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高中的1970年代到現在，我不確定台灣的年輕人什麼時候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事。我一直到研究所畢業，都還不確定是不是要做建築師，直到如今年過半百才確定。所以我可以說，年過半百才確定也是沒有問題的，那麼各位是不是可以不急著決定呢？

我是一個平常人家的普通孩子，公教人員的子弟，跟各位的成長過程沒有什麼不同，對於將來要做什麼，很難有什麼感覺。可是我的高中時期過得很愉快，我是那種一個月書包都不會打開一次的學生，最大的資產，就是沒有人管我，也沒有恐懼感。我覺得有一個沒有恐懼感、沒有計畫的年輕時代，才能比較了解下一步要做什麼。

以前我不想做建築師，是因為一個很基本的思維：我覺得它不能夠幫助人。

第一是因為我對談的對象，我的同事、我的前輩，討論的都是自己的專業，我看不見使用者。我常跟我的同事開玩笑說在台灣做建築，其實滿可悲的，我們永遠買不起我們自己畫的圖像。像豪宅就是完全的商業操作，這樣的案子我盡量避免。所以我會採取另外一種做法，就是直接和使用者討論：例如台灣民主基金會，因為使用者的不同，從住民變成辦公、開會的人，一個舊的住宅空間成為公共空間，也轉換出一個新的生命。

第二個思維，如果建築叫作創作，那麼它離純粹創作的距離好遠好遠。我自己認為純創作，只有畫家和作家，其餘都是集體創作。作家只要一個橡皮擦、一支鉛筆，就可以跟自己的作品對話。但是建築要「學」，而我從前不喜歡做需要學習的事情。我們學習的過程很長，當自己以為做不好時就怪自己，其實那都是庸人自擾。

那麼現在又是什麼讓我覺得建築是一件可以做的事呢？

那是因為，累積的專業經驗夠了以後，其實做哪一行都一樣。我們往往因為被給予的天賦比較少，導致學習的過程很長，英文叫作practice, practice, practice，而我發現建築這件事情的確是可以練習的，一再練習就能做好。

我們從1997年到2006年，在專業上獲得國內外的許多肯定，這個「我們」並不是說我或我的團隊，而是台灣的創造力受到認可。我開始想「我們」如何，這個我們是「泛我們」，一是台北人如何，一是台灣人如何，一是兩岸三地的華人如何，最後是泛亞洲與歐洲、美洲比較又如何。

畢業的時候老師告訴我說：在你退休的時候能有幾張滿意的作品，你就算是成功的。台灣民主基金會的案子能夠同時得到台灣、日本和美國建築工會的獎勵，證明了想像力是無價的。設計是在幫活動做一個容器，讓好的活動在裡面發生。

每個人都可以找到一條對自己而言是對的路，但是沒有一條路是所謂「好」的路、「好」的行業，全看你怎麼詮釋。現在各位選擇志願，選擇方向，請記得一件事：那就是你的選擇可以改，因為前面的路還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