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大學參與了歷史學者包弼德（Peter Bol）所帶領的思想史討論課，最大的收獲，是看見了西方學者如何不斷質疑、推翻前說，並試圖通過尋找新材料來建立新論點。對待學生，卻又是嚴肅中含帶幽默。思想活躍的包教授，常愛在課堂上拋出問題逼問學生，每每拷問後，總會出現意想不到的思想激盪。

包教授對文學／思想史家所建築的系譜問題特別有意見，如我們所熟知的明代前後七子文學家，一般文學史家把這些人物當成一個社群，可是在當時這七人是否就形成一個圈子，實際上並不如此。又像在談到十五世紀的思想史時，大家都把王陽明當作首要人物；在談明代思想史時，從陳白沙開始，之後接續胡居仁等等，他卻認為這一些論說都是可質疑的。他更關心的是「他們是來自哪裡？」當王陽明學說盛行時，那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思想世界」？當時的人，究竟要從王陽明哪裡得到什么？

不過予我感受最深的，恐是他面對學術的坦率與認真。他從不吝嗇透露自己的想法，甚至對某位學者論點的不認同，也直言無忌。曾經向他請問有關北美的中國思想研究狀況，提到余先生在新書《朱熹的歷史世界》，把朱子的「得君行道」與王陽明的「覺民行道」做一對比時，作為唐宋思想史專家的他，即忍不住反應說：余英時是個可敬的學者，但做學問的方式過於習慣作二元化的歸納，如尊德性與道問學的詮說；又如針對明清之際思想轉折中，智識主義與反智識主義的提法，最後總會得到相差無幾的答案，也有簡化之嫌。

我想在中文學術界，沒人敢說這些話。前陣子台灣學者楊儒賓與余英時有過學術論戰，據知楊先生在《當代》中回應余英時後，還寫私函予余先生，大概是見余先生後來的回應火氣猛烈，寫信再詳解一番。如此回想，美國教授就是直率，把學術意見與個人區分，並且在學術面前比較不會顧慮輩份問題。因而對問題是直逼核心，窮追不捨，對學生也常採以「拷問」方式。相反的，華人教授有時太顧慮學生的感受與情面，反而不敢太過逼問學生。但學問本來就需要經歷逼問與拷問，讓腦袋避免含混，一個問題，一個思考，非要能說出個道理，絕不可支吾以答。這是一種學術理性精神的表現。

另外，則是被一股創造新知識的動力與熱情所感染。西方學者十分在意所謂的「知己知彼」，常強調要消化別人的研究成果，甚至是一些學者眼中所謂的「二手材料」。其關鍵除了背後一種學術分工的觀念以外，還存在一種創造新知識的動力。因為若要產生新的知識，就不能不知「舊有」或「現有」的知識，才能避免重覆而得以創新。

這與中國學術傳統的「學術文化」似乎是不太一樣的。中國學者常說中國學術的命脈在於「體驗」二字，強調那是個人身心受用之學，故有「生命的學術」的說法。這導致中國學術所趨向的不是「累積」而是「融解」，像有些搞中國學術的學者，常認為只要有幾個字能提撕人心，已足矣。西方學者卻以創造新知識為學術理想，所以特別注重所謂的方法與框架問題，這恐也是深受學術典範轉移文化所影響。

＊圖為哈佛大學研究生討論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