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李元瑾教授、金觀濤教授

 金觀濤在新加坡的第二場演講是公開講座，談「中國歷史上的兩次啟蒙運動」，地點在位於大巴窰的《聯合早報》禮堂。這場演講與南大校園的聽眾群組成很不一樣，儼然以老華校生、中國移民、文化人，還有從中學動員而來穿著藍色校服的中學生為主體。我瞄了一下，學生座位席有一個牌子，原來是華僑中學的學生。

當天最惹人注目的，或是那位在發言時，特別強調自己是從印尼飛過來聽演講的印尼華人。站在麥克風前時，手上不忘拿著最新一期題為「五四運動──九十周年」的《亞洲周刊》。另，出席公開講座次數多了，很容易認得一些老面孔，還有一位忠誠的孫中山的信徒，無論什么演講主題，都能把孫文的豐功偉業搬出來。這一些，似乎成了聽演講一貫的風景線。

不曉得是否溝通上的問題，金觀濤大概只講了35分鐘，突來的「句號」仿佛讓聽眾們有一股措手不及的感覺，連自己心裡也在問：哦，結束了。不過這35分鐘仍言之有物，有所言，也似有所不言之處。

首先，金觀濤提到，以中國文化現代化角度來審思五四的啟蒙意義，在哲學界引起很多的爭議，學者們對五四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兩點：一、反傳統造成文化斷裂；二、強調個性解放，最終卻完成了意識形態的更替，導致20年代的中國社會即是以意識形態來整合社會。

另外，他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的現代轉型，從1840到1980年，很明顯歷經了兩次經濟高度成長的階段，第一次是20年代，第二次則在80年代。而在20年代到80年代期間，中國的經濟發展相對的緩慢，或有停滯。有趣的是，1900至1920年代，跟今天看來很像，處在與全球接軌的年代。而今日中國的城市面貌，例如上海，也是在20年代奠定的，說明了現代化促成了城市發展中「現代社會」的形成。然在1905以後，政治意識方面要求以憲政為主，才開始了政治現代化的過程。不過高度與快速的經濟發展帶來了許多弊病，包括沿海與內陸的隔閡、城鄉之間嚴重的對立與差異（貧富、階級），更嚴峻的挑戰是鄉村體系的瓦解。

金觀濤繼而指出，「五四」正是對前現代化階段的基礎上進行批判與反思，例如重新思考在1895年試圖把家長制推入私領域，卻主張在公領域引入西方價值的說法，此即梁啟超所主張的二元想法。說到這，會發現接下來，金觀濤在談公私領域的價值基礎時，頻頻用了「一元與二元」的講法來解釋梁啟超與胡適在公私領域價值建立基礎的差異。他用了一個很生動的譬喻說明胡適等人否定了前半段的二元，認為應該全盤學習西方，也反對傳統，其實是一種「退半步，進兩步」的做法。不過無疑的，後來的五四運動（1）把啟蒙工作推行得更徹底（2）愈加強調個人獨立（3）推動了白話文運動，仍然有很大的貢獻。

至於80年代，是第二次的思想啟蒙，那時知識界全盤反思傳統，但與五四時期的反傳統經驗有別。當時轟動華人世界的《河殤》即是用了批判的眼光，重新看待中國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作為這部紀錄片的顧問，他不諱言說，今日重看《河殤》確實有些不同意當時對傳統的一些看法。不過《河殤》帶出了一個重要訊息─《河殤》的態度代表著「中國的現代態度」。可惜是80年代的啟蒙工作推行十年後被中斷了，因此真正的轉型未成。

「所以要把「五四」放在現代化歷史長程中來看待，如果把中國的社會轉型視為兩次的現代化過程，那「五四」可說是未完成的啟蒙。」90年代以後，基本上是思想與啟蒙的缺席，金觀濤認為應該要回到80年，那樣中國思想的現代轉型才能完成與成熟。

至於有所未言之處，我所好奇的是發生於80年末的「六四」，對啟蒙運動來說代表著怎樣一種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