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的中國史（12）從八旗到洋行，天朝震盪的時代：清
作者：楊照 出版社：遠流出版 出版日期：2021-08-27 00:00:00

「中國史」是「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要回答臺灣怎麼來的，不能不理解中國歷史。

以歸零、新解的思維，扭轉你過去所讀的歷史印象
一套重新理解臺灣、理解中國、理解世界的書──

【本冊簡介】
清朝和明朝在三件事上不一樣。滿漢官並行、以八旗為滿洲命脈與統治基礎，以及「永不加賦」的祖宗家法，清朝歷史的變動主軸亦由此梳理。康熙完成史無前例的「政統」與「道統」合一，雍正有著折服天下的想像，延續至乾隆打造了百年盛世。
但失去道統權威的士人，出現了知識結構真空。「實學」成為新的關鍵詞，卻因缺乏思想工具而回到古籍考索上，表現之一為乾嘉學派。太平天國是清中葉出現的一個內部挑戰，和來自西方列國對於中國中心的挑戰同時迸發。曾國藩所帶領的士人信仰雖力挽狂瀾，新的政治骨幹也抵擋不了官僚習氣的沉淪。
滿洲人必須進入漢人建構的「天下觀」中才能治理中國，這也是難以將自身放入「列國」新秩序的關鍵障礙。中國近代史的主題是「衝擊與回應」，開放通商口岸正是洋人與中國關係的突破點。西洋事物、制度、野心以驚人速度湧入中國，上千年文明無力再提供現實指引，如此迎來一個極其獨特的騷動時代。

【突破看點】
●清朝立足中原，何以稱得上「偉業」？
●從「內聖」、「外王」重新認識康熙皇帝
●《聊齋》到《紅樓夢》，看個人主義精神萌芽
●探看平等、狂想、價值撼動的太平天國
●深入理解東方帝國與西方帝國的根本差異

★本書特色：

【系列特色】（共13冊，陸續出版中）
◆這是為臺灣讀者而寫的中國通史──只看臺灣，不可能真正認識臺灣。從臺灣主體性出發，中國史是構成及解釋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既是「一家之言」，又超越「一家之見」──楊照自比為「二手研究整合者」，站在前輩同輩學者的龐大學術基礎上，為讀者進行有意義的選擇，建立有意義的觀點。
◆全「新」的讀史方法──考古挖掘、敦煌文獻、大內檔案……，王國維、陳寅恪等開啟的新史學革命，以及中、臺、日和歐美學界的新研究成果，充分運用近百年新史料、新觀點，取代傳統舊說法。
◆用問題邀請讀者──探討歷史運作的深層邏輯，不只學What（歷史上發生了什麼），更要探究How and Why（這些事如何發生，為什麼會發生）。
◆點燃思考的靈光──從社會型態、民生經濟、食衣住行、文化思想的角度切入，關注歷史變化脈絡，自然而然引導獨立思辨的能力。
◆學習「活」的歷史──打破傳統帝王將相的「王朝史觀」，去除「中國同質性文化」的假設，改用「求異」的眼光，凸顯長久以來被忽視或誤讀的現象。
◆清奇的「說史」方式──既有平易酣暢的故事感，亦有歷史的現場感，更有啟迪思考的深度與廣度。

★專家推薦：

小野（作家）．祁立峰（《讀古文撞到鄉民》作者）．余遠炫（歷史專欄作家）．
果子離（作家）．胡川安（中央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張大春（作家）．張鐵志（作家）．黃益中（公民教師、《思辨》作者）．
詹宏志（PChome Online網路家庭董事長）．楊斯棓（方寸管顧首席顧問、醫師）．
蔡詩萍（作家、廣播電視主持人）．鄭俊德（「閱讀人」創辦人）．
陳一隆（臺中一中歷史教師）．陳婉麗（明道中學歷史教師）．曾冠喆（薇閣中學教師）．
黃春木（建國中學歷史教師）．蘇美月（高雄女中歷史教師）．黑貓老師（網路說書人）．
文化界、教育界 磅礡推薦

