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5-25 21:14:12細豪

論毛澤東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的吸收和轉化

一. 前言

學者李澤厚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一書指出:「沒有一種哲學或理論,能
在現代世界史上甶下如此深重的影響有如馬克思主義。」 這句評論一語中的,將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帶出。的確,二十世紀的各種思潮中,馬克思主義在不同的地方發揮不同的影響力,在俄國如是,在中國亦如是。「五四」運動時期,馬克思主義開始傳入中國,俄國十月革命後,馬克思主義開始為知識份子所接受,被其複雜嚴密的學說和俄國成功的經驗所吸引,很多學者更撰文傳播,如李大釗撰《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陳獨秀的《馬克思的學說》等。

就在馬克思學說大為傳播的時候,有一位曾經在北大圖書館工作過的湖南年青人,亦開始被馬克思主義吸引,加以學習和運用。他就是毛澤東。

毛澤東的思想比較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發展影響更深。不過,他的思想卻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配合本身對中國傳統思想的認識,兩者結合下所形成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本文的目的,正欲揭示毛澤東如何吸收馬克思主義的內容,並透過何種方法及形式將之轉化,成為獨特的毛澤東思想 。正文將分為四個部份,首先簡單說明馬克思主義,其次以1949年前的毛澤東作主要討論對象,討論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接著剖析前者如何吸收和轉化馬克思主義,最後再作總結。

二. 馬克思主義的定義

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十分複雜的社會文化理論,由德國人馬克思所提出,並有長遠的歷史發展。經典的馬克思主義闡述了唯物決定的史觀、階級鬥爭論、經濟決定論、剩餘價值理論及世界主義等,十分豐富。在馬克思的角度下,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只會受資產階級不斷剝削,因此要發動無產階級革命,將社會帶入一個無產階級的社會。此外,馬克思主義尚有其他部份的分析,如經濟決定論,政治科學等的地方亦有提及。指導整個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哲學觀則是唯物史觀及其產生的辯證唯物論。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下,認為世界一切事物都是物質,一切事物都隨著時間運行而不斷地變化,這種變化也被稱作運動。而人類社會的變化構成了運動形式,也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因此也可以用科學的方法來進行研究,找到運動的規律。

人類的動機被解釋為集體行為的表現,集體的行為意識決定於物質因素,這種關係乃來自一定的歷史生產方式。唯物史觀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科學規律,社會生產模式的更改與人類物質生活的關係可謂十分密切,歷史發展正由此而來。

雖然馬克思主義十分豐富,但當時中國的知識份子只是對它某些內容有興趣。他們最感興趣的是馬克思主義中的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學說,原因既與民族主義有關,但更重要的科學主義的影響,與當時的實際環境關係密切。但另外一個導因是十月革命的成功,一方面蘇俄對中國撤銷不平等條約,有助吸引知識份子。另一方面,因為它的「階級鬥爭」的學說為知識份子帶來實現無產階級社會的希望,具現實需要,如蔡和森認為「俄國革命勝利的出發點:唯物史觀」 於是,這一種建基於唯物史觀認識的馬克思主義,便成為當時知識份子心中的「馬克思主義」。

三. 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

在毛澤東之前,已有很多知識份子研究馬克思主義落實在中國的可能性,
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例如《新青年》曾辦「馬克思專號」,發表了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文,其後陳獨秀亦發表〈社會主義批評〉等文章,向中國人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那麼,毛澤東在這些引介馬克思主義的前人影響下,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呢?

毛澤東是在1918至1919這兩年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潮的,「五四」運動後,他的觀點正式轉向馬克思主義,這與他細心研讀《共產宣言》等書籍有關,此外,他更意識到政權問題乃源於革命根本的問題,革命必須先奪取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其實,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探討,是為了服務本身的政治目的。毛澤東在晚年曾對斯諾談及當時「正在尋找出路」,因為「我對政治的興趣繼續增長。 」故他的出發點與其他的知識份子略為不同。雖然他們同樣為了中國尋找出路,但毛澤東卻多了一份個人政治的考慮,這亦影響他如何吸取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毛澤東亦和其他知識份子不同,他極為重視實踐的重要性。對比瞿秋白,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系統性連貫比不上他,但正因為瞿氏只是生硬地套用馬克思思想,機械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經驗,有教條主義的色彩。不過,毛澤東亦從他遺下的遺產,瞭解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重要性,將之加以運用。

由此可見,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是建基於實際的環境上,再按環境和社會的變化而作出回應。他並不會生硬套用,反而會按具體情況來運用,接著下文將會討論毛澤東如何吸收和轉化馬克思主義。

四. 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

劉少奇曾經為毛澤東思想進行定義,指它「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
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劉少奇的評論指出毛澤東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是採取吸收和保留的態度,怹否會完全使用馬克思主義,並且會按具體的情況來決定。由此可見,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是有所轉化的。

