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出處：www.ied.edu.hk/news/html/2003/20031208photo.html

香港的“小思”到訪新加坡，雖然沒有像較早前來演講的北大教授陳平原，引起華文知識界一股不小的騷動，但也不至於水過無痕，無甚迴響。陳平原的文人情懷，學者議政的風範，引發了評論者對大學體制裏人文學者如何敢說真話的反思。而“小思”的文學情懷，多年來矻矻于香港文學作品的收集、整理與傳播，那一份對文學悲天憫人的情操，也引來有人在報章專欄疾呼“尋找新加坡的小思”。

小思是誰？本名盧瑋鑾，現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四月初，南洋理工大學圖書館與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聯合舉辦了“中國與新加坡現代作家簽名本展覽”，盧瑋鑾教授應邀前來南大主講有關作家簽名本意義的講座。畢業於香港新亞書院，曾師承新儒家學者唐君毅的盧教授，說話不急不徐，態度十分謙和。在香港教育界，她是受人尊敬的老師，原因不在她始終把自己定位在教師這個身份，而是作為一名文學整理、研究、傳播以及香港文學的搶救者，她的身體力行感動了無數人。

如今香港中文大學的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其中大部份的藏書，是盧教授的私人藏書。她不但把自己長年累月收集的香港文學作品捐贈出來，任職於該中心，仍不斷繼續擴充研究中心的藏書，使它逐漸成為研究香港文學的重要資料庫。2005年，中文大學圖書館完成了香港文學檔案的電子化，把她捐贈的文學資料數據化，進一步擴大資料可被利用的機率，為研究者提供資料查詢上的便利。

這一些皆說明文學資料的收集、整理與傳播的重要性，除了擁有一股熱忱以外，如何讓資料流通並能產生價值，才是終極目標。可是就有一些奇怪的現象，比如在新加坡有圖書館把國寶級作家捐贈的文學作品鎖在玻璃書櫃，只允許眾人“朝聖”卻不准借閱，諸不是把圖書館錯認知為博物館，為作家建築起神殿來了。不曉得這是館方的意思抑或作家本人的意願，被禁錮的文學作品，結果只能流落為供人欣賞的陳列品。

小思的文學行動，帶出一個重要的訊息──文學資料要如何整合，這同時也涉及文學研究與教育的問題。資料是研究的底本，研究則為文學教育提供資源，有資料有作品才能做文學傳播的工作。馬華社會對文學資料收集不是沒有覺醒，南方學院的馬華文學館，馬大中文圖書館與新紀元圖書館等，都藏有不少馬華文學作品，可是該如何為各自的馬華文學藏書建立本身的特色，並進一步拓展馬華文學作品的藏書？比如南來作家文學資料庫、馬華文學史料資料庫、文學雜誌與文學社團資料庫等。

或許比較困難的是，如何解決電子化的技術問題，倘若不同的文學資料都能數據化，各圖書館或文學館的文學作品可以提供聯合搜索，就不必再為資料零碎而覺苦惱。也不必在翻閱中國所出版的《東南亞華文新文學史》這類書時，對書中所描述過度簡化又缺乏深層理解的馬華文學史而覺不可理解。心中總會猜測到底是撰寫者不用功，抑或我們真缺乏資料提供予人。如果真有計劃把馬華文學作品的收藏作系統化的整理，資料太難找，或許不會成為一種遁詞。有多少人能承接類似香港小思的文學精神呢？


刊登於《光華日報．眾議園》１５．５．２００８

小思（中間者）與老師唐君毅與師母。

《一生承教》，香港三聯書店，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