臺灣是臺灣，但唯有認識中國，臺灣才顯現更自在的位置。──蔡詩萍
這一系列的書，對於臺灣人了解自己「為什麼是現在的自己」非常重要。──小野
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是世界的一部分。了解臺灣，認識中國，才能立足世界。──楊斯棓
歷史是思辨的題材，楊照老師以臺灣為本，提供嶄新的視角。──黃益中
學院中的歷史過於艱深，普及的又著重帝王將相，無法給予知識上的啟發。幸好我們等到了楊照。──胡川安
這是一套非常適合高中師生共同閱讀的好書。──曾冠喆（薇閣中學教師）

★內文試閱：

‧前言

「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１
錢穆（賓四）先生自學出身，沒有學歷，沒有師承，很長一段時間在小學教書，然而他認真閱讀並整理了古書中幾乎所有春秋、戰國的相關史料，寫成了《先秦諸子繫年》一書。之所以寫這樣一本考據大書，很重要的刺激來自於名譟一時的《古史辨》，錢穆認為以顧頡剛為首的這群學者，「疑古太過」，帶著先入為主的有色眼光看中國古代史料，處處尋覓偽造作假的痕跡，沒有平心靜氣、盡量客觀地做好查考比對文獻的基本工夫。工夫中的工夫，基本中的基本，是弄清楚這些被他們拿來「疑古辨偽」的材料究竟形成於什麼時代。他們不願做、不能做，以至於許多推論必定流於意氣、草率，於是錢穆便以一己之力從根做起，竟然將大部分史料精確排比到可以「編年」的程度。
很明顯地，《先秦諸子繫年》的成就直接打擊《古史辨》的可信度。當時任職燕京大學，在中國學術界意氣風發、引領風騷的顧頡剛讀了《先秦諸子繫年》，立刻理解體會了錢穆的用意。他的反應是什麼？他立刻推薦錢穆到廣州中山大學教書，也邀請錢穆為《燕京學報》寫稿。中山大學錢穆沒有去，倒是替《燕京學報》寫了〈劉向歆父子年譜〉，錢穆自己說：「此文不啻特與頡剛諍議，頡剛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薦余在燕京任教。」
這是個「民國傳奇」。裡面牽涉到那個時代學者對於知識學問的熱情執著，也牽涉到那個時代學者的真誠風範，還牽涉到那個時代學院重視學識高於重視學歷的開放氣氛。沒有學歷的錢穆在那樣的環境中，單純靠學問折服了潛在的論敵，因而得以進入當時的最高學府任教。
這傳奇還有後續。錢穆後來從燕京大學轉往北京大學，「中國通史」是當時政府規定的大學歷史系必修課，北大歷史系慣常的做法，是讓系裡每個老師輪流排課，將自己所擅長的時代或領域，濃縮在幾堂課中教授，用這種方式來構成「中國通史」課程。換句話說，大家理所當然認為「中國通史」就是由古至今不同斷代的中國歷史接續起來，頂多再加上一些跨時代的專史。
可是被派去「中國通史」課堂負責秦漢一段歷史的錢穆，不同意這項做法。他公開地對學生表達了質疑：不知道前面的老師說了什麼，也不知道後面的老師要說什麼，每個老師來給學生片片斷斷的知識，怎麼可能讓學生獲得貫通的中國史理解？學生被錢穆的質疑說服了，也是那個時代的精神，學生認為既然不合理就該要求改，系裡也同意既然批評反對得有道理就該改。
怎麼改？那就將「中國通史」整合起來，上學期由錢穆教，下學期則由系裡的中古史大學者陳寅恪教。這樣很好吧？問了錢穆，錢穆卻說不好，而且明白表示，他希望自己一個人教，而且有把握可以自己一個人教！
這是何等狂傲的態度？本來只是個小學教員，靠顧頡剛提拔才破格進到北大歷史系任職的錢穆，竟然敢排擠數不清精通多少種語言、已是中古史權威的大學者陳寅恪，自己一人獨攬教「中國通史」的工作。他憑什麼？他有資格嗎？
至少那個年代的北大歷史系覺得錢穆有資格，就依從他的意思，讓他自己一個人教「中國通史」。錢穆累積了在北大教「中國通史」的經驗，後來抗戰中隨「西南聯大」避居昆明時，埋首寫出了經典史著《國史大綱》。

