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中國古典小說的發展分為文言和白話兩條大脈絡，文言小說以魏晉志人志怪小說及唐傳奇為代表，而白話小說則同時在民間成長，至宋代成為話本小說，開啟小說發展的另一條脈絡。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說：「(話本小說) 實在是小說史上的一大變遷。」 可見宋代話本小說的重要性是很大的。現在本文就宋話本作一深入分析，首先對「話本」一詞作意義上的考察，然後再追溯它的歷史淵源，繼而分析話本小說在宋代得以倡導的背景，接着嘗試據現存資料，歸納宋話本分類及其現存數目，再探索宋話本的市民文學特點和元素，最後將它和唐傳奇作一比較以作總結。

二、何謂「話本」?

在討論宋話本前，本文認為有必要要先對「話本」一詞的意義釐清，才可以有方向地討論和了解它。根據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的說法，「話本」即說話人底本的意思，他說：｢說話之事，雖在說話人各運匠心，隨時發生，而仍有底本以作憑依，是為‘話本’。｣ 雖然這個說法一般已被接納，但日本學者增日涉卻並不同意，他在<論‘話本’的定義>中認為，「話本」其實是指故事，所以它與說話人底本是無關係的。 經過學者不斷研究，現在普遍認為魯迅的說法才合適，例如學者程毅中認為「話本」和故事是有分別的，它是泛指說話底本的通稱，包括小說、講史和說經等 ，而學者胡士瑩的具代表性，他認為：「“話本”是說話藝術底本的總稱，而“小說”、“平話”、“詞話”等則是“話本”的分類名稱。」 由此可見，大家已普遍認為話本是一種體裁名稱，而在這種體裁便產生後代的話本小說類別。

事實上，「話」是指故事或技藝性的故事的意思，而「說話」則指說故事或講故事的意思，當中可能有技藝性的內容。另外，「平話」又作評話，為元代時的產物，發展自宋代講史，內容是長篇歷史故事。由此可見，「話本」乃這些說話藝術的語言及內容底本，正如孫揩第在<說話考>中明確地指出：「凡事之屬於傳說不盡可信，或寓言譬況以資謔，謂之話。取此流傳故事敷衍說唱之，謂之說話。」 而後代的「話本」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未經加工潤飾，僅抄錄材料的說話人底本，作者是無名的書會先生；另一種是已受文人加工之作，或由文人模彷宋元話本的形式和語言特點而作的，稱為「擬話本」。

由是觀之，「話本」本是屬於技藝方面的，原來是說話人底本，用以記錄故事內容以講述，來源與「說話」的關係很密切，而話本小說即是一種寄生文類，開始時的功能不為文學而為技藝。後來明人將它們有意保存，並進行潤色及改編，才產生文學上的意義，由此可見它源自民間，用以滿足市民娛樂需要而產生，與市民的關係十分密切。

三、淵源

簡而言之，話本的本源是說話，說話則源於說故事。然而，這種並非單純是一班家人朋友聚在一起時所述說的小故事，而其中必要包含的一大條件，就是要是一種技藝性，或是有功利目的的述講故事。以此為原則，我們就可以將話本小說的源流上溯至唐五代時期的俗講和變文之上。唐時，由於君主提倡，上行下效，佛教得以在中土大盛。為吸引信眾，僧侶必定要透過某種手段去宣揚教義。其時，僧侶們就通過俗講、變文的形式公開設壇宣講佛經，傳揚教義。有關情況，可參照段成式《酉陽雜俎》《雜俎續集》內的一段文字──「佛殿內槽東壁維摩變，舍利弗角而轉膝。元和末俗講僧文淑裝之，筆跡盡矣。」 此段引文，述及了僧侶文淑開講佛經的情況。當時，佛教開講除了在皇室以外，亦會下落至民間，以助吸納普羅市民成為信眾。

