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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台灣人:台灣國民性探討


我們台灣人:台灣國民性探討
作者:盧世祥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日期:2021-07-12 00:00:00

<內容簡介>

精彩廣博,發人深省
彭明敏.莊萬壽 鄭重推薦

本書是以「台灣人是誰?哪裡來?哪裡去?」為主軸的系統性論述,也是近代史上首次嘗試系統攻研台灣人性格的奇書。

作者盧世祥說:《多桑的世代》、《台灣的恩人群像錄》加上這本《我們台灣人─台灣國民性探討》,都是個人探索「我是誰」、「我從何而來」的寫作,構成我的「台灣人三部曲」,也是一個台灣新聞記者的懺悔錄。

本書是台灣人有系統攻研台灣人的性格,在近代史上首次嘗試。作者盧世祥一生專業於媒體數十年,普通人見不到的社會的黑與白、清與濁、善與惡、死與生,要寫作此主題,絕不做二人選。。或謂此是彼是,或謂彼非此是,這種爭辯,象徵著台灣人性格的複雜性,真理愈辯愈明。一國國民性格的形成,受歷史和現在因素的影響,無數因數互動制衡,一言以蔽之,共同命運的意識也。今後要寫此主題者必先從看此書開始,且代代台灣人也非看不可。——彭明敏

台灣人是誰?《我們台灣人》開宗明義「台灣國民的組成」,是國民,不是人民,或公民。這也是全書的立場,我們台灣人,就是我們台灣國人。本書是以「台灣人是誰 ?哪裡來?哪裡去?」為主軸的系統性論述。先析解台灣人組成性格之後,進而探析台灣人在台灣社會各個面向的表象和內涵,文字流利淺白,申論邏輯通暢,而又句句有本,明標附注,引用資料眾多,意外有極專業的漢學、人類學……著作,還有不少柔性嘲諷文學的作品,頗引人入勝,這是一部大眾化又兼學術性的台灣人文化批判的傑作。——莊萬壽

本書旨在探討台灣國民性,以台灣國民為主人翁。現實上,台灣國民組成多元,各族群來到美麗之島時間有先後,所佔人口比率有高低,但都是組成台灣國民或「我們台灣人」的重要元素,台灣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所在。千百年來,各族群有各自的文化與性格,為適應福爾摩沙新環境而演變,加上與其他族群交流互動,也受東西洋文化影響,融合變化發展而成台灣文化與國民性。《多桑的世代》、《台灣的恩人群像錄》加上這本《我們台灣人—台灣國民性探討》,都是個人探索「我是誰」、「我從何而來」的寫作,構成我的「台灣人三部曲」,也是一個台灣新聞記者的懺悔錄。——盧世祥

★目錄:

推薦序——台灣的國民性∕彭明敏教授
推薦序——從「我們中國人」到我們台灣人∕莊萬壽教授
自序——三部曲與懺悔錄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台灣國民的組成
第三章 前人對台灣國民性格的分析
第四章 日本的國民性調查與探討
第五章 台灣的國民性調查與探討
第六章 現今的台灣百象——文化篇
第七章 現今的台灣百象——政治篇
第八章 現今的台灣百象——媒體篇
第九章 現今的台灣百象——財經篇
第十章 現今的台灣百象——宗教篇
第十一章 現今的台灣百象——生活篇
第十章 結語

<作者簡介>

盧世祥
一九四九年台灣高雄市出生,父母是台南市安平人。
高雄中學畢業,台灣大學學士、政治大學碩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碩士。
歷任新聞機構記者、編譯、採訪主任、編譯主任、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常務董事、常駐監察人、執行長、董事長、顧問;並先後兼任教職於文化學院、台灣大學。

《做餅的人生 明天有夢》(合著,2001)
《台灣的卓越》(合著,2006)
《構築台灣夢》(2007)
《新聞公害與傳播倫理:不要被媒體牽著鼻子走》(2008)
《從哈巴狗變瘋:台灣媒體亂象紀實》 (2008)
《台灣紳士許遠東》(合著,2010)
《李遠哲與台灣首次政黨輪替》(2013)
《多桑的世代》(2015)
《台灣的恩人群像錄》(2018)
《我們台灣人─台灣國民性探討》(2021)

★內文試閱:

