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1970年代以後，馬英文學在馬來西亞文學建制結構裏的邊陲地位確立，不少作家基於不同因素而遠走他鄉（例如余長豐、林玉玲、陳文平、Siew Yue Killingley、Hilary Tham等），成為離散族裔。在國內，新經濟政策與本土化路線繼續如火如荼執行，馬來西亞進入當年以禁書《馬來人的困境》揚名的馬哈迪醫生的時代。1980年代較活躍的馬英作家是印裔人權律師奚汜．拉貞德勒與以劇作家身分崛起（戲劇一直是馬英文學的重要一環）的紀傳財。留在境內的黃佩南到了1980年代末才出版第二本詩集。同樣的，李國良直到1990年代初才有新短篇集出版，他的其他作品則在死後才面世。不過，由於馬來西亞政府在1990年代意識到全球化的競爭性與危機，開始調整語文政策，認清了英文點止舊殖民主語言或商務與科技語言咁簡單，它更是全球語及（後）資訊時代的“礙事不難躲”（Esperanto［世界語］）。或許是看到這一點，覺悟不諳英文才是“馬來人的困境”，於是提出多媒體走廊計劃與2020宏願的馬哈迪回頭呼籲全民（尤其是馬來人）提升英文能力。水漲船高，馬英文學雖未馬上展顏盛放，但是已不再斯人獨憔悴了。

以倫敦為基地的書谷出版社在1993、94年推出兩期《書谷太平洋文選》（Skoob Pacifica Anthology）雜誌型叢刊，收入亞太地區英文文學創作與批評，其中馬新作家占了大部分篇幅。書穀也出版C. Y. Loh與I. K. Ong主編的文學叢書多種，多為馬新作家詩文集（包括絕版作品重新印行），此書系到新千禧年還有新書種推出，對振興馬英文學頗有激勵作用。1960、70年代大力推動（教學、創作、編書）馬英文學的費南竇是歐亞混血，生於斯裏蘭卡，當時任教馬來亞大學。1990年代末對馬英文學典律化與建制化貢獻良多的莫漢瑪．卡庸（Mohammad A. Quayum）則是孟加拉裔外籍教授，任教吉隆坡的博特拉大學多年，如今執教於回教國際大學。卡庸編有馬英作品選集與批評文選多種。這些選集對馬英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助益頗大，也是過去二十年馬英學界該做而未做的千秋大業，卡庸在四、五年內即完成，其勤奮、效率與投入令人敬佩。1990年代末，Bernice Chauly與Fay Khoo主持的犀牛出版社（Rhino Press）出版了一套十本的黑白文叢，以新生代作者為主，為馬英文學增添了不少文庫。2001年開始，吉隆坡的蠹魚出版社（Silverfish Books）推出年度文集《蠹魚新文集》（Silverfish New Writing），每集編者不同，集結了國內及海外馬新作者的小說創作（也收散文及劇作），風評頗佳。
　
　　李國良在1990年代初逝世，可視為馬英文學一個舊時代的結束。1990年代開始馬英文學新人輩出，他們多半在徵文比賽與報紙副刊露臉。這些各族裔的新銳名字，包括Bernice Chauly、Charlene Rajendran、Che Husna Azhari、蔡月英（Chuah Guat Eng）、Wong Ming Fook等，到了本世紀初，已有不少作品結集出版。另一方面，離散他鄉的馬英作家也引人注目。林玉玲繼回憶錄《月白的臉》（Among the White Moonfaces）之外，出版了長篇《馨香與金箔》（Joss and Gold）與《三姊妹》（Sister Swing）。陳文平則著有詩集多種。新生代的葉貝思旅居澳洲，1992年出版的《鰐魚的憤怒》（The Crocodile Fury）獲得維多利亞州長首部作品獎及族群事務委員會獎。近年來，旅居英國的拉尼•瑪尼卡（Rani Manicka）的《稻米母親》（The Rice Mother）與歐大旭（Tash Aw）的《和記絲坊》（The Harmony Silk Factory），出版後都獲得不少好評。他們代表了兩個世代的離散馬英作家繼續在境外營運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離散馬英作家並非自我流放他國，他們多半經常在原鄉與他鄉之間往返流動，形成離散雙鄉或多鄉的現象，作品也同時在各地發表。林玉玲則用“旅行跨國性”來形容這類離散族裔作者的流動。