２
由《國史大綱》的內容及寫法回推，我們可以明白錢穆堅持一個人教「中國通史」，以及北大歷史系接受讓他教的理由。那不是他的狂傲，毋寧是他對於什麼是「通史」，提出了當時系裡其他人沒想到的深刻認識。
用原來的方式教的，是「簡化版中國史」，不是「中國通史」。「中國通史」的關鍵，當然是在「通」字，而這個「通」字顯然來自太史公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司馬遷的《史記》包納了上下兩千年的時代，如此漫長的時間中發生過那麼多的事，對於一個史家最大的挑戰，不在如何蒐集兩千年留下來的種種資料，而在如何從龐大的資料中進行有意義的選擇，從中間選擇什麼，又放棄什麼。
關鍵在於「有意義」。只是將所有材料排比出來，呈現的勢必是偶然的混亂。許多發生過的事，不巧沒有留下記錄資料；留下記錄資料可供後世考索了解的，往往瑣碎零散。更重要的，這些偶然記錄下來的人與事，彼此間有什麼關聯呢？如果記錄是偶然的，人與人、事與事之間也沒有什麼關聯，那麼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事要做什麼？
史家的根本職責就在有意識地進行選擇，並且排比、串聯所選擇的史料。最簡單、最基本的串聯是因果解釋，從過去發生的事情中去挖掘、去探索「因為／所以」：前面有了這樣的現象，以至於後來有了那樣的發展；前面做了這樣的決定，導致後來有了那樣的結果。排出「因為／所以」來，歷史就不再是一堆混亂的現象與事件，人們閱讀歷史也就能夠藉此理解時間變化的法則，學習自然或人事因果的規律。
「通古今之變」，也就是要從規模上將歷史的因果解釋放到最大。之所以需要像《史記》那樣從文明初始寫到當今現實，正因為這是人類經驗的最大值，也就提供了從過往經驗中尋索出意義與智慧的最大可能性。我們能從古往今來的漫長時間中，找出什麼樣的貫通原則或普遍主題呢？還是從消化漫長時間中的種種記錄，我們得以回答什麼只有放進歷史裡才能回答的關鍵大問題呢？
這是司馬遷最早提出的「通古今之變」理想，這應該也是錢穆先生堅持一個人從頭到尾教「中國通史」的根本精神價值來源。「通史」之「通」，在於建立起一個有意義的觀點，幫助學生、讀者從中國歷史中看出一些特殊的貫通變化。這是眾多可能觀點的其中一個，藉由歷史的敘述與分析能夠盡量表達清楚，因而也必然是「一家之言」。不一樣的人研究歷史會看到、凸顯不同的重點，提出不同的解釋。如果是因不同時代、不同主題就換不同人從不同觀點來講，那麼追求一貫「通古今之變」的理想與精神就無處著落了。

