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志教授主講「”畢竟是文章誤我，我誤文章”： 論卞之琳的創作、翻譯和政治 」文學講座，許多出席者其實是衝著「文章誤我，我誤文章？」這個小題而來聽講座的，結果中文系小小的會議室擠滿了人。原是為研究生開設的每周專題講座，如今也開放給公眾，二合一的功能，果然有點奏效。

卞之琳，一個常在翻譯史中失蹤的名字，再度折射出中國在1949年以後對翻譯活動的箝制，暴露其背後的意識形態。那是一個文學史嚴重受到政治干預的時代。當時，翻譯蘇聯與東歐的作品是大宗，很少現代主義作品，而現代主義作品多會被批評為頹廢，屬於形式主義的文學。所以在50年代，中國在學英文風潮方面有斷層，因為大家都跑去學俄文。卞之琳翻譯莎士比亞作品《哈姆雷特》則是少數。王宏志指說，卞之琳其實是通過翻譯為自己提供寫詩的樂趣，那是一種「替代性的樂趣」。例如梁實秋在翻莎士比亞作品時，有關詩的部份都翻譯成散文，但卞之琳卻還其原貌，且試圖把詩學理論引入翻譯，實驗著寫格律化的詩，因而使他所譯的《哈姆雷特》也具有文藝觀念。（為中國詩找出格律，其實也是新月派的問題意識。）

而在那之前，卞之琳的詩常被批判沒有站在群眾立場上說話，並且脫離群眾語言，詩評家就一味認為艱澀、難懂（特別是以下這首〈距離的組織〉）。當時在共產思想主導下，大多數人認為「思想搞通，語言便不是問題」，卞之琳的詩難懂，也被歸咎於思想問題，過於菁英主義。自認為「小處敏感，大處茫然」的卞之琳曾經嘗試調整詩風，還曾去造訪延安，但後來登在《新觀察》的詩作依舊受到抨擊，最後只好選擇從詩人角色中退出，從此二十多年不再寫詩（詩人封筆，情何以堪啊）。於此同時，開始了其翻譯家與學者的身份，試圖通過翻譯活動來反撥政治對文學文藝的操控。（這是詩人的內在反抗嗎）

聽了王宏志的演講，可以了解政治文化空間與翻譯活動之間的關係。翻譯，儼然已不是只是另一種語言文本的轉換，因為「翻譯行為」必須被脈絡化到不同的語境，從而尋找它與政治、文化、社會等之間的交叉關係。


卞之琳〈距離的組織〉

想獨上高樓讀一遍《羅馬衰亡史》，
忽有羅馬滅亡星出現在報上。
報紙落。地圖開，因想起遠人的囑咐。
寄來的風景也暮色蒼茫了。
（醒來天欲暮，無聊，一訪友人吧。）
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
哪兒了？我又不會向燈下驗一把土。
忽聽得一千重門外有自己的名字。
好累呵！我的盆舟沒有人戲弄嗎？
友人帶來了雪意和五點鐘。

（＊據知後來卞之琳在這首詩中加入了許多註解，
形成了一首註解文字比詩文字還多的詩篇。）

【生平簡介】

卞之琳，生于江苏海门汤家镇。14岁第一次买了一本冰心的诗集《繁星》，从此对新诗发生兴趣。1929年毕业于上海浦东中学，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1930年开始写诗，此后不断发表新诗和翻译文章。193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三秋草》，1935年出版《鱼目集》，1936年与李广田、何其芳合著的《汉园集》出版。卞之琳的新诗是30年代中国文坛“现代派”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抗日战争期间曾前往延安和太行山区访问，诗风有所转变，歌唱人民的战斗生活。1940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7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做研究员。1949年回到北京，先后任职于北京大学、北大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等机构，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评论和翻译。译作有《英国诗选》、《莎士比亚悲剧四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