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視政黨收購媒體一年後的效應，除新聞處理原則上頻頻失範外，新聞工作者
形象萎縮的問題，更值得關注。韋伯曾經指出，新聞工作者也是“職業政治家”的一種型態，人們之所以對新聞工作評價不高，主要是源自不負責任的新聞工作表現。換句話說，一個負責任，有政治認識的新聞工作者，其社會貢獻並不亞於政治評論者或學者。這是一種對職業專業價值的認知，像前專欄作者楊白楊曾透露，他把寫政治評論視為一種政治工作，嚴守清議的位置，同樣可以為社會帶來政治性影響，所以說，具有崗位上的自覺才能帶來文字力量。

縱然政黨辦報已形成“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事實，但不能把這事情單獨成為一個政治事件，它所激化的種種問題，嚴重影響媒體生態，華文報的整體發展，應該獲得積極的反省。特別是站在新聞第一線上作價值取捨的記者，在這艱巨政治力滲透的媒體環境，如何認定自己的身分與角色責任，必要處理如何抵擋政治干預與維護新聞專業這兩道難題。新聞工作者形象的萎縮，主要是在政治強權干涉底下，又或在過度自律情況下，對許多關鍵現實問題失去了反應能力，無法勇敢提出尖銳的質疑。

記者急就章的養成過程

不久前，在台灣聽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演講，給了自己不小的震撼。雖說只是一場台大新聞系學生舉辦的校園演講，但從宣傳海報上寫著“台灣新聞記者的偏見與焦慮〞，已足以吸引人。聆聽一名資深記者以真誠反省的態度，帶著焦慮的記者身份，述說台灣媒體嬗變與墮落，以及自我理想與現實間的拉鋸，愕然發現原來許多憂慮與問題，可說是媒體界“普遍的共同經驗”，其中一項與記者素質與形象息息相關的，是記者的養成過程與報館的企業文化。

《中國時報》政治組記者，曾任台灣記者協會主席的何榮幸批評現今年輕記者過於世故，善於揣摩報老板的立場與意識型態，紛紛曲躬迎合，撰寫老板喜歡的特稿與報導，難見有嚴肅反思的報導。一些“菜鳥記者”在急就章的養成過程中，也缺乏對記者身份深刻的思考，對新聞的本質與價值認識不高，以致嗜好記者擁有的便利與特權，卻忘記實踐身為新聞工作者的社會承諾這是趕鴨子上架的後果。說到這，我們難免要問，到底新聞工作者的社會承諾是什么？新聞是什么？在真實報導與平衡報導、社會道德與公共利益之間，該如何作出判斷，判斷的基礎與根據是什么？

在我國媒體業裡，雖未有正式的統計，到底有多少新聞工作者是新聞系畢業，這一群人或許對新聞價值與專業問題有較高的認知，但更重要是，在養成過程中記者所接受的實地訓練，才是真正影響記者個性的塑成，他們的社會價值觀、判斷能力，以及獨立思考能力等，這一切與報館的培訓方式與企業文化脫離不了關係。另外，報館是否有豐富的圖書資源，提供記者們進修機會，大量的閱讀提供分析事理的參考點，將有助於提昇記者的報導及評論品質。

企業文化與人格典範的影響

以前有機會親炙高信疆先生，他曾透露以往在《中國時報》擔任副刊主編時，會特別塑造副刊組的文化氛圍，閱讀一本好書，會讓其他同事傳閱；看了一場好電影後，甚至會自動掏腰包請同事去看；有高素質的演講，也會鼓勵同事前往聆聽，吸收更多的知識。又或以《新新聞》總主筆南方朔為例，因他讀書之廣之深之博，在《新新聞》同仁眼中，是一個永遠不斷追究事實根據，尋找理性分析事理解釋視野的民間學者。他也是少數不因掌握了社會發聲位置與資源，在權力春藥下仍堅定反對派姿態，成為不傲慢的新聞工作者或評論家。人的因素促成了有品質企業文化，而這種企業文化，正應合了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所說，一家企業所秉持的價值觀、信念與社會使命，會影響人與工作的文化品質。所謂企業的管理，也是人的管理。

以南方朔為一種典範，深具意義。他從政治新聞記者初個階段，經歷了資深記者、專欄作家至主筆層層躍進，至如今以評論作為一種志業，在污濁化與小報化的台灣媒體環境中，堅持新聞與評論專業，確是豎立起檢驗新聞工作者的高標竿，據楊照說，“南方大師”的勤學，使後輩們更加不能怠惰，特別是其盧梭式的懺悔個性，以及面對知識與權力不卑不亢的態度。

如何改善新聞工作者萎縮的形象，也許先要提高對自己工作崗位上專業價值的認識，檢視工作崗位上的拘限，才能知曉推進的腳步。不妨也閱讀薩依德《遮蔽的依斯蘭》、葛蘭姆《個人歷史》、張圭陽《金庸與明報》，還有《紐約時報的風格》，從中認識什么是新聞記者的偏見、報人的人格典範，及高文化品質與嚴謹的報館企業文化。

（本文曾刊登於《星洲廣場》〈星期筆匯〉200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