的作品。然而同樣的風格和特色卻出現在死海古卷的作品中，由此可見《約翰福音》和保羅書信像死海古卷一樣，同屬第一世紀的著作，也同樣忠實地反映出拖洗約翰以至初期教會所處的時代面貌。
此外，《希伯來書》和《啟示錄》也是藉著此對死海古卷所提供的資料，得以肯定成書的日期，兩者都不遲於公元70年。
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死海古卷中的舊約抄本，為新約經文提供準確繙譯的依據。例如《使徒行傳》7：14到雅各全家下埃及的共七十五人，與《創世記》46：27所記七十人有出入。根據死海古卷《創世記》抄本所記，原來也是七十五人；由此發現司提反引述自古抄本的數字才是正確的。後期的《創世記》抄本只提約數七十人。
又如《馬太幅音》5：3，“虛心的人”一向解作卑微窮乏的人(英.譯為“the poor"spirit”)，從古卷上發現其實所指的是在信仰上“忠於上主的人”，與“心硬的人”相反。
(三)結語
聖經考古學的奇妙故事還沒有結束，在將來會有更多更偉大的發現；隨著聖地研究工作的進展，聖經研究也將不斷受惠。例如自從1945年開始，就有十三卷埃及文經典(Coptic Codices)在。上埃及哈瑪玳(Nag Hammadi)出土。就聖經學而言，它的價值與“死海古卷”不相上下。這些古卷甚至包括旁經《多馬幅音》，具有無法估計的研究價值。
還有不久前所發現的艾貝拉(Ebla)泥版，數以千計，需要相當年日，才能夠全部繙譯過來。
聖經考古學家接下來還會有些甚麼驚人發現？誰也不敢肯定，但這種可能性的存在，足以啟發我們對聖經敬愛之情，並主動地去研究聖經，透過歷史、語言學，考古學等途徑，隨著聖靈的帶領，更準確地掌握聖經給世人的屬靈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