　
　　這些境內或離散境外不同世代馬英作家中的華裔馬英小說家多半純受英語教育（或出身海峽華人家庭），不諳華文，頂多只懂方言，作品裏頭除了華裔，其他族裔角色份量也不輕。這是否意味著華馬英小說所再現的馬來西亞社會比通常只見華人的華馬華小說（或只見馬來人的馬來小說、只見印度人的淡米爾小說）更“真實”？或者說，華馬英小說所彰顯的揉雜性，才是馬來西亞文學的獨特性？
　
　　從這裏選譯的幾篇華馬英小說，自然無法一窺全豹。因此才有上面的幾段概述性文字。Awang Kedua（王賡武）的啟蒙故事〈前所未有的感覺〉代表的是1950、60年代華馬英的關注，小說借描寫南來新客華人家庭的父子衝突凸顯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既寫實又反諷地反映了時代與社會（耐人尋味的是，父親的角色其實是個“南來文人”）。林玉玲展現的是1970年代作家的小說技藝，〈另外一個國度〉以生動文筆描寫生命中的感傷與活著的幸福。無獨有偶，新生代的葉貝思與丘玉清都是離散澳洲的小說作者，她們代表了離散華馬文學的當代風貌與旅行跨國色彩。葉貝思也是報紙綜合附刊《邊外》（Off the Edge）的小說版編者，〈在1969年〉以小說反思歷史，對種族政治提出強烈控訴，手法近似魔幻寫實。邱玉清曾旅居加拿大與新加坡多年，詩作入選《雲吞》等亞裔加拿大文學選集，小說創作也發表在《蠹魚新文集》;〈屋非屋〉叙述物質性的屋子、房子與故事中人的關係，點出小說題旨：不管是離去或歸來，人生中更重要的是追尋安頓心靈的居所。〈卡露娜的美人魚〉作者蔡月英則代表境內華馬英新銳小說家的文學表現。小說揭露平靜的現代生活底層的創傷（欲望、記憶與死亡），卡露娜的美人魚來歷不明，其實是從叙事機器半路殺出的神，撫平了創傷記憶，自然就功成身退了。
　
　　華馬英文學至少也有五、六十年的歷史，當然不只有這五個短篇可選。不過，已故重要華馬英作者李國良的家人無從聯絡，出版社（馬雅出版社近年重印了費南竇所編兩本短篇集）也無回音（書名《回到馬來亞》，取其歷史意義，挪用的正是我們已譯好的李氏短篇〈回到馬來亞〉的題目）。原本我們認為頗能代表1980年代華馬英的紀傳財沒有答復同意授權翻譯，也只好作罷。不過，由於和費南竇與卡庸的選本重叠性不高，我們的選擇也可以說提供了管窺（華）馬英小說的另一扇窗，儘管窗口不大。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很幸運，找到胡寶珠替我們翻譯這幾篇小說。胡女士為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生，多年前在馬華報刊發表了不少風格清新動人的散文，譯過D. H.羅倫斯等域外作家的文章，她願意在客居臺灣時拔筆相助，移譯這些華馬英小說，令人放心。她的譯後感言“沒有想到馬華英文小說也有够深度的，中文小說不知有沒有旗鼓相當的”6，頗值吾人深思。
　
　
註解：
1. 參見林玉玲1989年的說法，詳Shirley Geok-lin Lim,“Centers and the Fringe: Novels in English from Malaysia and Singapore,” Writing S. E./ Asia in English: Against the Grain, Focus on Asian English-language Literature (London: Skoob Books, 1994), p. 154。
2. 例如Lidra、Focus、Tumasek、Monsoon、Tenggara、Isis。
3. Lloyd Fernando, “Literary English in the South East Asian Tradition,” Cultures in Conflict: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South East Asia (Singapore: Graham Brash, 1986), p. 128.