３
這也是我明顯自不量力一個人講述、寫作一部中國歷史的勇氣來源。我要說的，是我所見到的中國歷史，從接近無窮多的歷史材料中，有意識、有原則地選擇出其中的一部分，講述如何認識中國歷史的一個故事。我說的，只是眾多中國歷史可能說法中的一個，有我如此訴說、如此建立「通古今之變」因果模式的道理。
這道理一言以蔽之，是「重新認識」。意思是我自覺針對已經有過中國歷史一定認識的讀者，透過學校教育、普遍閱讀甚至大眾傳媒，有了對中國歷史的一些基本常識、一些刻板印象。我試圖要做的，是邀請這樣的讀者來「重新認識」中國歷史，來檢驗一下你以為的中國歷史，和事實史料及史學研究所呈現的，中間有多大的差距。
也就是在選擇中國史敘述重點時，我會優先考慮那些史料或史學研究上相當扎實可信，卻和一般常識、刻板印象不相合甚至相違背的部分。這個立場所根據的，是過去百年來，「新史學」、西方史學諸方法被引進運用在研究中國歷史所累積的豐富成果。但很奇怪的，也很不幸的，這些精采、有趣、突破性的歷史知識與看法，卻遲遲沒有進入教育體系，沒有進入一般人的歷史常識中，以至於活在二十一世紀的大部分人對中國歷史的認識，竟然都還依循著一百多年前流通的傳統說法。「重新認識」的一個目的，就是用這些新發現、新研究成果，來修正、挑戰、取代傳統舊說法。
「重新認識」的另一個目的，是回到「為什麼學歷史」的態度問題上，提供不同的思考。學歷史到底在學什麼？是學一大堆人名、地名、年代，背誦下來在考試時答題用？這樣的歷史知識，一來根本隨時在網路上都能查得到，二來和我們的現實生活有什麼關聯？不然，是學用現代想法改編的古裝歷史故事、歷史戲劇嗎？這樣的歷史，固然有現實連結，方便我們投射感情入戲，然而對於我們了解過去、體會不同時代的特殊性，有什麼幫助呢？
在這套書中，我的一貫信念是，學歷史最重要的不是學What──歷史上發生了什麼，而是更要探究How and Why──去了解這些事是如何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沒有What當然無從解釋How and Why，歷史不可能離開事實敘述只存在理論；然而歷史也不可以、不應該只停留在事實敘述上。只敘述事實，不解釋如何與為什麼，無論將事實說得再怎麼生動，畢竟無助於我們從歷史而認識人的行為多樣性，以及個體或集體的行為邏輯。
藉由訴說漫長的中國歷史，藉由同時探究歷史中的如何與為什麼，我希望一方面能幫助讀者梳理、思考今日當下這個文明、這個社會是如何形成的；另一方面能讓讀者確切感受到中國文明內在的多元樣貌。在時間之流裡，中國絕對不是單一不變的一塊，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明曾經有過太多不一樣的變化。這些歷史上曾經存在的種種變貌，總和加起來才是中國。在沒有如實認識中國歷史的豐富變化之前，讓我們先別將任何關於中國的看法或說法視為理所當然。

４
這是一套一邊說中國歷史，一邊解釋歷史知識如何可能的書。我的用心是希望讀者不要只是被動地接受這些訊息，當作是斬釘截鐵的事實；而是能夠在閱讀中主動地參與，去好奇、去思考：我們怎麼能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又如何去評斷該相信什麼、懷疑什麼？歷史知識的來歷常常和歷史本身同樣曲折複雜，甚至更加曲折複雜。
這套書一共分成十三冊，能夠成書最主要是有「敏隆講堂」和「趨勢講堂」，讓我能夠兩度完整地講授中國通史課程，每一次的課程都前後橫跨五個年頭。換句話說，從二○○七年第一講開講算起，花了超過十年時間。十年備課、授課的過程中，大部分時間用於消化各式各樣的論文、專書，也就是關於中國歷史的研究，並努力吸收這些研究的發現與論點，盡量有機地編組進我的歷史敘述與討論中。明白地說，我將自己的角色設定為一個勤勞、忠實、不輕信、不妥協的二手研究整合者，而不是進入原始一手材料提出獨特成果的人。也只有放棄自己的原創研究衝動，虛心地站在前輩及同輩學者的龐大學術基礎上，才有可能處理中國通史題材，也才能找出一點點「通」的心得。
將近兩百萬字的篇幅，涵蓋從新石器時代到辛亥革命的時間範圍，這樣一套書，一定不可避免地含夾了許多錯誤。我只能期望能夠將單純知識事實上的「硬傷」降到最低，至於論理與解釋帶有疑義的部分就當作是「拋磚引玉」，請專家讀者不吝提出指正意見，得以將中國歷史的認識推到更廣且更深的境界。