　　唐代的俗講，主要可分為兩大類：一種是講經時唱經文，講前和講後均唱歌，叫「押座文」，這類是以唱經文為重點的；另外一種則是有選擇的演唱佛經中故事。宋代的說話技藝，主要來自這一類的俗講。至於變文，則是僧侶俗講時的底本，我們可將之視為變衍以求通俗之文。當中的變，是奇異非常的意思，孫楷第《滄州集》指出：「變文得名，當由於其文述佛諸菩薩神經及經中所載變異之事。」 如《八相變》演述釋迦牟尼成道的故事，《降魔變文》寫如來法力廣大及須達布金買國，修寺禮佛的內容。兩篇俱是以講述方式敘述宗教故事的變文。

值得注意的是，為吸引信眾聽講，僧侶不能單純宣講佛經，要提高民眾興趣及抓緊其注意力，就必須以多樣化的故事、曲折的情節去取勝，於是，僧侶就嘗試將難懂的經典通俗化，利用小說形式表達，以助深奧的經義普及於民間；同樣道理，僧侶亦要以韻散相間的方式，用散文講述，韻文演唱進行交替組織，去釋述教義，以求加深聽眾記憶。於是，「接近人民的佛經故事、歷史故事和以現實生活為題材的變文，則為人民所歡迎而廣泛地流傳於後世。」 宋代話本承接俗講和變文的特點，對韻散相間的行文大特色作出吸收，由現存敦煌的唐變文殘本 和話本小說比較中可見，同時也解釋了中國古典小說由文言到白話的行文形式不同的問題。它成為了一種源於說話技藝，並且保持有說話的敘事方式的藝術，這種藝術漸漸便為宋代的話本打下基礎，故學者楊義認為「話本文學的發展，是曾經受過佛教寺院俗講的影響的」 ，這是非常正確的。

四、倡導市民文學之背景

凡一種文學得以倡盛發展，必定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文體本身的發展有很大的關係。就宋話本而言，本文認為這種市民文學在宋代得以倡導的因素是基於外在和內在因素的，前者是指宋代城市經濟發達，提供有利源自市民階層的話本的發展基礎，後者指「說話」技藝日漸發展，成為話本興盛的直接導因，現逐一分析之。

1.城市經濟發達，提供有利話本發展的基礎

首先，宋代社會工商業發達，各種商業活動十分興盛，加速城市的發展，提供有利話本發展的基礎。宋代商業發展十分逢勃，尤其是手工業特別發達，商稅上升，政府收入增加，工商業發達和社會安寧，亦引致城市人口急速上升，例如北宋首都汴京和南宋首都臨安的人口皆逾百萬，造成一片繁華景象，同時亦令城市和鄉村的分野日漸擴大。另一方面，北宋在天禧三年，即公元1019年重新建立新的戶籍制，行廂坊制，成為市民階層發展的一個重要關鍵。蓋自唐末以來，舊有的戶籍制已名存實亡，造成「戶口、稅賦、帳籍皆不整舉」 所以，宋太宗下詔求變，到宋真宗天禧三年正式確立新的廂坊制，工商業與市民可以混雜一起居往，不像從前要分開居往，並且把城市和鄉村居民戶藉正式分開，城市戶成為坊郭戶，它的出現中國的市民階正式建立和興起。

因此，全國的社會結構改變，從而壯大市民階層，而他們的情趣和需求亦和文人士子不相同，例如法國學者謝和耐分析：「在宋代的大型商業中心，由其店主和小手工業主形成的小市民以及大批苦力、僱工、僕役和職員構成了一種新的社會階層，其情趣和需求與上層階級有着深刻的差異。」 此外，唐代實行的宵禁令亦已解除，造成夜市的需求日慚增加，所以城市便出現「瓦肆」和「瓦舍」等的大型市中心娛樂消費區，為市民階層服務。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伎藝>載當時的盛況：「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張廷叟、孟子書主張。……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 這些「瓦肆」有很多市民的娛樂活動，其中「說話」技藝正是當中重要一項，直接影響宋話本的發展，由此已見話本與社會發展關係密切，市民階層興盛為話本提供發展基礎。

2.「說話」技藝發展

「說話」技藝的發展，直接促成了宋話本的興起。為適應市民階層的娛樂需求，以說故事謀生的職業乘時而起。說話人本身水平的提昇，以及制度化的組織，均可體現為話說技藝發達的指標。說話技藝繁盛，消費需求強烈，對話本的渴求自然大大增加，如是者，這種市民文學因而興盛起來。

