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稿】

千年書院與百年連玉
──文化創新的價值資源

半年前受教總之邀擔任何啟良《百年連玉──論馬來西亞華人政治史上的林連玉》文章導讀人之一，原想是屬於小規模的讀書會，不假思索就答應下來。後來，聯絡人通知說，導讀會將納入華教節系列活動，而且從教總移位到古意的陳氏書院，這壓力實是不小。作為導讀人，不能只按圖索驥瀏覽，走馬看花一遍，恐要全盤摸骨式的打通文章經脈才算稱職。此外，導讀人也不能完全客觀，絕對的中立，因為總是有自己的話要講。但我想今天更大的壓力是要面對兩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一是已作歷史人物的林連玉先生；二是當今的政治學學者何啟良博士，一位是已入“史”者，一位是借傳立“史”者，該如何調整“我們”解讀“他們”思想的視角？林連玉、華教運動、董教總、沙文主義……從過去到現在，仍然是政治與教育的角力場。

而今天，這么巧，我們又處在書院氛圍當中。書院這個符號常隱含兩種象徵，一是自由講學的道場，如宋代的白鹿洞書院，二是批評時政的輿論陣地，如清代的東林書院。這，教育與政治又扯上關係。後期書院的轉型，主要也是受經世致用意識所影響，像今天我們廣為傳頌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就出自東林黨人顧憲成之筆，書院在當時是一股民間獨立的聲音。它綿延不斷的文化香火，與我們今日回顧林連玉，思其所念，在爭取文化傳承與自由論說的權利上，其實存有內在精神的聯繫。當然這是後話。

閱讀何博士文章最深的感觸有幾點：一是理解文化人在政治權益爭取上的困阨；二是彰顯文化道德典範如何制衡政治道德失範的問題；三是文化人與政治人價值抉擇的差異，最後是一個在現實時局逆流而上形成的“典範”個性。由此可理解，政治背後更堅固的價值支撐，其實是文化。所以今天我所談的，也許會比較遠離現實政治的漩渦，而是提出以林連玉作為一種“文化典範”存在相關的問題作出探討。因為林連玉先生提供給我們的，不只作為一種歷史想像，更是一個“文化創新”的價值資源，特別是在政治強勢面前，個人如何體現行為背後最高的價值抉擇與信念。這一切，都是經由重新詮釋而形成的。然而大家必須了解，所有的詮釋都是“情境的”（situational），詮釋者的身份、詮釋的目的與詮釋行為是在怎樣的歷史時刻進行，都與當下社會需求緊密相關。林連玉以文人、中學教師，華教鬥士、族魂的身份進入我們的歷史視野，各代表不同的意涵！

（一）文化民族主義者的心路歷程

評論一位歷史人物，衡量他對時代的回應，無論有無預先動機，都是一種重構歷史的工作。林連玉是理解大馬華人教育史的重要鑰匙，政治魔咒未脫，教育史亦成為政治史的具體材料。不過何博士擺脫一般政治史的傳統標準，非以制度建立或策略采取為鵠，反而更堅彌的把握住“人”這個部份，以人來貫串政治，而非通過政治事件裁量人物，很明顯有一個主客體之分。

更何況林連玉是教育家是文化人，並非政治人，更不具政黨意識。文化人與政治人，如林連玉與陳禎祿，除氣質因愛中華文化而相近，但站立在不同位置，不同的利益考量，必迸發張力與緊張感。這樣的事件史框架中，才能突顯人的精神意氣與文化價值，特別是林連玉作為一名文化民族主義者，舖寫了他在政治與教育權益爭取中的心路歷程。何啟良說“林連玉的影響大過於他的成就”，實是點睛史筆。論人物地位，應是著眼於他在歷史作用之大，影響之深，而非事業之成敗！

史學者錢穆先生就曾說過：“歷史是人事的紀錄，必是先有了人才有歷史的”，所以何博士的文章，有條不紊的讓我們清楚看見個人在回應政治時的心理狀態、精神構造與行為樣式。正因文章扣緊人的思想與行為價值，最終展現了政治能力之外的文化價值意識，同時也檢視了華文知識份子在建國前後的使命與角色，提供後人比較與闡釋傳統的士人精神與現代知識份子道德責任感的一種視角。

（二）呼喚人物傳記：典範與思潮

其次是有關呼喚一本林連玉傳記，確實需要。華社研究中心與台灣中央研究院聯合出版的《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共分為文化篇、政治篇與儒商篇，基本上給予了在不同領域的貢獻或開拓者一個公允的評價與歷史地位，為人物研究踏出重要一步。但礙於篇幅限制，只能勾勒全貌，著重特定重要事件，不能放在更大的生命流中，去突顯生命的典範地位；至於關鍵事件，也無法深究剖析，這恐流於平面敘述。

