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的中國史（10）從士人到商幫，商業驅動的時代：元、明
作者：楊照 出版社：遠流出版 出版日期：2021-04-28 00:00:00

＜內容簡介＞

「中國史」是「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要回答臺灣怎麼來的，不能不理解中國歷史。

以歸零、新解的思維，扭轉你過去所讀的歷史印象
一套重新理解臺灣、理解中國、理解世界的書──

【本冊簡介】
蒙古帝國奉行低度統治，也是停留在中國漢化程度最低的王朝。普遍的身分制，宗教地位提高，異質外來文化，漢人面臨「重新選擇」的自由與壓力。能阻止蒙古人西征腳步的只有蒙古人，伊斯蘭、十字軍、驛站、海上絲路，十四世紀已然存在環遊世界的觀念。
草原習慣與農業文明的混搭，終究腐蝕了元朝，官軍無力鎮壓反亂，使得元末社會快速軍事化。白蓮教串連各地反抗勢力，民間蜂起並非訴諸民族仇恨；朱元璋最大的挑戰不是「殺韃子」，而是在地方普遍散架下收攏情勢。明朝初建，從《大誥》到「胡惟庸案」，士人集團備受打壓，官僚從此降等，只被皇帝當作「吏」來使用。
朱元璋想像的天下秩序，是大家都安居在里甲制度中，反而使得城市與商業的自由愈發吸引人。晉商憑「開中制」坐大，徽商明確提出「士商異術而同志」的主張，建立門風價值觀。百科刊物、奢侈品市場、專業化百工……，明代商業以百倍的力量在發展，卻沒有沖倒文人文化，成為驅動歷史的關鍵力量。

【突破看點】
◆跳脫民族本位，好好認識大蒙古帝國
◆探看西方人眼中的中國與東西交通
◆朱元璋何以得天下？揭祕其政治天分與歷史作為
◆明朝繼承宋？繼承元？稱得上「資本主義萌芽」？
◆深入了解「商幫」和俗民文化的崛起

★本書特色：

【系列特色】（共13冊，陸續出版中）
◆這是為臺灣讀者而寫的中國通史──只看臺灣，不可能真正認識臺灣。從臺灣主體性出發，中國史是構成及解釋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既是「一家之言」，又超越「一家之見」──楊照自比為「二手研究整合者」，站在前輩同輩學者的龐大學術基礎上，為讀者進行有意義的選擇，建立有意義的觀點。
◆全「新」的讀史方法──考古挖掘、敦煌文獻、大內檔案……，王國維、陳寅恪等開啟的新史學革命，以及中、臺、日和歐美學界的新研究成果，充分運用近百年新史料、新觀點，取代傳統舊說法。
◆用問題邀請讀者──探討歷史運作的深層邏輯，不只學What（歷史上發生了什麼），更要探究How and Why（這些事如何發生，為什麼會發生）。
◆點燃思考的靈光──從社會型態、民生經濟、食衣住行、文化思想的角度切入，關注歷史變化脈絡，自然而然引導獨立思辨的能力。
◆學習「活」的歷史──打破傳統帝王將相的「王朝史觀」，去除「中國同質性文化」的假設，改用「求異」的眼光，凸顯長久以來被忽視或誤讀的現象。
◆清奇的「說史」方式──既有平易酣暢的故事感，亦有歷史的現場感，更有啟迪思考的深度與廣度。

★專家推薦：

小野（作家）．祁立峰（《讀古文撞到鄉民》作者）．余遠炫（歷史專欄作家）．
果子離（作家）．胡川安（中央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張大春（作家）．張鐵志（作家）．黃益中（公民教師、《思辨》作者）．
詹宏志（PChome Online網路家庭董事長）．楊斯棓（方寸管顧首席顧問、醫師）．
蔡詩萍（作家、廣播電視主持人）．鄭俊德（「閱讀人」創辦人）．
陳一隆（臺中一中歷史教師）．陳婉麗（明道中學歷史教師）．曾冠?（薇閣中學教師）．
黃春木（建國中學歷史教師）．蘇美月（高雄女中歷史教師）．黑貓老師（網路說書人）．
文化界、教育界 磅礡推薦

臺灣是臺灣，但唯有認識中國，臺灣才顯現更自在的位置。──蔡詩萍
這一系列的書，對於臺灣人了解自己「為什麼是現在的自己」非常重要。──小野
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是世界的一部分。了解臺灣，認識中國，才能立足世界。──楊斯棓
歷史是思辨的題材，楊照老師以臺灣為本，提供嶄新的視角。──黃益中
學院中的歷史過於艱深，普及的又著重帝王將相，無法給予知識上的啟發。幸好我們等到了楊照。──胡川安
這是一套非常適合高中師生共同閱讀的好書。──曾冠?（薇閣中學教師）

