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5-07 12:59:54踐實山人
【書評】新聞作為一種文本
〈書評：薩依德《遮蔽的伊斯蘭》）
“知識份子屬於他們的時代，被資訊或媒體工業所具體呈現的群眾政治的代表簇擁同行；愈來愈有力的媒體流通著形象、官方敘述、權威說法，而知識份子只有藉著辯論這些形象、官方敘述、權威說法，藉著米爾思所謂的揭穿（unmaskings）或另類版本（alternativeversions），竭盡一己力嘗試訴說真話，才能加以抵抗。”（見薩依德著《知識份子論》，單德興譯，頁59。）
越是意識到自己清醒的聲音，越是感受孤寂，與周遭環境有一種隔離後的格格不入。每一次薩依德發言，這種孤寂清音特別高昂。這當然是源自於他第三世界的身份背景，卻是在西方教育養成下，極力批判西方塑造出來認識東方的世界觀，所謂的「他者」，實是一個權力建構下擁有歷史偏見的產物。薩依德在《東方主義》或《文化與帝國主義》中，標舉了認識／揭露／檢驗西方帝國主義與文化霸權的批評方法，以“東方主義”為中心概念，輔之於與“對位閱讀法”，一以貫之穿越在他的評論或學術著作當中。
作為一名知識份子，薩依德不斷在提醒，不要把批評視為一項危險的主題，被馴化的懷疑意識，只是一種操縱結果。在這部被喻為“東方三部曲”壓軸之作的《遮蔽的伊斯蘭》，可以看見薩依德更企圖突破當下各種受歷史壓迫的概念，高亢的說“批評”必須在文化與制度間交涉，特別是在新聞內進進出出的“話語”（discourse），對大眾起了集體規範的作用。但最予人啟發的是，薩依德以“人文學詮釋”方式，建構了“新聞作為一種文本”的批評法，把文學理論的資源轉化，運用至社會學的批評分析上，讓新聞解讀釋放更豐富的意涵。新聞不再只是屬於“報導的文字”，而是一種“制度性話語”，它是經由一個權力控制體系生產出來的所謂“事實”。薩依德作為傅柯的思想信徒，特別注重於話語與社會建構的關係，其來有自。
在文學批評裡，有關“文本”的解讀，除涉及作者與讀者各自的詮釋權，更注重形成文本脈絡的社會與文化結構。換言之，文本的產生將受制於文學形態與社會文化模式的運作，使之常獨立於作者與讀者以外。把新聞作為一種文本解讀，說明了任何語言文字的使用，都可被解釋為某一種社會行為的實踐。新聞報導者（作者）變得無關重要，反之在不同新聞話語間貫串的立場，將折射出一家媒體深隱的意識形態。因此讀者必須從“新聞就是事實”觀念牢籠中鬆綁，釐清新聞的敘述脈絡，才能破解大眾傳播是神話的迷咒。以往資訊未發達時期，駐外國記者所帶回來的新聞，或摻雜了很多的故事與神話；如今擁有了衛星電視，一切“再現”的印象與報導似乎是“貼近真實”的，但專業讀者不難發現，“再現”有其各別的“情境”（situation），詮釋新聞必須懂得“發現”文本中記者的偏見、媒體的立場與政治角色，像《紐約時報》雖被號稱是最自由的報紙，卻不能忽略它亦具有很強的猶太個性，如何影響它的報導立場。
須謹記的是，所有新聞的“情節設置”（emplotment）與論述方式都與歷史文化、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息息相關，薩依德在〈新聞中的伊斯蘭〉一針見血指出：“由於媒體本身是公司，而且要服務並促進一個企業體──‘美國’甚至‘西方’──因此他們都懷有同樣的中心共識。這種共識──正如稍後我們在伊朗案例中看到的──塑造出新聞、決定什麼是新聞以及如何讓它成為新聞。”新聞與影像，是西方文化權力體系的組合材料，詮釋更是一種特定的製作形式。於是掌握新聞詮釋者，即可牢牢控制大眾的社會心理，影響他們剖析問題的視角，甚至製造令人混淆不清的新聞方向。