說話技藝上承唐代的發展，逐漸轉變為一份職業性的工作。在唐代的俗講，僧侶們的目的只是利用文學形式去感化眾生，以便吸引民眾信奉。這種功利性的演說故事，只是僧侶吸納信眾的一種手段，並未成為一種職業化的傾向。發展至宋代，說書技藝成為謀生的職業，說話人在「瓦肆勾欄」表演，要透過各種技巧去取悅民眾，以求獲得打賞。說話既成為掙錢的工作，說書人就必須積極自我提昇，以免被社會淘汰。羅燁《醉翁談錄‧小說開辟》記載，「夫小說者，雖為末學，尤務多聞，非庸常淺識之流，有博覽該通之理。幼習《太平廣記》，長攻歷代史書……只憑三寸舌，褒貶是非；略嘓萬餘言，講論古今。」 說話人有著廣博知識，以及高超的藝術技巧，自然具備取悅群眾的基本條件。

　　說書人水準提昇，成為專業的藝人，故具備能力在專門的表演場所演出。宋代都城內的「瓦肆勾欄」，就是說書人演出的地方。這裡的「瓦肆」，是一種規模較大的綜合商場，而「勾欄」就是商場裡供藝人表演的場地。據載，汴京東南角的瓦子裡就有大小「勾欄」五十餘座，由此可見當時說話表演的繁盛景象。

說話技藝的發達，亦可從說話藝人有其行會及書會組織一事中看出端倪。《武林舊事》記述，「二月八日為桐川張王生辰，震山行官朝拜極盛，百戲竟集。如緋綠社(雜劇)……雄辯社(小說)。」 當中的雄辯社，就是說書人的行會。透過與同輩的技巧交流，說話人的技藝就更能有所進益。另外，其時說話的劇本是由書會先生編寫。由於說話技藝有著商品化的傾向，士人的創作目的就由傳統儒家的文以載道，轉變為服從現實的商業利益。民眾的喜惡取向，成為了書會先生編寫話本的依歸。同時，為引起市民注意，書會先生創作故事不能只以三言兩語交代，而要加入文學技巧舖演，是以出現高水準的話本小說。

五、宋話本分類及其現存數目

基於文獻的缺乏和不足，現時學術界對宋話本分類仍然有待探索。一般而言，北宋說話分講史、小說、說諢話、話三分和五代史，但最多人談論的是南宋說話「四家數」的問題。問題源於耐得翁在《都城紀勝‧瓦舍眾伎》的記載：「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樸刀桿棒及發跡變泰之事，說鐵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講史書，……合生，……商謎，…..。」 因為他在資料中分類不清晰，所以不同學者說法不一，但大都以講史、小說、說經三家是較為肯定的分類 ，第四種仍有待商榷，本文並不打算詳論。至於內容分類方面，大多根據羅燁《醉翁談錄‧小說開辟》記載，話本小說分為八類，即靈怪、烟粉、傳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術。 不過，這些小說大部份已經散佚，只有少部份留傳下來。

事實上，由於年代久遠，加上資料缺乏的關係，現存宋話本數量不多，可見的幾乎全是明代的版本 ，沒有宋代的刻本，所以學術界對宋話本小說，一般以考察名物及語言文字等的方法來認定，造成說法各有異差和不同，其中以紐西蘭籍漢學家韓南及中國學者胡士瑩的意見較重要。據韓南對現存資料考察，得出四十二篇宋話本小說 ，但中國學者胡士瑩卻考察出四十篇 ，既有重複亦有相同。本文認為，大家應綜合兩者的說法來認定現存的宋話本，接納可取的部份，修定有問題的地方，從而得到較具說服力的結論 。

不過，本文無意考訂兩位學者的意見，因為存世的資料有限，文獻不足，其中涉及的問題，亦絕非一篇文章就能說得清，所以，本文只會結合他們的考證，作為下文的文本分析基礎。

六、市民文學特點

當我們談及市民文學時，一定要理解它 所包含的特點，而本部份將會作出分析。事實上，它的出現是和城市商品發展引致文學商品化有關。對比以士人主導的文學內容和形式，市民文學的作者和讀者的關係成為一種商業活動，由封閉的狀態轉為面向廣大群眾，具有學者謝桃坊所說的「市民文學社會化」 。市民的喜好和趣味(審美觀念)決定了文學的形式和內容，創作者首要考慮他們的需要作服務對象，市民文學正體現這種由商業味主導下，內含深厚的市民意識的一種文學現象，和唐傳奇等文人小說非常不同。

