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共產黨取得政權，毛澤東在同年10月1日於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開國大典，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政治形勢的轉變對文學造成很大的衝擊，影響當代文學發展的形態。由1949年至1966年這階段的文學發展進程，則被稱為「十七年文學」。其中最明顯的特徵，是文學的形式和內容變得單一化，與執政者的連繫十分緊密，成為政治的宣傳工具，故洪子誠說：「在這個時期，文學與政治的關係的密切，文學在社會政治生治中位置突出」 。

　　過往論及這時期的文學，必定將重點放在它們與政治體制的關係上，突顯文學作品的意識形態功能，例如學者劉再復借用俄國文論家巴赫金的理論，指出當時的文學是一種「獨白」的時代，不能存在反對政府的聲音 。不過，本文認為不能簡單化地去理解「十七年文學」，因為在主流意識形態，文學作品內藏更豐富的涵意，只要透過細心的閱讀和分析，便把這些涵意展示出來。所以，本文將討論這時期的代表作家李準的小說《李雙雙小傳》，並與後來由魯韌執導，依小說改編的電影《李雙雙》作比較，重點放在分析兩個文本對於女性的描寫，以及它們對於民間文化的運用，掲示這個作品由小說轉變成電影後，形式以至價值重心的不同轉向。

　　本文將分為五個部份，首先簡介當時的文藝創作和政治的背景，然後以文本細讀 (close reading) 的方式，比較兩個文本的內容和結構，接着再深入分析和比較兩個文本對於女性的描寫情況，繼而再探討兩個文本對民間文化的運用，並分開內容和形式兩方面去公析，最後再為全文作總結。

二、 「十七年文學」的創作和政治背景

　　1949年至1966年的政治環境和文學創作的關係是十分緊密的，「它乃是與政治思潮、社會思潮難以分解地糾結在一起」 ，政治對文學有絕對的控制權，文學要服從黨以至國家的指示，成為控制人民思想的重要方法。事實上，這種文學傳統是源自於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的觀點。毛澤東清晰地界定文藝的功能：「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文藝必須服從於政治」，肯定文學在革命進行上所處的重要位置，「將文學變成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份。」 因此，文學成為絕對的服從機器，作家們不能夠享有創作上的自由，一切的寫作活動也要以文學為政治服務的原則出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主導文藝的發展。

　　事實上，中共自建國以來，各種各類的政治運動經常出現，例如如1957年反右派和1958年大躍進等運動，每每牽連甚廣，全國上下皆投入其中。這樣，文藝活動便往往成為這些政治運動的宣傳工具，為政府服務，以宣傳和教育目的掛帥。此外，由於政治運動頻繁，亦直接影響整個文藝界的環境，把政治鬥爭蔓延至文藝界，使當時出現不少大規模的批判行動。例如1955年批判胡風集團和1957年文藝界配合現實政治而進行反右派運動，政府對文藝界的打壓不遺餘力，並以「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作為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潛台詞，破壞文藝界本身的秩序。所以，文藝界本身又有大規模的內在整頓，作家的主體性逐漸失去，集體的政治意志成為作家的創作「緊箍咒」，對文藝發展造成破壞。

　　不過，雖然宏觀的環境限制了文藝，但它在限制外仍有一定的發展空間，並非只有政治話語(discourse)而沒有其他潛藏的藝術元素。在小說創作方面，雖然作家寫作的題材和內容被局限，但是小說的藝術性發性卻並沒有因此而失去，反而在喑流裏慢慢地建立起來。而在電影方面，學者張力濤在《中共電影史概論》亦指出：「六十年代初期，中共電影事業正是一日千里的蓬勃發展，影片的主題非常健康而又帶積極意義，題材廣泛，基本上克服了政治說教的缺點，非常講究戲劇結構和藝術的創造。」，可見並非所有文藝作品也只是政治宣傳的工具，除了意識形態的作用外，作品的獨特藝術價值亦不可被忽視。