4. Shirley Geok-lin Lim 1994:136-7.
5. 德葛二氏的主張是，小文學乃弱勢民族進入强勢語境，以强勢語言在强勢語境內部書寫。見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Dana Polan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6), p. 16。
6. 譯者2006年3月22日致編者電郵。

三、落葉生根：華馬馬小說的認同之旅（莊華興）

　　華馬馬文學是隨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東漸與近代民族國家建構而出現的。前者可上溯至19世紀中晚期或更早。其時，西方印刷術輸入東南亞殖民地，目的是為了弘揚宗教與文化，馬來文獻書寫（Persuratan Melayu / Malay Letters）的勃興也得益於這股趨勢。然而，更直接而顯著的受惠者恐怕是當時的土生華人，所謂的峇峇（baba）。他們借著與英殖民宗主的密切關係以及毫無保留（絕對忠貞）的政治認同，從宗主國獲得了許多好處。最顯著的是政治身份的確定以及隨之而來的商業機遇。這與19世紀中晚期大量南來的華人移民所享有的待遇有很大差別。土生華人在印刷業的掌控不僅催生了華馬英文文學，更促成了峇峇馬來文學。從人類學視野審視，後者正是華馬文學的濫觴。雖然他們的先人來自北方，但地理上的離境並未構成具體的離散精神，與土地的認同很快便得以建立起來。顯然，這與殖民主義息息相關——西方各種現代化機制給土生華人提供了文化建制的滋養，亦大大促進本區域各族群之間的精神聯繫，印刷術、鐵路、氣船等在群島的普及化為它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這樣的歷史結局出乎殖民主義者的意料之外。
　
　　二戰期間，日本對國際形勢的影響激勵了弱小民族爭取獨立自治的願望。後期華人移民也在這股浪潮下不得不調整自己與中國的距離，並開始意識到學習當地語言——馬來語，作為國家認同的重要象徵。1950年代中晚期南大生（以及稍後的義安學院馬來學系）的馬來語文學習熱潮便是一個例子。這時期華馬馬寫作條件雖未成熟，但卻開啟了當代華馬翻譯與研究的路徑，彰顯了華裔馬來（西）亞人參與馬來語文的漸進模式。廖裕芳、楊貴誼、陳達生、廖建裕、謝瑞懷（堂勇）、鍾松發、陳育青、Takusui Lee、巫運才等都是這層面的推手。繼南大與義安之後，則有1960、70年代馬大馬來學系的學生，如譚亞木、周福泰、陳祖明、陳寶武等。在創作領域，吳天才可謂是當年的一個異數。他在南大求學期間獲李全壽鼓勵而自學馬來文，1950年代中晚期開始寫馬來四行詩班頓，後來涉入馬來新詩。在馬大執教期間，他積極參與華馬華文學創作，編譯兼備，是華馬跨語寫作之第一人。質言之，從翻譯到直接書寫的介入，吳氏的個案是建國獨立年代，華人向國家主體認同的最佳詮釋，也催生了一個新文化／文學傳統。這個傳統的塑形，符合當前馬華文學向華馬文學過渡的規律；比之華馬華作家，它具有不可忽視的特殊意義。餘者如年紅、碧澄、陳應德都可歸入這個群體。
　