‧摘文

「內聖」與「外王」在康熙身上混同了

康熙皇帝是中國歷史上留下最多個人意見的帝王。各種奏章中都有很多他的批注，有時用滿文寫，有時用漢文寫。

滿文才是他的母語，漢文是他後來學習的，所以在運用漢文時格外簡潔直白，不囉嗦、不廢話，更沒有什麼客套裝飾。不論是康熙皇帝親筆御批，或是別人幫他謄抄過的，光從語氣上就很容易判斷是不是他自己的意見。

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1936-）有一本奇特的著作，書名叫做 "Emperor of China"，書中寫的中國皇帝就是康熙，而此書最奇特之處在於使用了第一人稱，從頭到尾都是「我」。

這個「我」是史景遷嗎？不是，是康熙皇帝。那麼這本書是小說嗎？不然怎麼能復活康熙皇帝，用他作第一人稱來寫？史景遷又不是康熙皇帝，從史學角度看，他怎麼能寫以康熙皇帝作第一人稱敘述的書？

一般狀況下是不能的，但史景遷把握、凸顯了從史學和史料學角度所看到康熙皇帝最獨特之處。幾乎書中的每一段，都的的確確有著康熙皇帝以第一人稱留下來的史料作為根據，不是出於史景遷的臆測或想像虛構。史景遷所做的，是將這些龐雜豐富的史料，依照康熙的生活進行分類統整。

書的第一章是「遊」，主要講遊獵，在皇帝生活中有著很重要的地位，因為要維持從東北來的民族風格，也和軍事訓練、軍事行動密切相關。第二章接著描述康熙皇帝如何實質進行統治， 和大臣如何具體互動。到最後一章，則探索並呈現他和諸多兒子之間的關係，也就聯繫到皇位與權力的繼承問題。

很難找到多少歷史人物，更不用說帝王，能夠如此用第一人稱來呈現，清楚顯示出康熙皇帝的相關史料多麼豐富。而如此貼近切入他的生活，更具說服力地讓我們看到，他對於知識具有真摯的熱忱，對於聖賢學問的興趣遠高於教他的那些儒生講官們。

這件事對清朝的統治很重要，擴大來看，對中國士人的傳統也很重要。自宋朝建立起來的近世政治觀念，核心精神是區分「政統」與「道統」，皇帝與王朝繼承「政統」，士人則擔負「道統」。而宋代政治上最特別的，就是「政統」承認需要有「道統」的支撐與協助，才能構成合法、完整的統治機制。

然而到了明朝，「政統」與「道統」之間陷入一種不平衡的狀態。「士節」的價值觀仍在， 士人普遍有著「道統」的信念，然而皇帝那邊的「政統」卻不只輕忽「道統」，而且在現實政治運作中將「政統」抬得高高在上，「道統」地位相對低落。於是原本認定應該由「道統」來輔佐、甚至指引「政統」的信念便無法落實。

到了康熙朝，產生了「道統」和「政統」間的進一步扭曲──「內聖」與「外王」的兩個範疇在康熙皇帝身上混同了。原本應藉由掌握聖賢知識以代表「道統」，可以在「內聖」範疇中超越皇帝、指導皇帝的讀書人，卻在康熙皇帝面前明顯被比了下去。