三、比較《李雙雙小傳》和《李雙雙》的結構和內容

在「十七年文學」的背景下，以農村生活和面貌作為題材的小說數量最多，亦產生一批專寫農村生活的作家羣 ，李準正是這批作家的代表之一。李準，本姓木華梨，蒙古族，初中輟學後從事各種事業。1953年他發表短篇小說《不能走那條路》後，受到高度重視，從此踏上寫作之路。他長期在農村落戶，作品內容以農村生活為主，主要創作範圍是小說和電影劇本，風格樸實，受當時農民大受歡迎。他重視現世政治，「自覺地把自己的創作活動同當前的革命鬥爭和政治活動結合起來」 。所以，他在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後，於1960年發表歌頌大躍進運動的成名作《李雙雙小傳》小說，得到很好的迴響，促使導演魯韌據此改編，於1962年拍成《李雙雙》電影上映，奪得第二屆國產片「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殊榮 。本文在這部份，嘗試由兩個文本的結構和內容入手，比較兩者的分別。

首先，在兩個文本的結構方面，它們的敘事時序並不相同，小說《李雙雙小傳》以倒敘和插敘互換的方式去敘述故事，而電影《李雙雙》則以順敘的方式去敘述故事。在小說方面，它以第三身的敘事角度出發，用「她這個名字」、「故事也還得從那個時候說起」 等字眼來敘述李雙雙的故事，充滿中國傳統「說書人」敘事的風格，加強故事的真確性，並且在敘事的過程中不斷進行插敘，例如加插旺喜回憶李雙雙幾年前織布的內容，強化李雙雙的形象，對整個敘事也有幫助。而在電影方面，它平鋪直敘地以順時敘的方式，透過李雙雙的角度去敘述這個農村故事。它透過安排李雙雙面對村裏發生的不同事情，慢慢地將她的形象塑造出來，並且展示她與丈夫由誤解到和解的過程，呈現一個新中國農村的面貌。

其次，在內容方面，小說和電影在勞動工作、主角工作和主題方面有不同的描畫。在故事的主角的勞動工作上，小說是寫李雙雙不顧丈夫反對，帶頭參加農村辦公共食堂的事情，但電影則是寫李雙雙參加鄉村推行的評工記分政策事情。此外，在主角工作方面，由於在公共食堂工作，小說中的李雙雙是炊事員，而電影中的李雙雙則是一位記工員，協助政策實施。而整個文本的主題方面，由於描寫的農村事物不同，所以帶出不同的主題。因為小說是寫於大躍進時期，故它的主旨是歌頌農村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新制度，具很濃烈的政治意味。相對而然，電影則把政治意味削減，增加表達李雙雙和丈夫喜旺的關係，用以歌頌李雙雙正直無私的性格，表揚人性的真善美。

事實上，雖然小說和電影皆是出自原作者李準的手，但兩個文本的內容和風格卻並非一樣，一來由於電影的導演魯韌要求不同，所要要改變內容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兩個文本完成的時間不同。小說完成於1960年，正值大躍進運動急速發展的時間，故李準在＜我喜愛農村新人＞說：「我是把他們放在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時代背景中來描寫的。……反映着新事物和舊事物鬥爭的過程……也是階級鬥爭的反映。」 ，作為政治宣傳工具。不過，兩年後因為已見大躍進運動失敗，電影的重點便要由政治宣傳修正，以塑造人性為重點，所以李準在＜向新人物精神世界學習探索＞說：「改變的目的第一是為了符合更廣大群眾的需要，第二是為了能夠更廣闊地更多方面地塑造李雙雙的新性格和新品質。」

由此可見，電影較小說重視人性的刻劃，減少強加在內的政治宣傳成份，削減突兀的政治內容，把李雙雙用官方的口吻，例如「現在黨領導咱們大躍進，辦人民公社，還不是為了咱們趕快過好日子」。但在電影中，由於大躍進的農村辦食堂政策已經失敗，故事的中心事件便因而改成農村婦女積極勞動，開展評工記分制，並將重心放入李雙雙與喜旺的衝突至和解過程和事件，加強其他重要角色的描寫，如柱英、老支書、金樵和孫有等角色，內容遠較小說可觀。

