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台大舊同學聚會，除了談談彼此最近的狀況以外，最大的感受是所謂的「國際化」竟然成為聚會主題。也不是一開始就碰到這議題，主要是研究戲劇的M，在上戲曲課碰到一些走文學批評路子的同學的詮釋挑戰，才激發她對西方文學路徑與中國傳統方法之間如何磨合的思考。M所在意的，是研究西方戲劇／文學的同學老愛把戲曲當作一個獨立的「文本」來看待，比如在戲曲開始的折場戲，在戲曲架構來說，本是充當一個解說或「開場白」的角色，主要是讓觀眾在開始前對該劇故事有一個大概的瞭解，同時也顧及聽戲人的文化水準，所以說它原來便具有導引作用。

可是擅長于西方文化與文學批評研究者，或從心理分析角度，把它視為一個重要的心理分析文本。M認為那已脫離了該劇的文化背景，有點強詞奪理的意味。於是在該同學發言以後，馬上舉手說道：「怎麼可以這樣解釋？」據知那外文系同學對中文系向來採取的傳統分析法也有所不滿。

另一次則在一個有關劇曲研究的國際學術會議上，中研院的一位研究員，對會中一位西方學者以性別意識來分析某個劇本而大讚不已，對其研究思路也十分讚歎，這又導致M再度自我詰問，難道現在研究劇曲，非要注入西方的理論與批評意識，包括西方的戲劇批評方式？要不然，就只能自己關起門來自己玩。

X則提及了現今中文系裏幾位研究文學的老師，對彼此的研究是互不理解的。我不曉得這「互不理解」的源由，是出自後來大家所援用的文化資源以及分析工具有很大的分歧，以致產生互不認同的現象。但回想晚上J所說，現在很多屬於壯年派的老師開始冒出頭，這一批年輕教授所關注的議題，甚至是研究方法，與傳統老教授有很大的不同，比較具西方研究思路與問題意識。顯然在新舊交替之間避免不了的縫隙磨擦之外，也有一個如何面對「西方學術」、國際化／全球化，以及現代化三大主要課題。包括中文系與社會學科可有怎樣的互動，且又不會失去其主體性？彼此之間能有怎樣的共識？雖然杜維明在最近接受《當代》的專訪中表示：「要在人文學界做跨學科的共識，幾乎沒有可能。」（〈人文學的危機〉，《當代》八月號》）聽來有些悲觀，可是不能否認這必須是一項長遠的工程。梅家玲最近編的一本論文集《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即展現了跨領域視野的演繹，以及中文系研究與其他人文學科相互動的成果。

J又說近期一些台大畢業生到學校求職失利的情況，原因在於缺乏競爭力以及視野問題。如此回想M的問題，已是現今中文系無法迴避的問題。她的感受與焦慮在近年來日益急迫，顯示這大氣候確實撞擊到台大了。如今不只是如何面對西方這個老問題，如何面對其他學科也已成為中文系人必須面對與思考的共同問題。那會不會是中文系的困境？也許是另一種契機也說不定。

一馬大學弟把最近陳廣才對馬大中文系講師聘請制度，以及論文撰寫語言批評的新聞報導寄過來。我第一個反應是，這個老問題終究「公開化」了。也許目前政治氣候有些轉變，對中文系而言，會產生正面的作用，畢竟馬大裡頭很多問題實是「政治問題」。但我想現在馬大中文系或許不應把要恢復所謂的「領導地位」排在第一位，而是重新調整並找到她的定位。還有重新省思如何重建她的歷史與學術傳統，讓她更具備競爭力。她所要面對的，不只是國內其他大專或學院的中文系，甚至是與國外中文系，也要多交流與對話，才能找到自己的特色。中文系的視野不能再只拘限在國內了。

圖攝：台大前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