薩依德“新聞作為一種文本”的認識論，可說是對專業學科制度化的一種反撥或挑戰。這種採取跨學科建立對媒體閱讀的批評意識，有助於跳脫出學科專業的門戶之見，特別針對新聞或評論，可深層了解它們如何在特定情境與脈絡下被書寫。另外，文本生產背後也糾葛著多重的權力共謀關係，尤其是媒體與政治、學術如何串聯成一個權力系統，以及三者之間有意無意促成某種程度上的親合性，幾乎成為媒體的普遍性問題。
新聞話語與政治修辭，永遠是可怕的最佳拍檔，兩者共同打造“言辭政治”（wordpolitics），使新聞文字充斥著欺罔與模糊。如今報章仍以官方話語為權威，民間論述益加狹隘，所謂的第四權似乎從監督權滑下，淪為官權的花襟。特別在政黨收購媒體後，隨時可撿的新聞悖論及暴露荒謬的媒體生態，更加鞏固新聞與政治的權力掛鉤，二者共享權力與經濟利益。
九一一，給你思考伊斯蘭的理由
九一一事件後，突顯了新聞作為一種文本解讀的重要性，需要多重視角才能看清事情的複雜性。無論是對伊斯蘭世界的新聞報導或評論的解讀，應回到歷史根源、政治、文化與經濟脈絡，尋找糖衣背後的隱議程，而非在特定權力控制下的話語空間，呈現出如薩依德所說“我們對抗他們”或東／西方對決的粗糙形態。回到我國的情境脈絡也一樣，伊斯蘭對華裔社群而言，它不因貼近而具有深入與實質的了解，更多時候是在巨大政治效應後，才產生強制性的認識及學習。一直以來華人找不到一種看待伊斯蘭／回教社群的方法，政治上無法參與討論，學術界也缺乏溝通與對話，有關伊斯蘭的詮釋權牢牢掌握在馬來社群。
閱讀薩依德愈久，益發有一種歷史吊詭感涌上心頭。要不是發生了九一一事件，再度把美國與伊斯蘭世界長期激化的問題，在資訊全球化強力傳送下，暴露在各大傳媒，使幾乎全世界都感受到尖銳化的對立及仇視感；而美國媒體在報導九一一事件的偏見與概括化，再度掉入一種由政治權力掌控的新聞話語當中，甚至不少知識份子的沈默也成為共謀。於是，大家又開始注意薩依德，二十年前的《CoveringIslam》以及無數有關伊斯蘭書籍，才有機會獲得台灣出版界的青睞。也許我們可以有另一種自嘲方式說：“要感謝九一一，因為它給了你思考伊斯蘭的一個理由！”
“知識份子屬於他們的時代，被資訊或媒體工業所具體呈現的群眾政治的代表簇擁同行；愈來愈有力的媒體流通著形象、官方敘述、權威說法，而知識份子只有藉著辯論這些形象、官方敘述、權威說法，藉著米爾思所謂的揭穿（unmaskings）或另類版本（alternativeversions），竭盡一己力嘗試訴說真話，才能加以抵抗。”（見薩依德著《知識份子論》，單德興譯，頁59。）
越是意識到自己清醒的聲音，越是感受孤寂，與周遭環境有一種隔離後的格格不入。每一次薩依德發言，這種孤寂清音特別高昂。這當然是源自於他第三世界的身份背景，卻是在西方教育養成下，極力批判西方塑造出來認識東方的世界觀，所謂的「他者」，實是一個權力建構下擁有歷史偏見的產物。薩依德在《東方主義》或《文化與帝國主義》中，標舉了認識／揭露／檢驗西方帝國主義與文化霸權的批評方法，以“東方主義”為中心概念，輔之於與“對位閱讀法”，一以貫之穿越在他的評論或學術著作當中。
作為一名知識份子，薩依德不斷在提醒，不要把批評視為一項危險的主題，被馴化的懷疑意識，只是一種操縱結果。在這部被喻為“東方三部曲”壓軸之作的《遮蔽的伊斯蘭》，可以看見薩依德更企圖突破當下各種受歷史壓迫的概念，高亢的說“批評”必須在文化與制度間交涉，特別是在新聞內進進出出的“話語”（discourse），對大眾起了集體規範的作用。但最予人啟發的是，薩依德以“人文學詮釋”方式，建構了“新聞作為一種文本”的批評法，把文學理論的資源轉化，運用至社會學的批評分析上，讓新聞解讀釋放更豐富的意涵。新聞不再只是屬於“報導的文字”，而是一種“制度性話語”，它是經由一個權力控制體系生產出來的所謂“事實”。薩依德作為傅柯的思想信徒，特別注重於話語與社會建構的關係，其來有自。