三、 比較《李雙雙小傳》和《李雙雙》的女性描寫

這一部份，本文會以女性描寫作為討論重點，比較小說《李雙雙小傳》和電影《李雙雙》。小說及電影的女性描寫不同，因而顯示不同的女性形象，而描寫的主要對象是李雙雙。她是一位年輕但關心農村的發展的婦人，在兩個文本中所呈現的形象都是十分正面的。

小說和電影所安排的女性描寫部份，是為了探索女人在革命中所處於的位置問題，由制度上探討女性的位置。兩個文本借助對女性角色的描寫，表達當時女性地位解放，「女性能頂半邊天」的特點。兩個文本中的女角皆為革命事業下苦功，並透過李雙雙這個女性表現出來。因此，她意志堅定地為公共食堂(小說)／分工制(電影)出力，比身為男性的丈夫喜旺還要用心。而且她又公正無私，力斥中飽私囊的孫有(小說)／金樵和孫有(電影)貪污，正直不苛，表達新中國的農村女性可以為發展新中國的革命事業而與男性一樣共同努力。此外，兩個文本也透過描寫女性的各種行為，表達公眾利益和個人利益的衝突，個人應該為了公眾利益而作出放棄，就像李雙雙一樣，可見兩個文本在描寫女性底下所含的政治話語(discourse)成份。

　　但在另一方面，李雙雙在電影中的描寫較小說立體和深入，導演魯韌指出：「《李雙雙小傳》這篇短篇小說改編為電影劇本後，事件、情節有不少的改動，但李雙雙和孫喜旺的性格並沒有變樣，反而較小說更加深刻更加豐滿了。」 。事實上，電影減去小說中一些政治性較濃的內容，令李雙雙的人格更貼近羣眾，例如她聽老支書「說教」一段，顯示她正直的行為出自真心，非僅為共產黨而是為了整條村的居民出力。但是在小說中，李雙雙雖然也有為農村的居民出力，可是政治的原素過強，常常以官方的話語來代替個人的意志，處處為共產黨說好話而失去個人的聲音。因此，電影中的李雙雙顯得較有個性化，並不像一般的政治小說中的主角唯黨命是從，對共產黨黨員和官員亦有所批評，這是不見於小說《李雙雙小傳》。

　　此外，電影也加強描寫其他女性，用來與李雙雙作對比，如大鳯好逸懶做，勞動不保質量，突顯李雙雙的性格優點。而電影亦加插另一位年輕農村姑娘桂英追求自由戀愛，選擇留在農村勞動，不移居城市，透過描寫桂英對農村的喜愛，從側面反映出當時的城市文化和鄉土文化的關係，深化電影的內涵。

四、比較《李雙雙小傳》和《李雙雙》的民間文化運用

　　另外，民間文化的運用亦是重要的考察角度。所謂「民間文化」，是指由國家或民族群體共同創造和傳承，代代相傳的生活和文化模式。中國是一個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的國家，在其文化的層面上，既有主流文化，同時亦存在複雜豐富的民間文化。學者王光東指出：「中國現代作家不管持何立場，他們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與“民間”發生深刻的關係。」 這種深層文化會影響當時的作家，他們採納和運用在文學創作上，使本來用作政治宣傳的作品，隱含溝通民間文化的特點，為大眾所接受。

因此，學者陳思和說：「民間文化形態的因素往往成為決定作品是否具有藝術價值的關鍵。」 他認為，當時有很多的文學作品是以「顯形結構都宣揚了國家意志」 ，但是在作為藝術的文學作品，作家們不經意地注入了民間的文化形態，造成一種藝術隱形結構。這裏可以回應本文第二部份「『十七年文學』的創作和政治背景」中所提及文藝在政治話語(discourse) 的限制外，並不是沒有其他潛藏的藝術元素這個論點，而小說《李雙雙小傳》和電影《李雙雙》兩個文本同時潛藏一種以民間文化作基礎的藝術隱形結構。不過對比之下，電影較小說運用更多民間文化元素，使之更受普羅大眾接受。接着，本文擬從內容和形式兩方面去分析兩個文本如何運用文間文化。

