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現心頭的，便是那座教堂。

當時在馬開大學念書的華裔留學生，多來自台灣及香港。男多女少的十幾個人，在異國相濡以沫，相互扶助，周末假日經常結伴郊遊，或擠在公寓裡聊天。特別是在風雪交加的日子，一群人圍著熱氣騰騰的火鍋吃飯吹牛懷舊，是相當溫馨的場面。

當時理工科的同學大多有獎學金，雖然每月才一百多美元，節省一點也還可勉強湊合，無需花時間去打工賺錢。那時候除了一位攻讀政治學位的同學外，我們都是單身。這位同學的太太燒得一手好菜，夫婦倆又熱心好客，他們相當高級舒適的公寓便成了同學們的活動中心。而我為了省錢，同三位比我早一兩年從台灣來的同學，在學校附近合租了一棟老房子的二樓，兩人一個房間。房租很便宜，每月每人才三十多元，只是房子太過古老，走在地板上嘎嘎作響有如危樓，燒煤的暖氣設備更是簡陋，我記得冬天早晨醒來，鼻孔裡黑黑的全是煤灰。那時候根本不知道房客有什麼權益，只知自求多福，用一件破汗衫蓋住暖氣出口，過濾過濾了事。更可怕的是廚房裡燒飯的煤氣爐一打開，躲在裡面的蟑螂便傾巢而出四處奔竄，每次都讓我頭皮發麻。那時候的雞又肥又便宜，每隻只要幾毛錢，同房間的同學胃口奇佳，每天下課後順路從超市買回來一隻白白嫩嫩的肥雞，用白水煮，除食鹽外不加任何作料，赤裸裸的雞味彌漫全屋，特別在門窗緊閉的冬日。他每次都吃得津津有味，我卻有好幾年一聞到雞味就反胃。

1963年夏天拿到碩士學位後，我到密爾瓦基城郊的一家大公司從事核能發電廠的設計工作，在離公司不遠處租了間公寓。六十年代的美國還相當樸實，許多人家還在院子裡晾曬衣物。那時我們已結婚，之群懷孕行動不便，出大太陽的周末我常幫她端著簍子到院子裡去晾曬洗好的衣物，覺得這種舉手之勞沒什麼大不了。偶然聽到一位鄰居太太指指點點對她的卡車司機丈夫嘮叨：「你看人家丈夫多勤快！」也沒太在意。

十二月的一個寒夜，刺骨的冷風把停車場上的許多汽車都凍得斷了氣。第二天早晨附近的加油站忙得不可開交，到處是找他們發動車子的顧客。那天早上我剛好有一個重要會議，給加油站連打了幾個電話都打不通，正不知該怎麼辦才好，這位卡車司機老兄大概看到了機會，問我要不要他用卡車推我的車子，試試以土法發動。我感激地一口答應了。上了車還沒坐穩，他的卡車便猛然加速，頂著我的車子在一條高出地面好幾尺、還殘留著冰雪的馬路上狂奔起來。路面很滑，車子根本不聽控制，更不能踩剎車，只有雙手緊緊握住方向盤，眼睜睜看著兩旁的樹木直直向後飛逝，不知什麼時候會衝下溝去，任我怎麼大叫他都聽不見，或故意聽不見。

這樣過了長長如一世紀其實也只不過幾十秒鐘的時間，他大概把一向受太太嘮叨的氣洩光了，才鬆開油門停了下來。我已不記得當時車子是否發動了，但這幕緊張如恐怖電影裡的飛車鏡頭，一直深印在我冰雪的記憶裡。當然這事也只能怪自己太健忘，沒記住在台灣課堂上聽到的一樁類似的惡作劇。教我們汽車原理的兼職教授是一位運輸軍官，經常開著吉普車到處跑。有一天在一條窄路上，一輛三輪車擋在他前面，任他怎麼按喇叭，都不理不睬不肯讓路，他一氣之下用吉普車頂著它在路上飛馳起來，直到氣消了才放鬆油門。「當我一邊超車一邊轉過頭去看那三輪車夫，」他對我們說，眼裡閃著頑童惡作劇的得意，「那才叫面無人色哪！」

在台灣時曾讀到美國詩人艾略特在他的名詩〈荒原〉裡的詩句：「冬天為我們保暖／覆蓋大地以健忘的雪。」心想它大概同李白的「白髮三千丈」一樣，都是詩人豐富的想像，當不了真。冷冰冰的雪怎麼可能為我們保暖？在同雪打過多年交道之後，特別是在風和日麗的日子裡，那些又厚又輕又柔又白的新雪，可愛得就像我在〈裝置藝術〉一詩中所說的：「引誘一雙天真的腳／去踩去沒膝去驚呼去笑成一團」。在開闊的野地上越野滑雪，更令人頭頂直冒熱氣，一點都不覺得冷。倒是有一年冬天我回到沒有雪的台灣，連綿的雨季裡那種又濕又冷的感覺，滲入骨髓，使我寫下了下面這些詩句：

忘了冬天

曾是這麼冷

這麼風濕

每個記憶的關節

都在

隱隱作痛

【2008/03/04 聯合報】@ http://ud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