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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養與批判:跨文化視野中的晚期傅柯


修養與批判:跨文化視野中的晚期傅柯
作者:何乏筆 出版社:聯經 出版日期:2021-10-21 00:00:00

當代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晚期由知識、權力、倫理三角度切入「自我修養」(culture de soi, self-cultivation, Selbstkultivierung)的主題,對精神修養的觀念提出反省,並且藉由「通古今之變」,探尋修養哲學的困境與潛力。傅柯串連批判精神與修養實踐、美學與創造性,敞開人生修養的跨文化視野,對傳統的修養觀提供了批判性反思的獨特契機。
「自我修養」本是古代歐洲哲學的主要領域,而傅柯晚年特別著重「修養」與「美學」的關係,對於修養哲學提出革新和現代轉化。這樣思想的轉折,在1978年前後已可見端倪。他先是以「治理性」的概念補充,甚至取代「權力」;再則透過基督教「牧師權力」的分析,切入古代希臘、羅馬文化的探索。
何乏筆教授以深入歐洲古典哲學研究等方式,檢驗傅柯晚年思想的諸多論說,企圖弔詭地以投入傅柯思想的方式,擺脫傅柯所代表的「現代性」牢籠。他也將「美學修養」視為當代跨文化哲學的共同問題,把傅柯思想與當代漢語哲學熟悉的本體、工夫、境界等概念加以連結,以展開晚期傅柯修養觀的內在批判。
在何乏筆教授的論述中,自我修養(以及「修身」、「修己」等)的相關話語和實踐,已成為穿越古今東西之間的重要文化通道。《修養與批判》表面上探索歐洲哲學的問題,深層處卻已貫穿跨文化的混雜交織,一方面藉由中國文人美學的資源,豐富歐洲文化在同一面向的貧乏;另一方面則探究傅柯式美學修養的長處,以界限經驗的概念突破中國哲學及美學研究的刻板觀念,以實際的哲學工作,展現出當代漢語哲學的跨文化潛力。

★內文試閱:

