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評論場域當中，楊照算是我蠻喜歡的一個評論人。我每次讀楊照的評論文字，常有一種心驚膽跳的悸動，行文脈絡間蘊藏的青春與感動，以及揮不去的歷史懷想，並沒有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停歇，反而有漸趨飛揚之感。這促使我開始去檢視自己的文字信仰，究竟是以什么為憑藉，如何能抗拒內在的呆木與疲倦，不讓自己消耗在偶生的文字無力感當中。是否如他所說的：“就是寫作，留下白紙黑字的紀錄，留下怪獸吃不掉消滅不了的鐵證，證明自己青春過、理想過、感動過。”

提起楊照，是因為讀善勇的文字，我也不時發出如此的問題，從一名年少的小伙子，初萌對社會投入的關注，一筆傾注，也過了近二十個年頭。我想知道的不是如何能保溫文字，而是在揣測，隨著這個充滿詰問與日趨複雜化的社會，文字似乎已經無法單純的表達關注，反而是帶有抵抗與懷疑的叛逆符號時，如何說服自己說：文字是有力量的，是抵抗這個醜陋與世俗社會的唯一方式？甚至是為反抗權力而存在？

寫評論不像寫詩，可以築造一個自我的想像世界，對詩人來說，詩的語言是唯一的淨土。但對一名專業評論人來說，去掉了這層的想像，文字其實是建立在一個現實情境，須戒慎恐懼並無時對社會維持高度敏感的基礎上。如果沒有衍生對社會承擔的廣闊責任感，對批評的責任有清楚的認知，就無法在心理與行動上，做出挑戰正統、質疑定見及改造社會的自我準備。由此檢視馬華評論界，大多數人正是缺乏這一種長期抗戰的心理準備，對土地的誓約做出一以貫之的承諾實踐，若以此申訴文字行動力的貧弱，實不足為奇。

善勇的不放棄，長期的專注與批評，主要是不陷在先入為主的徒勞信念，以為我們可以以一種單一的行動，掌握與改變整個社會。也正因為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有其內在的關聯性，故關注每一面向的發展與變遷，注意每一個小改變所帶來的後果，不蹈空誇言，這可從他游筆涉獵多種領域與範疇旁敲得出的觀察。聚合起來，即是他個人思想中看待社會的整體觀念，並非只是牢騷式或埋怨式的興筆而已。不過，自五二八報變後益加收縮的言路空間，善勇的文字也開始出現有點的不耐，有點的疲累，更多的感慨。真難道，馬華評論文字出現疲軟的癥兆，說明了文字已開始走向被圍困的狀態嗎？

我又忍不住想起了薩依德。他曾經宣示說：“我所真正信仰的是某種批判意識的存在，我也相信世上總有一些公民願意，也能夠運用這樣的批判意識來超脫專家的特殊興趣與他們既定的慣常思維”，這番話儼然可以證實，如果不是因為把批判意識融入成為一種內在的需要，讓內心的需要支撐起對烏托邦與社會幸福的追求，那一點激情就像微弱的火焰，容易被捻熄。這種批判意識與內心需要，或是內在書寫的衝動，能夠協助我們擺脫文字的圍困形態嗎，我是猶豫的期待而又懷疑的。

這並非是對文字信念或信仰不夠堅定，在一個擁有眾多“退縮旁觀者性格”的社會，像英國著名傳記作家伊洛納悌夫形容的這種個性：“即喜歡在一個安全距離之外，觀察周遭發生的事情；如果必須進場，他總是設法透過另外一個身份表達自己。”可以想像文字的圍城，無法促成影響力，實來自許多人不願直面社會問題的閃縮與保守心態，委蛇心理任意的否定文字的力量，或選擇與權力怪獸共謀，吞噬文字的民主性與開拓公共空間的角色扮演。

是社會條件的不一樣，還是人的因素呢？凡事自稱第一的李敖，在台灣未解嚴時，面對艱難的文字評論空間，偏愛使用“挖牆角”的書寫策略，你不讓我正面揭露你的虛偽，我就從旁撬開你骨子裡的意識型態，轉個彎，一樣逮到狐狸的大尾巴。加上運用“二重證據法”，翻出調查報告或數據證明，持權者變臉也唯恐不及。這樣的文字力量，擲地有聲的評論，對馬華評論界而言，似乎只能是一種奢想了。

無論如何，作為專業評論人須捍衛的，是作為“人”的尊嚴與道德勇氣，以及獨立評論人的姿態，提醒那些當權者，權力來自何處，權力的起源是什么，他們的職責又是什么，並且不要忘記人性與精神價值。評論人手中的筆，是監督之筆，也是史家之筆。清儒顧炎武曾言：“不能為史，則無紀載之文；不能上書陳言，則無諫諍之文。”評論，何嘗不是“以言立史”的一種方式，像善勇喜在文中紀錄政治人物的言語，梳理事情的因果關係，拉開了時間的向度，把評論視野置於歷史眼光中來審視，不外是為將來收集證據。以史為證，無門潛逃。

最後想說的是，善勇寫文章經驗多，已成一種日常的說理，這很需要工夫。說是日常，因為已能隨手拈來，落筆成篇，皆有所指。還有，少了那種對文章的把捉，不掉入純粹觀點的寫法，反更見章法。美國文化評論家蘇珊．桑塔把自己看作一名“文章作家”（essayist)，認為這樣才不被各種文體所困，文體可以隨文字而改變。我們常忘記，短小文章也有章法，善勇的評論文字，何嘗不是一種見證，更重要的是，讓我們看見他一直堅持的──怪獸所吃不掉的文字信仰。

完稿於2003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