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文學副刊到文化副刊

報紙的“副刊”原是相對於報紙的“正刊”，中國傳統副刊原有二義，一指對刊載新聞、評論的“正張”而言，稱之為“副刊”；二指報紙附帶出的出版物，又稱之為“附刊“。今日所指的副刊，往往是文學或文化副刊，這可追溯第一份中國境內華文副刊之創始，本來就以文藝或文學為主脈，中國境外其他中文區域（如台灣、香港、馬新等）受南來文人影響，副刊一直延續著悠久的“文學／文化傳統”，源頭可溯。因而我們說“傳統副刊”，恐怕還是指“文學副刊”。不過文化評論者李歐梵曾經指出，自晚清以降的副刊，其實也具備文化建設與社會批評兩種功能。文化建設功能方面，即是如安德生所謂的“想像的社群”，至於社會批評方面，則趨近於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這點出副刊除了予人“私性格”的想像，也肯定報紙副刊作為公共空間的“公性格”。所以說具當代意識的副刊，對社會的關懷面較為廣闊，不會只傾向生活化或娛樂化的內容，不只具有鼓動風潮能量、引導社會思想、帶領群眾站在“民間的立場”上批判與反思，同時能在當代議題與傳統文化價值上，不有所傾斜。

馬來西亞早期探討副刊的文章，多半集中於報章副刊與馬華文學的發展，因南來文人／作家主編副刊的傳統，文藝副刊一直是作家們的寫作搖籃，馬華文藝副刊史就是一部馬華文學史。馬新文學研究者楊松年曾指出，因馬新早期特殊情況，特別是戰前的副刊，更是研究文化史或社會史的好材料。所以說，副刊也具保存史料的價值。但隨時代更進，政經體制、社會結構與大眾消費心態的轉變，特別在商業及市場競爭衝擊下，副刊邊界已漸拓寬，為應付大眾化的多元及多樣需求，“雜誌化”的“綜合性副刊”應運而生，每一版位皆以不同階層與年齡層讀者為訴求對象，像《星洲日報》的副刊，每天標榜鮮明的讀者對象，如星期一的〈上班男女〉、星期三〈新教育〉、星期四〈新新人類〉及星期天的評論性副刊〈星洲廣場〉等。這種應變，固然受讀者歡迎，但其效應亦顯著，特別是《星洲日報》的副刊，自90年代中期開始，有明顯以下特徵：一、人物明星化；二、報導資訊化；三、資訊雜碎化；四、內容剪貼化。至於《南洋商報》副刊，本土色彩較濃厚，特別是〈商余〉（《南洋商報》歷史最久的副刊，創刊于1946年10月18日）與〈南洋文藝〉及在2001年11月3日被宣告正式“死亡”的〈景雲沙龍〉，傳統副刊風格的痕跡斑然可見，（而後者也展露很強的現代批判意識）。這莫不與編者的識見與權力行使極有關係。

我們知道報紙有主要的4大結構：新聞、評論、副刊和廣告，如果我們同意說“社論是報紙的喉舌，副刊作為報紙的靈魂，”的話，對大馬情境而言，副刊應是報系之間拉攏讀者群的決戰之地。第一、它可是新聞戰線的延長，在新聞版上太敏感或太搶眼的評論，轉向副刊上尋找管道，因此副刊也具有解釋／延伸新聞的能力，補新聞之簡略。第二、它可是論述與論爭的戰場，缺乏雜誌作為論述場域，報紙副刊提供了論述空間，對某一議題展開持續探討，將有助文化與思想資源的積累。甫於2002年12月出版的《辣味馬華文學》，其中多篇馬華文學論戰，當時就發生在文藝版上，若非編者具公共討論意識，一旦勒令停止，多番言論未能對話，爭議點未能釐清，恐將間接斫傷文學思想資源的擴展。第三、在傳播媒介受到政府嚴厲監控與干預之下，副刊應可更加強其公共性格，換句話說，可以成為“禁忌的縫隙”，一個言外批評的“偷跑空間”，像新加坡《聯合早報》副刊，一些文化評論作者如蔡深江、莊永康、劉培芳等，常以迂迴筆鋒，批評新加坡政府的文化政策，這種柔性的攻堅，也是另一種言論突圍方式。