本文認為，學者張毅的分析十分貼切，他說：「從話本小說所體現的市民小說觀念來看，小說應當具有完整的故事情節和鮮明的人物形象，應當具有通俗易懂的表現方式，以便能入于俚耳，供大眾娛樂消遣。」 的確，作為市民文學，它的內容和語言要受普通市民所接受和喜愛，更要貼近市民的需要和滿足他們的審美要求，這是由接受者的角度來分析的。而在創作者的角度來說，他亦要有一種自覺性和意識去創作作品，因為它的起源是來自市民階層而非文人手筆，重視作品所能做到的受歡迎程度，故與其說它是一種創作，倒不如說它是一種集體性的改編,在基本故事不變下，對作品作不同程度的改寫，以滿足市民需求。因此，本文歸納出四項市民文學的特點，分別是起源自市民階層、有強烈的創作意圖、以市民階層作為受眾及市民參與度提高，而宋話本一開始已萌芽於商業活動主導的瓦舍勾欄，正正能切合這四項特點，迎合市民喜好的文學形式和內容，開導中國市民文學發展。

七、宋話本的市民文學元素

接着，下文將分析宋話本的市民文學元素，並將由內容、角色、情節、語言以及敘事角度等方面作切入和剖析。

1.故事角色及內容由上層社會下移至市民階層

宋話本的市民文學特點，首先可體現於故事角色及內容由上層社會下移至市民階層之上。唐傳奇時，讀者階層主要是讀書人，因應他們的實際喜好，傳奇小說的內容以才子佳人及帝王故事為要。著名作品如〈霍小玉傳〉的李益是「以進士擢第」，〈洞庭靈姻〉的柳毅是「應舉下第」。兩篇所述說的，都是以文人為主線的故事。及至宋代，由於受眾由上層士子轉移到市民階層，是以故事內容較之以前大為不同。這時侯，小說故事的主角已經從帝王、士子等上層人物，轉移到藥鋪主管、碾玉待詔等小人物之上。如〈崔待詔生死冤家〉所述說的，是咸安郡王府碾玉待詔崔寧與婢女璩秀秀的故事；而〈十五貫戲言成巧禍〉的角色，亦是劉貴、崔寧一類的生意人；再他如〈勘皮靴單證二郎神〉的廟官孫神通、官府公人冉貴等，俱屬市民階層的人物角色。這時候，可以說，在宋代話本小說中，市民群眾除了作為聽眾外，亦成為了說書人述說故事中的人物。如是者，市民對話本的參與度便大大提高。

　　同時，小市民角色的大量上場，亦更貼近聽眾的日常生活，增強故事的感染力。在唐代的傳奇小說，每篇故事都只有三數個主要角色，如〈鶯鶯傳〉中的角色只有張生、崔鶯鶯、崔氏婦及紅娘四人；〈洞庭靈姻〉亦只有柳毅、龍女、洞庭君、錢塘君四個角色。然而及至宋代話本小說，角色數目均大量增加，如〈十五貫戲言成巧禍〉中，除劉貴、大娘子、小娘子、崔寧等主要角色外，亦包括了大量次要角色，如王員外、老王、朱三、鄰舍、府尹、靜山大王等等人物。小角色的粉墨登場，令故事的市井味道大大增加，從而更切合話本所特有的市民文學特色。

並且，不少話本小說中出現的地方、角色均取材自百姓日常的所見所聞之
中，使他們的感受更為深刻，如〈崔待詔生死冤家〉中的劉錡、韓世忠俱為真實的歷史人物；而錢塘門車橋、清湖河亦是實際地方。聽眾在說書人述說故事的時侯，能夠在其中尋找到自己所熟悉的人物和地方，投入度自然會大為提高。
(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