在文學批評裡，有關“文本”的解讀，除涉及作者與讀者各自的詮釋權，更注重形成文本脈絡的社會與文化結構。換言之，文本的產生將受制於文學形態與社會文化模式的運作，使之常獨立於作者與讀者以外。把新聞作為一種文本解讀，說明了任何語言文字的使用，都可被解釋為某一種社會行為的實踐。新聞報導者（作者）變得無關重要，反之在不同新聞話語間貫串的立場，將折射出一家媒體深隱的意識形態。因此讀者必須從“新聞就是事實”觀念牢籠中鬆綁，釐清新聞的敘述脈絡，才能破解大眾傳播是神話的迷咒。以往資訊未發達時期，駐外國記者所帶回來的新聞，或摻雜了很多的故事與神話；如今擁有了衛星電視，一切“再現”的印象與報導似乎是“貼近真實”的，但專業讀者不難發現，“再現”有其各別的“情境”（situation），詮釋新聞必須懂得“發現”文本中記者的偏見、媒體的立場與政治角色，像《紐約時報》雖被號稱是最自由的報紙，卻不能忽略它亦具有很強的猶太個性，如何影響它的報導立場。
須謹記的是，所有新聞的“情節設置”（emplotment）與論述方式都與歷史文化、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息息相關，薩依德在〈新聞中的伊斯蘭〉一針見血指出：“由於媒體本身是公司，而且要服務並促進一個企業體──‘美國’甚至‘西方’──因此他們都懷有同樣的中心共識。這種共識──正如稍後我們在伊朗案例中看到的──塑造出新聞、決定什麼是新聞以及如何讓它成為新聞。”新聞與影像，是西方文化權力體系的組合材料，詮釋更是一種特定的製作形式。於是掌握新聞詮釋者，即可牢牢控制大眾的社會心理，影響他們剖析問題的視角，甚至製造令人混淆不清的新聞方向。
薩依德“新聞作為一種文本”的認識論，可說是對專業學科制度化的一種反撥或挑戰。這種採取跨學科建立對媒體閱讀的批評意識，有助於跳脫出學科專業的門戶之見，特別針對新聞或評論，可深層了解它們如何在特定情境與脈絡下被書寫。另外，文本生產背後也糾葛著多重的權力共謀關係，尤其是媒體與政治、學術如何串聯成一個權力系統，以及三者之間有意無意促成某種程度上的親合性，幾乎成為媒體的普遍性問題。
新聞話語與政治修辭，永遠是可怕的最佳拍檔，兩者共同打造“言辭政治”（wordpolitics），使新聞文字充斥著欺罔與模糊。如今報章仍以官方話語為權威，民間論述益加狹隘，所謂的第四權似乎從監督權滑下，淪為官權的花襟。特別在政黨收購媒體後，隨時可撿的新聞悖論及暴露荒謬的媒體生態，更加鞏固新聞與政治的權力掛鉤，二者共享權力與經濟利益。
九一一，給你思考伊斯蘭的理由
九一一事件後，突顯了新聞作為一種文本解讀的重要性，需要多重視角才能看清事情的複雜性。無論是對伊斯蘭世界的新聞報導或評論的解讀，應回到歷史根源、政治、文化與經濟脈絡，尋找糖衣背後的隱議程，而非在特定權力控制下的話語空間，呈現出如薩依德所說“我們對抗他們”或東／西方對決的粗糙形態。回到我國的情境脈絡也一樣，伊斯蘭對華裔社群而言，它不因貼近而具有深入與實質的了解，更多時候是在巨大政治效應後，才產生強制性的認識及學習。一直以來華人找不到一種看待伊斯蘭／回教社群的方法，政治上無法參與討論，學術界也缺乏溝通與對話，有關伊斯蘭的詮釋權牢牢掌握在馬來社群。
閱讀薩依德愈久，益發有一種歷史吊詭感涌上心頭。要不是發生了九一一事件，再度把美國與伊斯蘭世界長期激化的問題，在資訊全球化強力傳送下，暴露在各大傳媒，使幾乎全世界都感受到尖銳化的對立及仇視感；而美國媒體在報導九一一事件的偏見與概括化，再度掉入一種由政治權力掌控的新聞話語當中，甚至不少知識份子的沈默也成為共謀。於是，大家又開始注意薩依德，二十年前的《CoveringIslam》以及無數有關伊斯蘭書籍，才有機會獲得台灣出版界的青睞。也許我們可以有另一種自嘲方式說：“要感謝九一一，因為它給了你思考伊斯蘭的一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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