一本傳記不僅可以得知個人生命經歷諸般細節，更可以看見一個不平凡生命在某方面，對人性擴展的可能性，做了獨特而深沈的詮釋，從而洞悉的社會性質與歷史空間。像林連玉的最後二十年，後人一直存著猜臆，這空白的部份須被填補，才能縫合一部完整的生命史傳記。說到這裡，插個題外話，每逢說起這二十年，腦海中總會浮現另一部歷史學者傳記──《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樣是孤寂的景況，一樣是雙眼視力惡退，不過陳寅恪因物質條件還好，仍在半失明狀態下口述著作；反觀生活條件惡劣的林連玉除寫回憶錄外，不再著書或寫詩詞，何文章未端說：“他的晚年幾乎一片空白，縱有萬重風情，也很難表現出深邃的悲劇精神。林連玉並沒有把抵抗的意識轉換成更正面的動作，把受辱作為自己奮發前進的動力。”這樣的說法對林連玉公平嗎？這或需要挖掘更多的材料才能了解實況。但晚年的林連玉一直給我一種“不容撼動的尊嚴”精神面貌的想像。

其三、人物研究鮮少從“思潮”研究角度切入。我們必須對過去的思想意識，在推動歷史前進上作整理與反省。像一些文化論戰或鬥爭，實是意識型態之爭。若能以思想人物為討論對象，藉著“思潮”角度的貫穿，能建立起一條歷史脈絡，從而認識各意識型態互為消長及傳承的狀況。另外，大馬華人知識階層未形成自由主義的陣壘，但五六年代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衝撞，在反殖民及建國國前後時期的影響如何，值得一一疏理。到底馬華社會有沒有人可以被冠上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這是不是也點出我們正在一個思想資源不足、理論匱乏的環境？

（三）“士”精神與現代公民意識

追憶林連玉先生的風範，後人最常述是象徵林連玉精神的“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雖然我們曉得許多詞語的意義是處在一種“游走”狀態，如薩依德提出的“旅行”理論，即觀念會在不同時空游移，導致詮釋意義的不同，但林連玉的“反抗者”形象卻是一個持續的穩定意義。從一名文人至中學教師，再到華教鬥士，可以說是文化人政治參與、南來文人本土化過程的最佳見證。從他身上，我們看見國家認同的轉向，但琵琶別抱乃是建立在一個“文化自信”的基礎，以致能在文化價值取向與政治認同取向上作清楚的取捨。他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儒家的道德價值基礎上，與陳禎祿相比，他不但理解中華文化，更能將其價值實踐出來。

我一直認為，林連玉雖作為傳統儒家的使者，他身上揉雜著古代“士”精神與現代知識份子兩種元素。作為“士”精神的象徵有以下點：一、道德自覺。實踐儒家的道德價值，對人格理想的堅持。二、經世致用精神，獻身社會的實幹行動哲學。三、大我主義。不計個人榮辱譽毀的，“謀道不謀食”與“憂道不憂貧”，以致最後20多年須渡過淒苦的生活。四、以身殉道。接續道統重要甚於個人生命，道統指的是傳統的文化傳承，個人的精神根基。林連玉強烈的道德意志，其實是一種至高的價值，至高之善，以致能產生抵擋世俗欲望能力，守護自身靈魂的自由與獨立。今日我們稱其為“族魂”，需領悟靈魂最高之真諦──在於超越世俗之自由精神之創造。

從另一面，我們可以看見林連玉成熟的公民意識，“橫眉鐵腕批龍甲，怒奮空拳博虎頭”，就是擁有道德勇氣、敢於向權勢說真話的現代知識份子形象。但其更鮮明的意義在於：一、成立“教總”。開拓了“權利社群”的空間，爭取教育權平等，廣泛宣揚在法律面前，各個族群應有平等基礎觀念。二、爭取公民權。確立現代國民身份，他並不以儒家“天下國家”為群體理想，反而走向擁抱民族國家概念，認同並願意效忠馬來亞這塊土地。個人揣測，這或許與梁啟超的影響很有關係，特別是梁啟超的《新民說》清楚闡述了這觀念。三、注重公意。公民意識的萌發，注重公共發言權，是民主的一種表現。

（四）典範與失範：價值體系的捍衛與崩潰

相對於李孝式、梁長齡等人薄弱的價值觀念，向權貴腆顏獻媚的態度，林連玉的硬骨頭，加上以上兩種特質的融合，更增添了他的人格魅力。韋伯曾說：“……人格的本質，在於個人和某些終極價值及生命意義的內在關係的堅定不渝。”價值信念得以堅持，是因為林連玉有一個終極關懷──捍衛教育與文化。這個終極關懷的內在價值，如獨立與自由，已超越群己關係的界域，立足在公共意義上，是族群的，也是全民的。