所以今日我們談副刊，也許要先從“文學副刊”跳脫出來，走向內容與領域較擴大的文化副刊。文化副刊的特徵是：新聞性提高、參與性強、有計劃性的傳播。文化副刊主編亦積極介入社會參與、文化參與，扮演鼓吹者的角色，透過突破與試驗的實踐，宣揚副刊對社會責任承擔的公共論壇論述；文藝副刊主編則采取中立者的反映角色，依循蛻變與修正的實踐，遵守社會責任。（若要舉例，台灣《中國時報》的高信疆與《聯合報》的亞弦正好是這兩種典型的對比代表。）至於〈商余〉與〈南洋文藝〉編者張永修，則融合了兩種角色扮演。有影響性的副刊與編者風格，也是一種權力形式。


二、本土副刊與認同感

王潤華在〈從戰後新馬華文報紙副刊看華文文學之發展〉說道：戰前新馬的副刊，是中國作家的殖民地，以致本土意識、本土作品無法迅速成長，他用了一個妙喻說：“如果把副刊比喻成一個大花盆，則新馬華文文學只是一株長在花盆中的花樹，沒有廣闊的自然大地，即使是一棵蒼松，也只是盆景而已。”不過70年代始，“台灣影響”則成為新馬華文報副刊的新傳統，一直到80年代，副刊“台灣化”影子更為清晰，特別是〈人間副刊〉〈聯合副刊〉的內容規劃或版面設計，都是本地副刊靈感的觸媒。至於專欄策劃，則是效仿港式副刊諸侯割據的短小文章方式。可是，當外來影子過於龐大，難免會激發本土的反思，強烈“本土”的呼喚，即以“馬來西亞”為論述主軸，期待報紙副刊能挖掘更多本土議題──宗教、藝術、文學、文化、歷史等，加強對這塊土地的認識與認同。副刊所策劃的專輯、專欄、議題將形構社會的集體意識，啟蒙人民思想。張永修早期在〈星雲〉設“文學的激盪”欄目，及後來在〈南洋文藝〉設“尋找經典”，都有助於觀念釐清作用，令人激賞的“出土文人”專輯，為讀者挖掘了一段被遺忘或忽視的文人軼事。本土議題是凝聚集體意識與歷史記憶的方式，否則我們將不會驚訝於我們的下一代或許更熟稔于台灣、香港甚於自己的國家。

副刊的實際操作與報館的理念、運作模式，甚至是經濟預算，都是緊密相關。在資訊流動便利下，“多用剪稿，少用稿費”是節省館經濟開銷最有力方式，我們看到是更多陌生化“橫的移稙”，成為資訊全球化與共享的注腳。讓人莞爾的是，很多時候文章轉載不注明資料來源，甚至連作者名稱也故隱其名。有人開始開玩笑的說“副刊已死”，或說“馬式的副刊”就是“複製”二字，實非無的放矢。轉載並非全然不可，好文章好報導可開拓視野，但這就考驗主編的眼光，否則就會適得其反，讓全球化覆蓋本土特色。

三、副刊專欄與權力折射

報紙副刊是一個權力場域，得以“亮相”者就代表掌握了發言權。香港文化評論人馬家輝針對“港式副刊”有一句話說得極好，可供參照：

“專欄作家處於日常生活的發言者／代言者戰略位置，透過精短文字深掘、定影日常生活裡的尋常或不尋常趣味，拆解大道統的發聲獨裁，等於替尋常的尋常生活帶來一種文化意義上的反抗潛力。”

但決定哪個人有沒有亮相機會／發言權，是由主編或更高層人員在作決策。這胥視副刊主編的自主性有多強。弱者先自我審查，自行刪改所認為的“敏感文字”，強者則會不時作文字搶救工作。但一般評論人也許心有戚戚焉，在今日言論戒嚴的時代，若要視評論為一種志業、獻身投入的事業，恐會因常與報館政策拉鋸而心力交瘁。特別是報變後的評論生態──“最是評論不自由”成為一個殘酷的事實。罷寫的評論人失去發言的陣地，報館極力爭取新人，培養所謂的“馬華評論新生力軍”，但大部份評論尺度早已設定在一個“安全線”內。如今評論最忌狂狷而崇儒雅，在言論上取紳士棄騎士式，嚼來無味。因此要形成評論的實踐性格與所謂的文字運動，一種導引社會思考的言論思潮，可謂難上加難。在台灣，自80年代末崛起的文化評論，其政治性很強、本土性很高，對社會覺衝擊很大，是另一種突破政治體制封口的方式。但我國文化評論也一直蓬勃不起來？為何？是理論援用資源不足嗎？