在「政統」的權力面，他們當然比不上皇帝；而現在麻煩的是，連在「道統」的知識與實踐上，他們也不如皇帝。皇帝對於聖賢知識的看重程度高於這些士人，進而皇帝對於這些聖賢知識的理解，也高於本來該當他老師的人。皇帝解說朱注，講官只能靜默聆聽，不能置一詞，師生關係明顯逆轉，變成「政統」和「道統」的領導權都掌握在皇帝那裡。（摘自第二講「康熙：統治合法性的確立」）

科舉中人充滿私欲欺瞞的虛偽人生

究竟是哪些因素動搖了科舉制度呢？

首先是考據學的興起，使得舉業不只不再是士人的唯一選擇，而且拉低了原本在明朝舉業成就的地位。《儒林外史》以元朝末年王冕的故事開端，吳敬梓更以王冕拒絕科舉的態度自況，將王冕刻劃為不只是瀟灑，還有著比一般士人更真切的道德自我，應該得到更高的尊崇。

和王冕的故事同等深入人心的，還有「范進中舉」（第三回）。吳敬梓能將這場鬧劇寫得如此精彩，一方面固然靠他的文學之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社會上對於「中舉」這件事的準備、期待到對待反應方式，真的已經扭曲到極度不正常的地步。科舉制度的高度不確定性，對一個人社會地位的激烈翻轉程度，使得牽涉在其中的人都有著精神疾病的症狀。整個科舉的放榜場面，就是一連串的昏亂攪擾，讓所有的人都忽忽如狂。

《儒林外史》寫科舉，同時寫和科舉相關的這些士人、官員們的不正常生活。要過那樣的生活，當然不可能遵照他們所讀的聖賢書裡給予的道德訓令與指示，於是更根本的弊病就在於這些人都無法、也不可能過一種誠實的生活，終日在虛偽與自我欺瞞中混日子。

《儒林外史》並不是像《三國演義》或《水滸傳》那樣來自說書的傳統，是說書人一代又一代累積出來的故事集，也不是像西方長篇小說要寫一個有頭有尾有中腰的完整故事，而是一個看透了舉業的人，幫我們從內在呈現戴上舉業眼鏡所看到的歪七扭八世界。

書名叫做《儒林外史》，這「外」字有兩層意思。一層是謙卑地表示這是對於「儒林」的非正式記錄，選擇這些人是跟隨著正史中有「儒林傳」的標準，不過自己寫的當然不能入歷史之法眼，只能是「外史」。還有另一層意思，就是所記錄的事跡在常理之外，不是我們一般人、一般正常生活中會有，能夠用日常之理去理解的，那是圍繞著舉業而產生的各種光怪陸離現象。

從結構上看，《儒林外史》很混亂，沒有貫串的主角，也沒有明確的敘事主軸。勉強只能說採用了一種「打彈子」的方式來安排小說敘事，從一個人引出另一個人，轉而說另外這個人的故事，等到他又遇到了別人，故事又再轉去那個人身上。這樣的方式使得讀者讀了後面就很難記得前面寫過什麼，而且小說要寫誰、不寫誰，總共要寫多少人的故事，都沒有必然性。不過如果我們將吳敬梓所寫的看作是一連串的社會評論，那麼這樣的敘述結構自有其合理性。

他用不同的人物引出不同的社會問題，面面環繞著一個不變的中心，那就是科舉中人如何背離所讀所學的道理，過他們充滿私欲與欺瞞的虛偽人生。

雖然寫的是小說，但吳敬梓的態度反而最接近顏元或戴震他們所提倡的「實學」。他是在做具體的社會調查，在進行詳細的社會記錄。顏元或戴震這些人沉浸在大傳統中，無從獲得、甚至無從尋覓思想資源，讓他們接近具體的人事，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社會」，所以他們的「實學」觀念最終只能退回到書本裡進行。