第一章 跨文化批判與當代漢語哲學
一、批判性的修養哲學
修養與批判的關係是「美學修養」的核心。一方面,美學修養與傳統的「精神修養」相對照,亦即與一種作為向上提升活動的修養過程相對照;另一方面又批判「創意修養」及相關的越界美學。美學修養概念的界定同時針對兩種單向追求:精神的昇華與經驗的強化。透過對這兩者的分析則可思考美學修養在今日的歷史條件。為此必須釐清兩個問題:其一是,為何在現代歐洲哲學的發展中,修養的領域及相關的工夫實踐逐漸被排除在哲學領域之外?其二是,當代歐陸哲學的何種內部改變,使得修養哲學的復興成為可能?
哲學作為大學學科(或學術理論)與作為修養模式的關係問題,蘊含著強大的跨文化潛力。此潛力有待在西方與東方哲學的動態關係中被充分展開,因為「哲學」在今天是唯一能夠充分面對認識知識(savoir de conaissance)與修養知識之關係問題的現代學科。由近幾年有關哲學當作生活方式的討論中顯示,話語與修養曾經構成了哲學內部的張力,而在當代的歐洲哲學中,也並未被全然遺忘。如果說,哲學在歐洲不能化約為理論哲學,而且古代希臘、羅馬哲學經歷一千年左右的時間是在一種修養範式的前提下發展,那麼,這對「中國哲學」的討論具有重要的啟示:儒、道、佛與古代歐洲的哲學可產生讓人驚異的呼應關係。因此,不得不重新思索關於中、西哲學的某些刻板理解。
「比較哲學」(comparative philosophy)的進路對歷史資源的整理與探究有所貢獻,但此進路不足以思考修養知識在今天的可能性條件,也無法展開當代的修養實踐。如果修養不可能直接回歸傳統的精神修養模式,它還有哪些可能性?在面對此問題的過程中,修養與批判的關係在晚期傅柯的著作中浮現。「批判」含有考古學與系譜學的雙重方向,同時置身於康德式先驗分析與尼采式系譜學的弔詭處境之中。如此,傅柯賦予了修養哲學在方法反思上的歷史厚度:對真理與主體關係的歷史分析,與基於生存美學的現代性態度互相交錯。「批判」的考古學/系譜學的雙重方向在方法論上呼應著話語與修養的關係,因為在系譜學的方向上,批判包含修養的實踐,而在考古學的方向上,批判能反省實踐的歷史條件。換言之,考古學與系譜學在方法上正好呼應了自我認識與自我修養所構成的複雜關係。當代修養哲學不得不面對此一張力。晚期傅柯的思想連結了批判精神與修養實踐,然他對古代歐洲的偏重卻意味著不必要的理論窄化。
在1970年代,傅柯的方法論反思由考古學往系譜學移動。同時「實踐」的問題成為他的思考重點。他所關注的實踐並非動天地的革命實踐,而是自我的實踐或自我的技術,是「在實踐中且透過諸實踐(Praktiken)所構成的自我」。於是,批判的可能與自我在實踐中的轉化是不可分的。在系譜學的轉向後,考古學的概念失去核心地位,但並非全然消失。《快感的使用》(《性史》卷2)的導論,以及〈何謂啟蒙?〉皆透過批判的概念,開闢了考古學與系譜學的新關聯。傅柯說:
這種批判不是先驗的,其目的也不在於使形上學成為可能:它在其合目的性上是系譜學的,在其方法上是考古學的。它是考古學的(而非先驗的),因為不是要試著抽出一切知識、一切可能的道德行動的普遍結構,反而要將那些呈現我們所思、所言、所作的諸話語,同樣當作歷史事件來對待。這種批判是系譜學的,因為它不從我們的存在形式推論出我們所不可作或不可知,反而從造成我們這個存在的偶然性中抽出一種可能,即從我們所是、所作或所思抽出不再是我們所是、所作或所思的可能。
「我們自身的批判本體論」在考古學方面要分析「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歷史性界限」,而在系譜學方面則要「印證這些界限的可能跨越」。在筆者看來,這種雙向度的批判概念是批判哲學極具反省性的表達,因為作為話語的哲學與作為修養的哲學,在一種弔詭的格局中貫穿康德式的「哲學話語」與尼采式的「哲學生命」。此弔詭共生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傅柯對康德與尼采各自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對康德有關真理的可能性條件的先驗提問給予一種歷史性的轉折,因而展開「真理的歷史」作為研究場域(由傅柯所謂「歷史先天」(l’apriori historique)的說法來看,考古學與先驗論的對比指涉著康德式先驗哲學的普遍主義方向,但考古學卻可視為一種歷史/先驗的進路)。就康德和傅柯而言,批判牽涉到對於「界限」的分析和反省:對康德而言的關鍵問題在於,知道該放棄對哪些界限的跨越;而傅柯的考古學分析,反倒為界限的「可能跨越」進行了預備工作。儘管如此,傅柯的批判概念的確也承認某種必然的限制:
確實,要放棄的希望是,有朝一日可達到一種視點,藉此則能獲得關於構成我們歷史界限的完全且明確的認識。由此觀之,我們與這些界限及其可能的跨越(franchissement)相關的理論和實踐的經驗本身往往是有限度的、特定的,而且必須一再重來。
在此脈絡下,傅柯所謂「哲學的倫理態度」(êthos〔ἦθος〕 philosophique)涉及理論經驗與實踐經驗的複雜關係。這種倫理態度的產生依靠著無止境的習練過程,因而只能透過工夫修養的轉化工作才能達成。此處傅柯跨出尼采對「工夫理想」的系譜學批判:尼采對「基督工夫」(ascèse chrétienne)及其否定生命傾向的批判,被轉移到自我實踐的系譜學。其中,「美學工夫」便意味著,讓批判性的自由實踐成為可能。因此,哲學生命要走出權力意志及超人的狂妄自大,成為一種在當下可實現的,且具有特定範圍和地方性的自由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