首先在內容上，兩個文本在描寫和刻劃人物上，皆取裁民間故事，如《快嘴李翠蓮》和《嬰寧》。例如在刻劃李雙雙的性格潑辣，而且常常和丈夫「鬥嘴」，互相針鋒相對，有《快嘴李翠蓮》中的女角李翠蓮的影子。此外，兩個文本的劇情是按照一個傳統的敘事模式來進行，以李雙雙和喜旺的衝突來推展故事，尤以在電影《李雙雙》中更為明顯。

此外，電影亦比小說更能發揮和運用民間文化。因為就兩個文本的文體性質而言，小說只能顯示文字，但電影卻能呈現音樂。所以，電影的配樂由河南開封二夾絃劇團提供，並且在敘事的過程中，加插了大量民間音樂和民歌元素，並且加入不少京劇和戲曲演出的內容，加強它的民間性。事實上，電影《李雙雙》的音樂創作人向異亦指出交的音樂語言「民族化」，借鑒不少民間音樂元素，例如插曲“小扁擔”便借鑒了梆子音樂和泗州戲《走娘家》的音樂 ，所以電影是有意運用民間文化的。

其次在形式上，電影亦「民間藝術隱形結構」啟發，運用民間傳統藝術中的「二人」對唱模式來表達故事。正如學者陳思和所分析，《李雙雙》的故事由“夫妻打架”和“雙雙荐夫”等的情節為綫索，造成隱形結構的「二人模式」 ，從而塑造和突出男女主角的形象。可見，兩個文本在敘事模式上運用藝術隱形結構去呈現一個政治話語的故事。若果用中國戲曲的術語來說，李雙雙是旦角，喜旺則是丑角。這是吸取東北二人轉的藝術。在旦角和丑角的二人演繹下，旦主丑從，丑角圍轉着旦角，以「口、相、絕、做」作出表演 。這正代表電影中男女角喜旺和李雙雙的位置，同樣以東北二人轉的藝術方式來展示故事，由二人相鬥不和，慢慢地雙方的關係得以和解，和好如初。從此以後，這夫妻倆更加恩愛。片末喜旺對桂英、二春說：「我們這叫先結婚後戀愛。」還情不自禁地誇雙雙：「說真的，你是越變越好看了。」雙雙也一往情深地回答：「你不也在變嗎？」這令原本作為政治宣傳的文本轉化為男女愛情故事，拋卻政治意味，民間文化的運用發揮很重要的作用。

五、總結

總括而言，本文透過比較小說《李雙雙小傳》和電影《李雙雙》，發現在同一個故事下，後者的文學性較前者濃厚，正如學者陳思和所言：「雖然是同一個作家所創作，也同樣的帶有歌頌農村“大踴進”中新人新事的主觀意圖，但前者只是一部沒有生命力的應時的宣傳讀物，後者卻超越了時代的局限，成為藝術生命長遠的一部優秀喜劇片。」 這個發現會令很多人意外，因為大部份人片面地認為當時的文藝作品只是意識形態宣傳工具，但事實並非如此。

　　事實上，學者孟悅在＜《白毛女》演變的啟示──兼論延安文藝的歷史多質性＞一文中，已指出我們不要簡單化地理解「十七年文學」，提出「避免簡單化的關鍵之一是去發掘潛汰在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政治口號之下的不同話語」 ，本文正嘗試以這種研究的態度出發來比較小說《李雙雙小傳》和電影《李雙雙》，正好把它們內藏的文間文化元素發掘出來，加以比較，令我們對這兩個文本有更加複雜的認識。假如我們宏觀地視察五、六十年代的中港台華文文學，會發現同樣情況：在冷戰背景下和左右意識形態政治明顯的文學，內裏的非政治元素是十分豐富的，探討構成文學的不同話語的關正是了解五、六十年代華文文學的新現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