當我們細心分析毛澤東的思想,我們會發現他的哲學觀是非常駁雜的。毛氏吸收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作為他的哲學觀,而且作出轉化,以中國傳統文化作為轉化的內因,從而表現為《實踐論》和《矛盾論》。另外,毛氏亦吸取階級鬥爭學說作為他的社會觀,並配合實事求是的精神而有所轉化,成為以農民作為鬥爭的基礎。這此哲學觀和社會觀的吸收和轉化,正代表毛澤東思想的出現和形成,現分析如下。

在哲學觀方面,毛澤東由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中抽取了唯物論影響下的辯證唯物論的學說,作為指導的思想。本來毛澤東年青時是傾向思想上本體論的探討,如在《傳習錄》表示「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哲學體系是唯心主義的。不過,在「五四」運動後,因為他接觸了馬克思主義,思辯的範圍轉而向實際,重點放在「改造世界」的實踐中。這種追求實踐,正把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的觀點吸收,從實際的角度出發,運用這種基本立場和觀點來分析中國的社會,研究當中的特點,揭示中國革命發展的規律。他曾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強調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實際革命情況互相結合。

此外,在《矛盾論》方面,更與辯證唯物論有更深的關係。《矛盾論》亦是來源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觀念,如《易傳》「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由古老的哲學來揭示事物對立面的相互作用,矛盾雙方既是對立,更是另一方存在的條件,從而引申中國古代論證法中互相轉化依賴的特點。矛盾轉化作為事物發生的質變,世界萬物不斷變化,變化正是當中的規律,從而引證變化的道理來。換句話說,毛氏已能在理論和實踐這兩個有矛盾性的東西中,提出兩者的地位可以互相轉化,精神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起某種決定的作用。

中國的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在本質上有矛盾的地方,這既含普遍性,亦含有特殊性,正因為不同的相對性而使它們存在。毛氏指出「普遍性存在於特殊性之中」 毛氏更進一步指矛盾正是維護了辯證法,認為認識矛盾正有助了解事物特殊的本質,繼而認識各種事物的共性,並指一旦放棄只會造成主觀的隨意性,「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 由此可見,毛澤東對辯證唯物的吸收,除了保留在馬克思主義中的特點外,更加以轉化,提高了辯證唯物論的應用,對指導的哲學觀亦有重要的影響,無怪李澤厚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和辯證法結合中國實際和傳統而中國化了。」

至於社會觀方面,毛澤東吸收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的學說,並且提出了實踐的重要性,對革命要實事求是,不要局限在死板的教條上。雖然毛澤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觀點,認為社會最終要發展成為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這些社會理論的實踐,可以見於新中國成立後不斷發生的政治運動,尤以文化大革命為甚,但這些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故從略)

可是,假如完全按照馬克思主義,中國在當時一定無可能發動革命,因為當時的中國只屬於小農社會,並不符合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後期,另一方面,無產階級革命要由工人階級所發動,並不是當時毛澤東所依賴的農民集團。因此毛澤東拋出了實事求是的重要指導思想的方向,並配合《實踐論》的內容指導,將馬克思主義配合中國現實的處境。

毛澤東的社會觀受轉化了的哲學觀影響,強調實踐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重要性,不應把它作為教條,而應當它為行動指南,強調由具體的行動中學習。學習的地方一定要由中國實際環境出發,「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空洞的馬克思主義」。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指:「『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我們去研究。」就客觀來研究客觀內部,這種轉化的唯物觀念,正影響毛澤東的社會觀,與馬克思主義並不相同,中國可按實際環境來提早無產階級革命,並以農民為主體,更影響其實際的戰略,「以農村包圍城市」,這此中國式的馬克思社會思想帶有強烈的毛澤東思想影響力,所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經毛澤東吸收和轉化的毛澤東思想。

五. 總結

《實踐論》和《矛盾論》顯示出毛澤東個人獨特的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的哲學觀,加以採納和發揮,成為毛澤東的科學人生觀。實踐正是辯證唯物的認識論的基本依據,由實踐而形成客觀規律,並配合《矛盾論》的觀點,對辯證法的對立面的統一學說進行創造性的闡析,說明事物的發展源於事物的矛盾性,矛盾性正引證實踐具體的重要性。引申到中國的情況,從唯物辯證的角度,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互相結合。他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能透過具體實踐去運用馬克思主義,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帶入一個新的階段。



六. 參考書目
《現在中國哲學思潮》,宋志明、趙德志著,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李澤厚著,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0
《知識份子與現代中國》,傑羅姆B.格里德爾著,單正平譯,天津市,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探論》,何萍、李維武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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