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人間四月天，必想起林徽因的詩，想起了徐志摩的愛情故事。人的記憶是會有缺陷的，記住與遺忘，讓人了解重要與不重要事件的辨別。甫走入五月天，記憶恐會忍不住的抽搐，特別是關心新聞自由的朋友，會覺得5月天空依然郁悶，媒體界籠罩的陰霾，仍撥不去。而政治荒謬連戲劇──是非的顛倒，謊言的膨脹，一再搶奪了社會發言權的主導性，“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豈不危險？

5月3日的新聞自由日，我們看見有人認真省思媒體業的困境，有人在自打嘴巴，，更多是刻意回避關鍵性的問題。原本作為鬧鐘響鈴的新聞記者，也突然操作失靈。前報人連士升早已說過，史家與記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人物；一個負責的記者，等於一個勝任的史家。擁有歷史意識的記者，才不會為當下所矇蓋，懂得在歷史脈絡上尋得靠近“真實”的軌跡。若不存有歷史記憶，社會的集體失憶症會如癌細胞般擴散。

在新紀元媒體研究學會主辨的研討營中，重新檢視報變後的扭曲現象，它產生最大的破壞力，莫過於如黃明來所說，許多人對向來敬仰的報界長輩，驟然信心破滅。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不再，公信力蕩然無存。所以說，政黨收購媒體，雖引起“公器變黨器”普遍不滿情緒，但最嚴重的，是人與人關係的分化以及價值體系的崩潰。“人格失範”的負面影響，尤其在媒體界，使新聞工作者的形象變得萎縮。

其實，一個負責任、有政治認識的新聞工作者，其社會貢獻並不亞於政治評論者或學者。韋伯就曾指出，新聞工作者也是“職業政治家”的一種型態，人們之所以對新聞工作者評價不高，是源自於不負責任的新聞工作表現。沒有新聞，就沒有評論。（這裡插話說個小故事：當初在維新變法時，康有為就積極培養女兒康同薇，成為報館主筆或編輯記者。後其女兒不負父望，果真成了一名記者，評議時政，寫文章鼓吹維新變法運動。那時記者筆桿很有力量。）許多政治家、思想家、文人作家、律師，都曾經當過新聞記者，如馬克思、海明威、蕭乾等；國內舉手拈來的，即有林吉祥、A.Samad Said、 張碧芳等。

我國新聞業的體制原就貧弱，欠缺制度與規範。美國報紙編輯人協會在1922年就已擬出“新聞準則”的規範，在1975年修訂成為工作守則，分別討論新聞工作者的責任、新聞自由、新聞工作者的獨立自主性、新聞事件的真相與精確報導等。但今日追問華文報記者責任規範與獨立自主，依據標準是什么？加上政黨頻頻干預和僵化的報館文化，一些新聞工作者早已消解自己的人格特質與責任認知。

台灣《中國時報》報人余紀忠臨終前，把報館主管召集來，對他們說出：“要勇敢！”。這句話出自報社老板之口，意義非凡，“勇敢”是要訴求於行動。這三個字，彰顯一位報人的道德勇氣，對理想與責任實踐的承諾，怎不叫委蛇以對，喪失了“突圍”封閉與專制能力的新聞工作者汗顏？

處處失範的社會，就像小溝淤塞，只能是一潭死水。具道德勇氣與人格典範的報人或新聞工作者，能為社會提供思想與精神資源，如李星可、連士升等。尋求人格典範，並非是世俗所說的偶像崇拜，他們的言行鼓動了內在的生命力量，堅守自己的專業崗位，實踐對自我與社會的承諾，並擁有擔當能力的氣魄與精神陶煉。爾今，哲人難尋，後輩們也不免要向歷史登“尋人啟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