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園蘊含豐富的人文、地理、生態等資源，因此吸引眾多學者進行各項學術研究。一提到學術研究，難免有艱深疏離之感，然而，部分熟為人知的國家公園典故或景點，也因為學術研究而貼近我們的生活。此次，我們將透過呂理昌介紹陽明山國家公園明星級景點「魚路古道」的發現過程以及它背後訴說不完的故事。

重回歷史現場

「魚路古道最引人入勝的，莫過於它背後蘊藏的豐富史跡。你能想像200多年前，麻少翁社人迎娶金包里社人就是走這條路……」陽明山國家公園小油坑遊客中心主任呂理昌是挖掘出魚路古道和為其命名的人。

民國72年文獻會舉辦一場耆老座談會，80幾位當地耆老齊聚一堂，他們的談話被仔細地紀錄下來。民國80年，當呂理昌調任為擎天崗主任時，便開始調查工作。他認為環境教育必須要回到「現場」實地探勘，而在他眼前就是一個歷史現場。

呂理昌猶記得耆老中一位簡老先生說，放牛的時候偶爾會看到一些石階，於是呂理昌便細心尋覓這些石階的蹤跡，果然發現了沿途被高約50公分以上的芒草掩蓋的石階，一階一階地把石階清理出來，恢復了一部分的路段。81年10月25日將擎天崗到八煙一段出土，算是魚路古道面世的日子。

曾有耆老說那是「魚仔路」，這條古道遂命名為「魚路古道」，呂理昌說，其實這條古道大有來頭，不僅是運輸漁獲的捷徑，在人們還不認識它之前，它不但存在，而且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僅多年前迎親的隊伍踩過這條路，採硫工人、種植茶園的茶農、運輸藍染的商人，甚至防止盜硫的士兵、媽祖遶境、開拓日人路的義民他們的足跡都遍佈這條古道。

遇見300年前的魚路古道

呂理昌認為國家公園的使命就是回復土地原來的相貌，在最少外力介入的情況下，使土地自然生長繁榮，形成它該有的樣子。而土地的變遷是自然與環境互動的結果，而魚路古道調查的結果就是一部土地變遷史。

我們該如何想像魚路古道沿途一帶數百年來的遞嬗呢？擎天崗一帶那片綠油油的草原一直都是如此嗎？要了解陽明山的本相，就得從歷史著手。「在17、18世紀已知的記載中，陽明山有如亞馬遜原始森林，後來因為農作物的更替、林木被砍伐，為了防硫磺盜採，又燒芒草原，日本人來了，又有所謂的造林運動……」呂理昌大致說明生態的變遷。

《裨海紀遊》可說是最早描繪出現今陽明山大磺嘴一帶原貌的記載。早在公元1696年（清康熙35年）荷蘭人統治台灣時期，清朝因風聞有硫磺，便遣使者郁永河到台灣採硫。郁永河一行人帶著船隻從台南登陸，沿途北上，到了淡水再換船隻溯淡水河而上，抵達甘答門（現今關渡），續溯磺溪直搗毛少翁社。最後，落腳在北投士林一帶，積極採硫。

郁永河形容當地漢番和平相處的景象，平埔族人生活的樣貌；地理環境又有山中惡蚊肆虐、毒蛇與瘴氣不斷，天災更是頻繁等現象，書中提及1693年台北的大地震如何使地表下陷1丈，使台北形成一個湖，因而生長的竹子又如何高聳、暴雨如何沖塌住處，山洪暴發，又把整個基地淹沒了等等，把先民的生活及當地風貌生動描述。

呂理昌對於魚路古道的興趣使他常常參加各項學術研討會。除了郁永河的紀錄，1860年代相機剛發明時期，有一位瑞士探險家，曾背著攝影器材，包括整個暗房上陽明山，拍了無數的相片，回到家中，也不以為意。直至其後代子孫整理時發現，才將這批相片捐給了當地的圖書館，並被歸類為「Formosa」。近代被中研院發現這批相片，更使得郁永河的紀錄得到證明。

與民生、產業、傳奇緊密結合

魚路古道的歷史價值重於其他，每個不同時期的經歷，都可以說出典故。早期先民即透過這條捷徑聯絡金山到淡水、大稻埕，為出口貿易的絕佳途徑。從運送梅花鹿、硫磺、藍染、茶葉到水牛，它可以是藍染路、採琉路、茶路、柑橘路、牛路……，和當時的產業緊密連結。

17世紀，西班牙、荷蘭等強國都是「船堅砲利」，靠得就是煤礦和硫磺，而這兩種礦產都集中於台灣北部，這也是列強覬覦台灣的原因之一。

提到西班牙人，呂理昌說了一個故事。早期原住民非常的勇猛，對於入侵者嚴陣以待。曾有西班牙人船一駛進，船上士兵便遭萬劍穿心的記載。西班牙人為防被殺，於是便請神父與修女坐在船首以視善意。當時船進關渡時已為夜晚，天上突然出現極大的亮光，這批初抵台灣懷抱傳道熱誠的神父、修女，認定是神蹟出現，為了保護他們平安。

這片光源的形狀以及停留的時間，都被當時的神父清楚地記載，現在仍保存於菲律賓天主教道明會中。它引起的興趣，還包括是否為飛碟、外星人。這也形成台灣歷史另一個多元化的可能性。

從河南勇路、日人仔路到金包里大路

明鄭以來，清朝得知台灣盛產硫磺，在軍事上具有重大的經濟效益，乾隆年間，每年都組織河南（實為湖南）軍從艋舺上岸抵達大屯山採硫，並下禁令不許民眾採硫，不但將硫磺口堵住，並且火燒芒草叢，以防民眾躲藏夜盜。因此，民眾常見穿著「勇」字兵服的河南勇軍巡行於附近一帶，稱之為「河南勇路」。而清軍駐紮的營盤，在魚路古道上仍然可見，成為探勘的景點之一！

清嘉慶年間，陽明山一帶居民積極種植大菁作為藍染產業的原料，在魚路古道的調查中，仍可見先民留下來的菁礐；後因茶園的興起而取代。而隨著漢人大量移入，魚路古道沿途亦發現土地公廟、羅漢腳公墓等遺址。

日據時代稱為「金包里大路」顯示這條路的重要性。早期，這一帶活動最有名的抗日份子當屬簡大獅即其從眾。簡大獅原本是北部勢力最大的抗日力量，1898年接受日人降服，歸順日本。歸順後，總督府讓他們承包士林通金包里的道路工程，也就是現今之「日人仔路」，日本人只要求能夠「拉砲管」，因此道路不同於「河南勇路」而呈現「之」字緩行，成為兩者最大的差別特色。諷刺的是，路即將完成，日人即順著簡大獅開發的道路藉故攻打其從眾，而使得簡大獅的抗日軍全滅，簡大獅雖潛逃回中國，最後仍被中國清廷遣送回台就死。

爬梳台灣歷史

真正稱為魚路，「只是歷史的一小段」呂理昌補充說道。相形於幾百年歷史，要說它只是魚路，似乎有點兒委屈。然而在現代道路四通八達的情況，魚路古道也隱沒於歷史舞台幕後，逐漸被遺忘。沿著這條古道，得以爬梳台灣歷史。呂理昌一直感嘆台灣教育對土地的疏離，「回到現場就是最好的環境教育。」這條古道的重建，意義也在這裡。

「如果說，歷史是一齣戲劇，那麼魚路古道就是一個壯闊的舞台，生活於此，要繼續演出，就得熟悉這裡曾經上演過的戲碼……」呂理昌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