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母親是一位老師，只是他們之間的親子關係一直非常不好，尤其在求學的階段。

　　朋友抱怨，擁有一位老師母親，是非常辛苦難當的，因為，她的母親是教育工廠作業線的一員，最貼近製造生產過程，當然也最清楚品管標準。於是，朋友的母親把所有教學、求學、考試、出路…等等的壓力與要求，全部加倍傾注在孩子身上。

　　這位老師母親不是唯一的高壓管教者，我還耳聞許多不為人知的親子故事。

　　從小到大，我一直很羨慕朋友的母親是當老師的，感覺高人一等、資源充沛，總是學校裡最顯眼的學生，直到大學同學告訴我親身的慘痛經歷，我才對自己不切實際的羨慕有了改觀。

　　大學同學M的父親是大學物理教授，M高中同學的母親是該校的圖書館館員，於是，Ｍ那位小學老師的母親就說：「你的父親是教授，比圖書館員職位高，你的成績當然要比那位同學好！」Ｍ從小到大都在母親的精準度量衡之下求生存，“超級比一比”是她的生活基調，也註定她永遠得在母親設定的目標下落後一步。

　　Ｍ第一次聯考成績低到連志願都無法填，只有窩在補習班渡過長長的一年，而她的母親真的就在這一年拒絕與女兒對話，落得Ｍ只有呆再補習班到十一點，才摸黑回到黑漆的家中。

　　Ｍ後來雖然考上大學，但卻已經傷痕累累，被親密家人傷害的痛，難以平復！

　　我並不意味所有的老師媽媽都是如此。只是個人揣測，有一種可能，身為老師除了有聲帶發炎、粉筆灰導致的呼吸疾病之外，還有另一種難以用生物病理衡量的職業病—「超級比一比強迫症」

　　如同我先前提到的那位友人，當她的母親從教職退休之後，居然對於教育與學習，有了不同的視野與看法。

　　「其實，人生何必學習那麼多呢？」
　　「老是鑽牛角尖的評比有何意義呢？」
　　「強迫學習到底能為人生加分多少呢？」

　　這位退休的老師媽媽在年過六十五，從教育工廠的火線退下來之後，竟開始懷疑自己一輩子奉行的價值，以及加諸在自己子女與其他學子上的評量。

　　就好比所有的工殤與職業傷害，都是在離開職場之後才慢慢驚覺。礦工有了肺氣病、焊接工有青光眼與白內障…而老師的職業傷害「超級比一比強迫症」也是在退休後浮上檯面…

　　而這豈是金錢衡量的國家賠償可以支付！

　　難為了台灣辛苦做育英才的老師，鎮日在各方噪音吵雜的教育工廠裡，像男工與女工般地賣力做活，眼前是七、八十條作業線，分分秒秒跑出形狀與顏色不一的搪磁娃娃，老師作業員得謹記上百條品管標準，手拿各種測量儀器，迅速確實地淘汰不合乎統一標準的產品…

　　緊盯著眼前作業線不過方寸的空間，戰戰兢兢地賣力工作，豈能有視野可言？

　　似乎，得真正從教育作業線退一步，才能領會整座教育工廠如巨獸般地可怕。

　　其實，我對台灣的教育並不悲觀，也不認為只有退休的老師才會有不同的視野，因為身邊有許多熱情的好老師，開始質疑教育作業線的必要，甚至反思教育工廠的存在價值。

　　雖然他們仍然呆在噪音轟隆作響的教育工廠裡，但他們有勇氣自作業線退開一步，深化思索另一種可能，而這一小步，已經是全人教育的曖曖內含光了。

　　朋友常說，從老師退休下來的母親，開始對教育有了批判性的思考，甚至比新一輩還前進。而他們的親子關係竟然在不同的視野下，有了開闊的可能。

　　退下來就有視野。或許只要質疑的一小步，就會有極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