四、守門人角色 ：編輯專業vs權力操控

由此可見，副刊風格受箝制於兩大因素：一、報館政策；二、主編的性格、學養、視野、經驗、甚至意識型態。主編的好惡將主導副刊路線的走向，這將表現在對一些議題的偏愛或排斥。此外，主編也主導著退稿與選稿原則，能選擇刊登哪一個作家的稿或拒絕，就是一種權力。像報變與911事件後的專欄生態變化，就能清楚看見報館的權力運作。報館自有一套權力操控的正當論述，副刊往往成為報館意志的彰顯。

另外，就“文壇就是副刊，副刊就是文壇”這樣的情形，副刊主編掌握寬闊文壇人脈與資源，加以報館的資源，其實是掌握了很大的社會文化傳播權，因而副刊主編很容易成為文化界人物，或成為文學／文化傳播的磁場。所以說“除了報紙特性中隱藏著對副刊主編的影響外，副刊主編有企劃、選擇、淘汰與製作的責任，掌控作品的發表與議題的選擇。事實上，副刊主編主宰副刊風格，要比副刊受報紙政策、報紙特性的制約要來的大的多。”這樣的說法當然還需有一個前提，即該位主編如何在受報館政策與大環境制約下，能發揮更大的勇氣去衝撞一些邊緣或被插上白旗議題。不只如此，主編若具歷史感，又有創造議題的帶動力，才能察人所忽，見別人所不見。但目前一些如愛滋病、原住民或女性的議題報導已變得“儀式化”，也缺乏對流行體制與觀念迷思批判及對文化工業的反思。

依循這樣的脈絡，我們難免要問：目前我國副刊情形（包括〈星洲廣場〉與南洋〈人文〉、〈時代脈搏〉）是因受報業生態的影響，報紙生態受政治監控，所以議題選擇性不高，甚至是故意的去政治化？還是編者缺乏公共關懷意識，在一開始心理上就采取“遵從”的保守姿態？到底什麼是“編輯專業”？不禁然記憶起早期中國《大公報》采用專業化與名人效應“雙軌制”的寬宏氣度，不只邀請各領域專家擔任主編，如蕭乾編文藝副刊、司徒喬編藝術副刊、張其昀編地理副刊、張申府編哲學副刊、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編經濟副刊，甚至是社論一欄，也邀請胡適為長期撰稿人。今日看來，儼然是種奢想。而目前更根本的關鍵問題，是記者如何在體制與個人自主之間取得平衡點？在發生事件衝突時，附從體制規矩、維護團隊精神，是報館上層一致的意願？

總括而言，如曾擔任工商報副刊主編的詹宏志所說：“副刊編輯無法經由任何專業訓練而獲得；他必須是一個對各種知識份子的終極關心都有充份認識，他也必須是一個對思潮的推移、人心的風向具有洞見（insight）的人。”擺放在我國情境，這會是一個過高的標竿嗎？何況還有一個市場壓力存在。在高標準與低標準之間，如何衡量？文化評論者王浩威在他一篇以社會學角度對副刊剖析文章中一段精采論述說道：“作為副刊的守門人，他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社會體制的代理人(agency)，更同時也是消費者之一，如果勢必面對商業競爭的壓力，必須去和報紙其他各版來比較閱報率和廣告量時，自然也就必須要以創造消費／閱讀行為為優先，而非提升讀者的自我意識或維護傳統了。”


小結：

影響副刊轉向四大因素原有：一、報紙之間的競爭。二、政治體制的監控。三、.社會對新思潮新論述的期待。四、主編的主張。在目前報業惡劣競爭市場搶奪戰上，讀者利益非能增值反而折損，若業者能從新聞導或副刊素質提升，加上編者若具主張與道德勇氣，也許一些讀者不會嚷嚷發出沒有雜誌看，也沒有報紙可看的苦悶吶喊。

（本文刊登於《民間評論》雜誌第二期，2003年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