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陳平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讀到他摘取陳獨秀在《新青年》的一段話，其中說到：「凡是一種雜誌，必須是一個人一團體有一種主張不得不發表，才有發表底必要。」揣其意涵，其「不得不」，必是因為有話不得不說，有意見不得不表達出來，有理念不得不倡議之。於是，《新青年》無論是進入思想史、文學史或報刊史的視野，都充滿了理想、激情與活力。

今天，在台北，又看見了「不得不」的精神延續。哲學思想家勞思光、《新新聞》總主筆南方朔，台大哲學系教授陳鼓應，文哲所研究員李明輝、科學月刊創辦人林孝信、電影導演侯孝賢、作家唐諾、朱天心等人共同組織「民主行動聯盟」，在較早前的宣言草案即已強調，將在五月四日發起「再啟蒙」新文化運動，繼承五四的精神；並在五四所標舉的「民主、科學」的口號上，積極倡導正義、平等、寬容與真誠的價值。所以我想陳獨秀那句話，稍可挪成「凡是一個組織，必須是一群人或一團體有一種主張不得不發表，才有發表底必要。」

趕在陳水扁總統就職前發表「新文化論述」，南方朔等人重新召喚了五四精神，企圖開展再啟蒙新文化運動，可謂表現了知識份子對「不得不」信念的堅持。在政治文化與價值顛倒的民主體系當中，欲起反撥作用，嶄露重新整頓價值體系的一種心願。它具有鑒於社會責任的即時實踐性，也具有知識份子對價值與精神理念捍衛的永恆性。

這樣一種共同意識的凝聚，甚具意義。從學術界、文化界、新聞界至文學界等，諸人之間的內在關聯性，不外為捍衛價值體系與文化傳統而發聲，可說是以一種思想與文化的視野，來從事文化改革與政治參與。因此，它並非僅是一個監督團體，它所批判的，牽連到整個思想觀念與文化傳統的爭議。

來自良心的催逼與叩問

姑且先不論它在實踐上可發揮多大的效應，因為它可能傾向於文字論述與輿論監督這兩部份，能對整個體制造成多大的衝擊，仍是未知數。但這樣的共同行動，證明了出自於不得不的催逼，事實上它更是來自良心叩問的結果。而我認為最具意義的是，它擁有一個牢固的結社基礎，因「精神之團結，思想之投契，共同參與之欲望」形成鮮明的共同旗幟。

這樣的共同基礎與訴求，可謂在自己的工作崗位建立起一個獨立的民間立場，同時也背負著對大眾發言的社會角色。他們聯合反撥政客的手段與操弄，提醒社會回歸價值與原則，重新燃起理想與熱情，對抗瀰漫的麻木與無所謂的社會心理病，並以進取而非退隱的態度面混濁的社會，仿佛讓我們又聽到五四雷響聲。

職是之故，我們可以理解，「不得不」是知識份子的「天職」，它出自於良心的不安，或是不忍，也鑒於對一種理想與價值的捍衛。而重新召喚五四精神，以及自由與民主的理念，也是對知識份子意義的再創造，傳統資源因此也再度「復活」了。所以說，對自由民主價值的重新體認，實有賴於傳統資源與歷史記憶的再啟動，以及知識份子的覺醒。也因為這樣，傳統與現代才有所互動。

回頭看我國華社，猶記當時釀報變之災時，這種「不得不」的情形未嘗不曾出現。評論人不得不集體罷寫，以表抗議與維護獨立發言的姿態；言論空間受箝制時，評論人不得不另闢空間，《勁報評論》即是一例，繼續履行政治與社會批評之責。但這種不得不的信念如何延續，卻是目前一道最艱難回答的難題。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問題意識，更有不同的思想與社會語境，政治環境也各有差異，如何對「知識份子」這四個字具有真體認真實踐，也不是輕易可承擔下來的。也許我們得叩問自己的內心，是否存在這股「不得不」的熱情與動力，有一種不得不發表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