　　獨立建國以後，有關建國綱領的詮釋分歧和國際冷戰形勢的日趨嚴峻，導致族群問題日益尖銳。1969年513事件是一個爆發口。隨之，新經濟政策施行，馬來－土著主義主導政經領域，標誌著馬來國族主義的勝利。基本上，馬來語寫得好的華馬馬作者皆來自華人聚居以外的邊陲之地（此地稱Cina Kampung，山地華人之意），無論生活教養都在馬來文化包孕之中，如陳順安（亞羅士打）、鍾寶福（玻璃市）、林天英（吉蘭丹）、李再花（登嘉樓）、裴忠義（吉蘭丹）、翁亞源（登嘉樓）、蕭招麟（森美蘭）等，不然就是建國後出生的“獨立之子”，如楊謙來、李國七、李崇明、朱弈良、林金輝、林俏枝等。與前者比較，後者之成長背景亦未有多大不同。其中，大部分都不通曉中文（方言亦然），因而對國家主體較能產生認同，對民族主體之認同也不會有太大困擾。這一支隊伍是目前華馬馬文學的主流，間接地凸顯了華馬跨語寫作的不成氣候。然而，在目前環球化趨勢下，跨界行旅逐漸普及化，跨語寫作不再是孤立的現象，本質上多聲部的馬華書寫完全能體現這方面的特色。
　
　　這裏所選四篇基本上合乎以上文學史敘事，都代表著一個蛻變過程，一個認同之旅。四篇作品，不全然是華馬馬小說的代表作，譬如楊謙來另一篇小說〈叩訪色白岩靈界〉更能體現他的認同與關懷，惟這裏所取的是他的另一個關懷面向——對認同的反思。當然，其文字修為是毋庸質疑的。林天英以詩見著（2000年獲泰國政府頒東南亞寫作獎），其小說也多了一層浪漫色彩，惟讀者切莫掉進〈暫避沖繩〉的粉紅陷阱。蕭招麟已近耳順之年，自1980年代去國後，與文學界失去聯繫。天英和招麟不約而同回顧兩個原鄉的故事，揭示的已然是“化外人”的觀點——一種本土化類型。莊華興於獨立後出生，在紛擾的新經濟政策年代中成長，卻是第一批“有幸”喝國語奶水長大的大馬華裔高中生——接受全盤國語教學、參加以國語為媒介語的政府高中考試（SPM）。多少年後，英語教數理政策雷厲推行，國語靠邊站，對於語言與身份宿命，他這一代（有道是“成長中的六字輩”）的真切感受是否可以從〈詛咒之湖〉找到蛛絲馬跡？
　
　　總括而論，華馬馬文學的認同之旅總跨不過馬來民族主義的邊界，迄今仍處在馬來－國家文學的邊緣位置。反之，它也從來未曾出現在馬華文學的視野之中，其處境猶如存而不在，但明顯地卻在臨界線上自在倘佯。
　
　　最後附帶一提，三位譯者年齡層的殊異，不僅僅代表建國後馬華新生代的雙語能力，亦代表書寫語言（翻譯也是廣義上的書寫）的跨界經營，卻也意外勾勒出未來華馬文學之遠景——一個多聲複調之狀態。
　
　
後語：走出峇峇文學（張錦忠）
　
　　作為一本以“華馬小說”為編選理念的選集，我們的起點是馬華文學，而不是華馬文學的老祖宗——峇峇文學，編者的立場已不辯自明。這也表示“華馬文學”和“峇峇文學”並不是同義詞。峇峇文學沒落，其中主要原因顯然關涉承認政治。峇峇族群自有其認同對象與轉變歷史，這裏不贅。但是作為以（峇峇）“馬來語”書寫的峇峇文學並未被承認為馬來文學。也就是說，儘管峇峇文學以馬來語書寫，它並未因此而登堂入室成為馬來西亞國家文學。而今在馬來文學場域邊界以馬來文為創作媒語的華馬馬小說，能否逆轉峇峇文學的命運，目前自難斷言。本書編者之一的莊華興就認為華馬馬小說既“總跨不過馬來民族主義的邊界”，也不存在於馬華文學的視域裏。
　
（文末二段於下面的回應版）

以上照片與序文皆轉載自大將出版社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