何啟良在另一篇文章〈蒼松慕羽〉中寫道：

“對馬華政治人物而言，沈慕羽的意義，在於以道德人格的回歸來防止政治人格的失範。對馬華文化人而言，沈慕羽的意義，在於以道德人格的典範來防止文化人格的失範。……政治人失守，我們可惜；文化人失守，我們更可惜。”《京華思緒》，頁149）

何啟良稱沈慕羽具文化人格的典範，在於其“勤儉作風、高尚品德和剛正不阿”以及“深沈的憂患感與責任感（〈馬來西亞華人歷史上的沈慕羽〉，《文化馬華》，頁217、221），這一些在林連玉身上都有印記，特別是諫諍直言不移志這兩點。“不移志”正是全心獻身於華文教育這領域。何啟良為何如此注重“人格典範”？我認為這也反映了我們社會“失範”的嚴重性，所以才出現制衡的呼吁及尋找“典範”的心理需求。“失範人格”如此輕易的上演，如最近發生的杜志昌事件。處處失範的社會，就像小溝淤塞，只能是一潭死水。具道德勇氣與人格典範者能為社會提供思想與精神資源，


（五）膨脹與萎縮：政治話語ＶＳ民間話語

林連玉注重“公意”，舉凡有意見必在報章上發表，可見民間話語空間的廣闊。但今日在政治力量干預下，民間公共興論被嚴重壓縮，甚至媒體作為官意的化妝師。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寫道：“歷史總是重複過去而非超越它自己。自建國以來，華巫之間向來是一組權力關係，擁有權力者，經常通過修辭的政治語言來建構論述，把含偏見的視點權威化、描述它、定位它，建構出一套官方政治話語系統（PoliticalDiscourseSystem)，藉以鞏固自身的力量”。

最近某家國營電視台，連續幾天以“沙文主義”作專題報導（據知，是在華文、馬來文及淡米爾文新聞中同步播報），矛頭指向董教總與行動黨，簡約與概括性的話語，形塑出一個偏激與極端的形象。那顯然已逾越所謂的新聞報導，或者是評論，報導文字已變形為“制度性的話語”，一種依附在權力統治上的語言壓迫。我們看看這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政治修辭話語：

“以沙文主義方式來處理問題，會引起種族主義，同時會影響有關的族群，並會忽視大部份人甚至國家的利益。這批人士通常都是很難協商、固執和行為極端。國內某些非私人團體看來是在玩弄種族之火，無疑是想保住他們的理想烏托邦。在兩年前，當時有兩個華基組織，那就是董總和教總，他們反對宏願學校的建立。在去年，董教總也加入行動黨的行列，鼓動家長們捍衛八打靈再也白沙羅華小，反對它移遷到培才華小二校。他們認為這項計劃是有心要毀滅華小。在1999年大選期間，訴求工委會呈交十七項訴求給首相，要求消滅土著特權。最新的沙文主義課題，就是董教總強烈反對政府以英語教授數理的做法，他們認為這項舉動會消滅母語。這就是沙文主義和思想狹隘的一群，也就是首相曾經形容過的：變相共產主義者。他們沒有把大部份人的利益為依歸，只是以本身利益為出發點。”

董教總就像當年的教總，被當作一種隱喻、修辭或象徵而存在於馬來社會，只是從共產黨變成沙文主義者了。

結語：價值創新，老兵不死

胡興榮在《飄泊與茫然》中曾感嘆說“老兵不死，只是凋零而已”，期待上一代華教工作者人格力量的延續，可以在新一代人身上發酵。但今天我們卻會質疑在有眾多“退縮旁觀者性格”的社會，“即喜歡在一個安全距離之外，觀察周遭發生的事情；如果必須進場，他總是設法透過另外一個身份表達自己。”這句話實是一位英國著名傳記作家伊洛納悌夫，對英國政治思想家以撒．伯林（Berlin)的批評。我覺得他形容得太好了，所以在這裡挪用。潘永強說，華社的最後一個政治軸心──董教總正面對被解除的挑戰，我們如何抵擋？那教育作為文化軸心，其內蘊的價值是否也會逐漸被消融？

“上層影響下層，猶風吹草勁；下層影響上層，猶如草地森林改變氣候。”
無論如何，文化結構的整體改變還是依賴於人。從舊靈魂中引出新觀念，從道德價值中導引出寬容與多元的文化氣候，或許是我們最後一道道德意志的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