吳敬梓走了另一條很不一樣的路，從原本大傳統的邊緣地帶，採取雖然使用文字但被視為不正統、不入流的小說形式。吳敬梓再將小說文人化，比描述富商淫亂生活的《金瓶梅》更文人， 直接以文人為小說處理的對象。

以此，吳敬梓得到了開創性的突破成績，細膩且忠實地刻劃了文人與舉業之間不見得那麼堂皇光明的關係。可惜《儒林外史》的開創性並沒有能號召後續者，一來是自身小說形式不成熟， 二來是缺乏一種討論集體現象的方法，只能停留於個別人物的跳躍式呈現。吳敬梓的小說變成了曇花一現的孤例，要等到清末最後十年，才有「譴責小說」隔代傳承、開展其形式與內容。（摘自第四講「變化中的滿漢文化互動」）

「全權代表」與絕對皇權的牴觸

東方和西方在十七世紀的發展，產生了對比的差異。歐洲在一六四八年之後，邦國的平等主權制度確立，形成西方外交活動的根柢；另一邊則是清朝承襲甚至加強了中國中心觀念，使得這兩者之間幾乎無法溝通。

從西方列國外交的角度看，有一件不可思議的事，那就是中國一直頑拒派任全權代表。「全權代表」是從法文pleins pouvoirs 翻譯過來的，意思是確認這個人得到充分授權，可以在談判時進退折衷，以便和對方達成協議。當重大事務進行談判時，歐洲國家已經習慣要求有「全權代表」，要有人說話可以算數，會議談判才有意義。如果無法定案，那就只能來來回回、浪費時間罷了。

可是中國絕對皇權觀念下，只能有「欽差大臣」，意思是由皇帝派任去執行特殊任務，執行該任務時具備等同於皇帝的權力。但「欽差大臣」做的決定，皇帝還是可以否定，皇權最終仍然在皇帝身上，不會交付給任何「全權代表」。皇帝與大臣之間的絕對距離，使得任何大臣不可能得到這種外交談判所需要的信任。

林則徐奉命查辦和鴉片相關的「海口事件」，獲得了欽差大臣的身分，他也將規劃的處理方式對皇帝上奏，還得到皇帝的讚許。然而雷厲的禁菸行動最終引發英國大軍壓境，皇帝可就反悔了，他痛責林則徐，別說兩廣總督身分不保，幾乎連命都沒有了。

鴉片戰爭打輸了，必須向英國求和，英國提出的條件是要有「全權代表」來進行談判，才願意停止軍事行動。當時道光皇帝知道後，御批簡單四個字：「可惡之至」。後來英法聯軍侵襲， 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時，譚廷襄以直隸總督身分到大沽口談判。英、法方首先要確認的就是：來者是「全權代表」嗎？譚廷襄無奈地表示：我不可能是「全權代表」，沒有任何人可能是，因為在中國只有一個人能具備「全權」，那就是皇帝。

西方產生「全權代表」觀念，是在西發里亞條約後的列國制度中多次試驗得到的教訓。雙方在可能爆發戰爭的緊張狀態，或試圖要結束戰爭時，必須要由真正能拍板定案的人坐下來談判， 你來我往，有攻有防，有進有退。如果無法有效談判，談判時無法確認對方有多大的決定權限，雙方很容易誤判，而造成意外的重大傷害或損失。

在過程中，西方國家發展出內外機制，確保「全權代表」取得君主與政府的信任，也知道如何防範談判中的越權主張與行為。

然而中國沒有經歷過這種過程，皇帝和他所派去的代表之間，沒有這種信任管轄機制。更重要的，皇權本來就是可以後悔改變的，皇帝甚至不受自己過去所做的決定約束，這是絕對皇權的一部分。

絕對皇權的關鍵之一，就是皇帝的主觀意志高於制度，皇帝必須保有反覆變更的權利，才不會變成制度或慣例的傀儡。皇帝要能推翻制度，也要能推翻自己過去的意見與主張。（摘自第五講「東方帝國與西方帝國的根本差異」）

