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追緝」讀書人的困惑與責任
北大歷
羅志田談了很多清末至民國初期讀書人的抉擇與困惑。讀書人在新舊轉化相互滲透之時，如何要求一種徹底的改變；而在希望能根本性解決問題的心理渴望催迫之下，各種革命事業層出不窮。加上科舉制度的廢除以及新學的推行，讀書人的傳統角色開始向現代學人過渡，唯一不變的是其所負載的文化責任意識。
我想這樣的問題關懷，也存在大多數知識人的心裡。現代知識結構的改變，不同社會形勢的需求，都將影響知識形態的發展以及知識人的社會定位。雖然傳統讀書人的終極目的是做官，可是當讀書人開始失去政治地位與影響力的時候，文化責任便成為首要的責任。所以羅志田說，以前的讀書人是要做典範與榜樣的。
聽了這番話，大概會覺得汗顏。今日的讀書人早已脫離以往讀書人的傳統角色，逐漸向專業知識人靠攏，唸得諧音一些，恐就變成「鑽研知識人」了。而提及「專業」這兩個字，諸不知以往
蔡元培對專業化意思的把握，也許不是今日我們所認知的意義，更何況當時是一個科學至上的歷史情境。可是那不也說明今日意義下的「人文專業化」，或許是個偽問題？「人文」是不是一門學科，或有諸多爭議，但鑒於它是一個學問（或知識）範疇，與人生與社會的價值規範有極密切的關係，因此需要更大的知識融通，拆除專門的門檻。
至於人文責任的承擔，依然落在讀書人的身上。可是該如何去承擔，承擔的形式是什么，一直以來都有不同的認知。特別是轉向現代學人之時，在逐漸強調專業分工的知識時代，該如何尋找一個適切的承擔方式？而當代的讀書人，漸漸已有被邊緣化的傾向，先別說要如何成為文化典範，在文化與道德價值提供給予上，也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疲態。
對於有自覺的知識人而言，無法逃脫這樣一種困擾。如今更嚴峻一個考驗是，該如何確立現代學人的角色，甚至是其社會定位？西方學人的兩難是擺蕩在「知識份子」與「公共知識份子」之間，前者是專業的學人，後者是社會的良心。東方學人的兩難，亦不出此範圍，在專注做學問與如何承擔社會責任之間，產生巨大的拉鋸與緊張感。一旦有責任，便不是純粹在做學問。
讀書人以文化傳承或人文責任為己任，現代學人注重知識專業，強調學科與分工理念，兩者之間角色關注面向有所差異，但不應該被過度誇大，兩者在對待知識價值的態度，實有不少共通的地方。在馬華社會，讀書人常被理解為「書齋人」，而學人則多指向「體制內的學者」，背後各有不同的評判標準，可是對這些評判標準，往往缺乏清楚的梳理。不同的知識階層與角色，如何可以因應不同的社會階層需求，作出不同的分工與承擔？不同知識角色之間是否存有偏見，偏見的緣由是什么？這是我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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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確實是我輩之大惑，亦是時代之大惑。
傳統學人是求道，今日專家是求知，該如何調融，亦是一大難題。
（對了，學姊的論文我之前拜讀了，但因為目前還沒有什麼有建設性的意見，所以一直沒給您回應，很抱歉。）
为什么没通知我？难过.....
沒關係，隨時有想法請提出，還要謝謝你花費時間讀我的論文呢。我了解了陽明學會研討會的議程，原來現在陽明後學與三教問題開始有升溫現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