‧推薦序

台灣的國民性∕彭明敏教授

要把握一個人的性格已經不易,何況二千三百萬人的集體。國人言台,通常以「台灣是一個小國」開始,這是絕對的錯誤。台灣面積與荷蘭差不多,人口比聯合國近百會員各國人口之三分之二較多,絕對不是「小國」,列國中是「中型」以上。不幸,與超大國(僅就面積和人口而言,其他則不堪言矣)為鄰,國人看地圖,自嘆自卑,沒有理由。
一般國家國民的性格,在常識中幾乎定型。英國人嚴肅自尊,不苟言笑。法國人機智浪漫,善於言笑。然法國文學產生震撼心胸、良心苦悶的重悲劇。英國文學產生令人快心微笑,優雅幽默的佳作。武士帝國日本侵略,變成典雅優美、清潔前進的和平國家。德國從獨裁專制好戰,變成拔群的經濟和平大國。可見常識中定型的國民性格未必正確,而且國民性格也會激變。
台灣的風俗習慣,日本統治初期,總督府曾經做過大規模調查,出版巨書,可見日本人做事認真踏實。柏楊曾諷刺中國人(書名《醜陋的中國人》),以台灣人視同中國人。本書是台灣人有系統攻研台灣人的性格,在近代史上首次嘗試。作者盧世祥一生專業於媒體數十年,普通人見不到的社會的黑與白、清與濁、善與惡、死與生,要寫作此主題,絕不做二人選。他攻研這個主題,是對的。以他的聰明,應知此書出世,必會惹起一番爭議。或謂此是彼是,或謂彼非此是,這種爭辯,象徵著台灣人性格的複雜性,愈辯愈明。
一國國民性格的形成,受歷史和現在因素的影響,無數因數互動制衡,戰爭、戰勝、戰敗、獨裁、政治、宗教、經濟、文化、民主、音樂、文學、名歌聲、名曲、運動、名小說、名電影、名畫、名雕刻、娛樂、美食、雄辯牧師、流行服飾、名學者、名發明、名發現︙等等說不完,一言之,共同命運的意識也。寡聞,沒有聽到有台灣人士自己認真描述台灣人的性格,從這點說,此書對本人而言是劃期性作品。今後要寫此主題者必先從看此書開始,且代代台灣人也非看不可。在此向盧先生表示敬佩和感謝。

‧摘文

第一章 前言
個人有人格(personality),民族有民族性(ethnicity),國民也有國民性格(nationalcharacter)或國民性,即一個國家的國民集體性格。有關國民性格的觀察與分析,是有趣的題目,常以小說、電影、文學、散文或學術論文等方式探討,引起各方迴響。

以往在台灣,人們至少可讀到威廉.萊德勒(William Lederer)及尤金.伯迪克(Eugene Burdick)的《醜陋的美國人》(The Ugly American)(1958)、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1985)和李喬的《台灣人的醜陋面——台灣人的自我檢討》(1996)等著作。不論是評論或虛構的故事,這些描繪都引起諸多反應,不僅作者是知名作家,其對自己同胞的批判,更為深刻有力。《醜陋的美國人》還改編成電影,由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Jr. )主演,獲頒一九六四年金球獎;另有同名但內容不同的動畫片。

學術界關於國民性格的著作,以李亦園、楊國樞合編的《中國人的性格》(1973)最受重視。其中,楊懋春在這本書所收錄的文章〈中國的家族主義與國民性格〉,對國民性格下了定義:國民性格是指一個國族,或一個民族,其絕大多數人在思想、情操及行為上所表現的某種大概固定型態。其中,思想是指對事物或問題的看法或意見,情操係指人對事物或問題所持的態度、企望、價值判斷等。

楊懋春強調,國民性格至少有幾個特性。首先,它是相對的。任何一種性格,絕不會是一切國民所同具;對國民性格的觀察與解釋,也是人言人異,並各能自成其說。其次,性格是圓活的,並非一成不變。第三,它有一致性或共同性,亦即全體國民或絕大多數國民,在其通常生活上,對事物或問題都有相同的看法或意見,好惡善惡判斷沒重大差異。另一個是長久性,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生活安定,文化有了固定的基礎和軌道,如某種普遍情形仍未改變,才可稱此情形為國民性格。

按此界說,楊懋春認為,中國人的國民性格與傳統的家族主義有密切關係:家族主義是國民性格的造因,國民性格是家族主義的結果。

從而,國民性或民族性,是一個國家、民族,由於地域、歷史、文化、生活等因素影響,形成有別於其他國家的一些共同特質、性格或傾向。例如,有人認為,法國人愛美、閒逸,日本人好學、好勝,德國人認真、嚴謹,西班牙人常遲到等等。這就導致國民性研究雖然有趣,也常有爭議,主要是容易流於表象,或以偏概全,也有形成刻板印象或種族偏見的風險。