中國共產黨和太平天國崛起的相似性

太平天國訴諸於中國歷史「小傳統」伏流中一直存在的素樸平等信念。為什麼有人窮、有人富？更奇怪的，為什麼富人那麼富、窮人那麼窮？同樣都是人，卻在財富上有這麼大的差異，怎麼來的？

富人容易將自己的財富與享受視為理所當然，不會問也不需要問這種問題；但相對地，窮人常常會在羨慕或忌妒的心情中生出這樣的疑問，並對現實中的分配狀況感到不公平。每個社會都有這種素樸的平等訴求，在中國也往往成為刺激底層騷亂的一大力量。當農民受到荒欠或戰爭影響，幾乎要活不下去，卻同時看到富人仍能吃飽穿好，相對被剝奪感升高到一定程度，就寧可訴諸賣命、賭命的方式予以宣洩。

這種情緒存在上千年，曾經鼓動幾千次的騷亂事件，不過太平天國有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給素樸的信念一套外來的真理包裝。用一種不是傳統大家所熟悉的說法，卻正因為是外來的，帶有陌生性質，聽起來更有道理。這種訴求、這種狀況，在太平天國滅亡半個多世紀後，又在中國以另一種更為波瀾壯闊的方式複製出現，那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運動。

從一九二○年代快速崛起，到一九四九年取得全中國的政權，開始了長期的統治，除了外緣如中日戰爭的因素外，在內緣、根柢上，中國共產黨憑藉的就是創造出能夠將農民和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思想與組織。

這在中國歷史上幾乎完全沒有前例。我們可以用明末的情況做個明顯的對比：以農民組成的「流寇」得不到士人的支持，李自成的組織裡吸引不了什麼士人，無法建立一個像樣的政府；而由士人組構的幾個南明政權又得不到民心，在基層社會的建造上徹底失敗。

能鼓動人民的，是革命推翻既有秩序，但這是士人最害怕的；而士人所支持的既有秩序、恢復舊秩序，又明顯違背了農民要翻身的強烈情緒，怎麼可能吸引農民呢？然而在中國共產黨崛起過程中，我們看到馬克思主義發揮了前所未見、巨大的社會階層團結作用，是中國共產黨成功的重要關鍵。

一端是農民，他們被素樸的「共產」平等觀念所號召、動員；另一端是知識分子，他們嚮往馬克思主義的外來先進學說，尤其是背後的科學理論保證。如此中國共產黨完成了歷史性的社會連結，所以能在短時間內迸發出驚人的力量，從知識到組織到武裝戰鬥，都遠遠超過包括國民黨在內的中國當時其他政治勢力。

以這種方式崛起的中國共產黨，在建國之後重新整理歷史，不會沒注意到類似的模式出現在太平天國。名字叫「太平天國」，強調的不是「和平」而是「平等」；而且在凸顯「平等」重要性時，洪秀全引用了外來基督教作為權威，創造了一個奇特的「拜上帝教」。披著外來宗教真理訴求的偽裝，使得太平天國和之前的地下會黨，以及五斗米教以降到白蓮教的各式團體，都顯得不一樣。過去地下團體的信仰基礎都入不了士人的法眼，是被士人剝奪其地位與合法性的邊緣思想，於是在動員上有極大的先天限制。

太平天國的全新信仰直接聯繫上從鴉片戰爭到南京條約，大幅衝擊士人文化的西洋思想，再和底層的農民組織綁在一起，讓朝廷和士人們不知該如何應對。更重要的，如同後來的共產主義運動，參與其中的人感受到一份理想與希望的鼓舞。集體行動不只是為了替自己找到溫飽，而是為了在現實中建造「天國」。

接受信仰動員、改造的農民，因而展現了一種特殊的紀律，讓太平天國可以創建政治與財政組織，才能夠將政權延續那麼久。（摘自第八講「絕不太平的「太平天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