國際間,有關國民性或民族性的研究,於二十世紀上半葉開始盛行。有「美國人類學之父」名號的鮑亞士(Franz Boas)的兩位門生,米德(Margaret Mead)與班乃特(Ruth Benedict)受到心理學大師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與榮格(Carl Jung)影響,探討個體的人格特質,受到成長過程的文化與社會影響,提出「文化與人格」(Culture and Personality)之說。其中,米德對薩摩亞人、班乃特對日本國民性的著作,在美國最受重視。

班乃特的《菊花與劍》(The Chrysantbemum and the Sword: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被視為日本研究的經典之作。不僅於美國受重視,在日本也引發探究日本民族性與文化的「日本人論」再度興起。「日本人論」源自江戶時代(1603-1867)的日本國學,明治維新時期再現,二戰之後更為普遍,尤其常與歐美比較,以突出日本文化及國民性格的特色。

歷史上,日本社會對國民性的探討一向有興趣,除了研究自己的國民性,官方還到其他國家做國民性調查研究,並有國際比較。同時,不只國民性,它也有縣民性()的說法,展現日本四十七個行政區(都道府縣)的住民集體性格。

由於各縣的歷史、風土、地形、氣候、人口、產業有別,縣民在想法、氣質,飲食文化、消費、儲蓄及消費行為都出現差異,乃有縣民性的說法。縣民性之說,雖可能流於刻板印象,如京都人注重穿著、大阪人愛好美食、沖繩人比較悠閒……,但透過田野調查、統計及大數據分析,瞭解各地縣民氣質、行動傾向,仍有相當的人文參考價值。

有鑑於族群的文化和性格議題不易量化,定義也未必一致,討論這一議題的著作難免帶有個人主觀性質。日本政府因此長期持續進行「日本人的國民性調查」(「日本人国民性調査」),嘗試以調查統計的相對客觀方式,探究日本人對生活、文化的想法、態度和整體社會價值觀,是研究國民性的範例。

多年來,這項國民性調查,不僅從個人到整體,勾勒日本國民和社會的基本特性,也探究人們的價值、觀念及看法,包括文化認同,對經濟、言論自由、人際關係、政治、科技、宗教、社會安全等層面的意見及觀感。

調查工作由文部科學省轄下的統計數理研究所負責,一九五三年開始,每五年進行一次。

除了探討國民性,日本對國民的改造也很積極。源自十九世紀思想家福澤諭吉,經由日本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對比,就日本國民性進行了嚴厲批判,除了主張「脫亞(洲)論」,也從事社會啟蒙及教育工作,是明治維新的重要人物;日圓最高面額紙幣一萬圓有他的肖像,也深切影響了梁?超等中國知識分子。

擁有世界最多人口的中國,也是對探究國民性很有興趣的國家。尤其在十九世紀末葉、二十世紀初期的自強運動、五四運動之中,處內外交迫的變局,檢討國勢衰頹的議論及行動紛起,志士仁人在批判傳統文化的同時,也探究國民性,並倡議改造被稱「東亞病夫」的中國人之道,而有「改造國民論」。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梁啟超、魯迅、胡適、蔡元培、嚴復、陳獨秀、錢玄同、老舍、傅斯年……都有深刻的觀察和析論。

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一書,曾綜觀中國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及國民性的批判。指出中國長期處於封建體制,傳統文化受扭曲,導致社會發展停滯,也產生許多積習難改的弊病。

李登輝的析論,言簡意賅:胡適一九二八年在《新月雜誌》批判「名教」的文章,即「崇拜所寫文字的宗教」,以口號、標語求心裡的滿足,結果不但沒能解決問題,反而造成價值的顛倒錯亂;魯迅的《阿Q正傳》描寫中國人愛面子的文化,愈是不思解決,只求自我安慰、保住面子的心態,使中國社會陷於停滯,無法進步;郭沫若以《十批判書》《青銅時代》假藉對先秦人物和思想的批判,認為中國只有擺脫傳統的束縛,才有發展的希望;柏楊也以「大醬缸」批判在封建制度下,人們思想言行的扭曲。

李登輝說,他對這些思想家的看法,相當佩服。可惜當時中國社會發展尚未成熟,儘管他們對社會與制度有很深刻的批評,卻無法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

當時倡導改良國民性的知識分子,以梁啟超、魯迅、胡適最具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