★目錄：

序 中國史是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前言 「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第一講 蒙古帝國的全貌
01元朝：對中國文化最陌生的朝代
02不和漢人分權，「小根腳難登白玉堂」
03阿拉伯人記憶中的蒙古戰士
04蒙古人的作戰工藝與屠城傳言
05旭烈兀對伊斯蘭世界的進襲
06伊兒汗國和金帳汗國的信仰武裝衝突
07蒙古帝國的統治、瓦解與歷史遺產
08拉近南北差距，分裂到統一的調整期
09中國文化面臨「重新選擇」的自由
10元朝的戶計制度和「菁英角色的擴散」
11中國的「蒙古化」，改變文明的樣貌

第二講 蒙古帝國的東方一部
01從元朝世系表看出什麼端倪？
02兩個至元、兩個伯顏，不在意記錄需要
03漢化上的遲緩，與單軌多層身分制
04元朝統治為何不需要漢人？兼看包稅法
05草原習慣與農業文明的混搭
06疲於徵調，失去游牧與戰鬥本事
07草原帝國的成分，高於作為中國的王朝
08文人在元朝可以做怎樣的選擇？
09文人和政治身分隔開、和商業機制結合

第三講 漢人與漢文化處境
01南宋理學在北方重建的契機
02朱學：簡化儒學，提供科舉擴張的條件
03天下大志縮水、轉而地方化的南宋士人
04理學官學化的關鍵人物：許衡
05有特殊保障和社會地位的「儒戶」
06元代科舉怎麼考？連鎖效應又是什麼？
07《元西域人華化考》的現代觀察
08從三個家族的姓名看漢化這件事
09文人的身分認同高過種族區別
10士人意識與文人文化在元代得以傳承

第四講 宋元時期的東西交通
01抗爭傳遞虛偽訊息、扭曲真理的人
02伊斯蘭的聖地崇拜與基督教的朝聖傳統
03十字軍東征的歷史背景為何？
04中古歐洲的騎士團與騎士精神
05以宗教為藉口的一樁集體生意
06海上絲路與指南針的西傳
07市舶司與驛站，海陸交通的重要設置
08十四世紀已經存在環遊世界的觀念
09以國家力量經營船運與海上貿易
10羅馬教廷與蒙古帝國的交流
11造紙術和印刷術帶給歐洲的衝擊

第五講 「殺韃子」與漢民族意識
01朱升的三句建言和明王信仰的聲勢
02宗教寬容下，至福投射的白蓮教興起
03官軍被看扁，元末社會快速軍事化
04「紅巾」和「黃巾」，歷史上的既視
05南北兩大「紅軍」：徐壽輝與韓林兒
06元末大亂起因：災荒現實？民族主義？
07朝廷封官為誘，割據勢力忽降忽叛
08官軍也牽扯在合縱連橫的互鬥中
09真正的難題不是殺韃子，而是整合勢力
10不單純從異質角度看元到明的變化

第六講 明朝的建立與朱元璋
01依附郭子興及「濠州幫」的效忠
02朱元璋的家鄉執念和地域觀念
03三分局勢，考驗朱元璋的軍事判斷力
04陳友諒和朱元璋實力消長的轉折點
05東、西兩面的襲擊與蕭牆之禍
06陳友諒的哀歌：鄱陽湖水戰
07掃蕩湖廣，創建「衛所制」
08擊潰張士誠，發動幾無前例的北伐
09將政權合法性建立在和元朝的連結上
10成功在於「中間」地位與堅持條理
11不停的軍事腳步中忽略的地方制度

第七講 從明朝政制看元朝的影響
01問不同的問題，會帶你到不同的地方
02得天下的為什麼是朱元璋？
03《大誥》：戶戶有此一本的價值觀教材
04逆轉官與民關係的重要訓誡
05從「空印案」看整肅吏治的雷厲作為
06淮西集團的坐大與「胡惟庸案」
07中央廢除中書丞相，地方取消行中書省
08《大明律》的重其重罪，一貫即貪汙
09官員在律令前沒有特權，更被嚴苛看管
10「官」整體降等為「吏」
11文人的價值舊夢，卻失去了尊嚴

第八講 明代商業運作與「資本主義萌芽期」
01「資本主義萌芽期」探源
02社會主義革命前，先得進入資本主義
03農民路線與唯物史觀的矛盾與調和
04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
05擺脫「萌芽」框架的經濟史資料庫
06社會活力重新分配與白銀的流通
07百工專業化，無所不是商品
08「南都繁會圖卷」呈現的商業繁榮
09城市：明代最新鮮、最漂亮的風景
10冶鐵、織造、造船，初步的工業化跡象

第九講 商幫的崛起
01唐德剛的《晚清七十年》和《胡適雜憶》
02地圖、算學，減少經商困擾的實用工具
03安居「里甲」，朱元璋想像的天下秩序
04明代眾多人口隱匿到哪裡去了？
05可以左右一座城市榮枯的商幫
06「開中制」運糧換鹽，晉商藉以坐大
07「折色」靠關說，與商幫興起四步驟
08徽商的主張：「士商異術而同志」
09資本流入「烏紗帽」和「紅繡鞋」

第十講 雅俗之間的文化活力
01大量製造廉價書的供應中心出現
02興盛的藏書風氣和成熟的印刷工業
03《三台萬用正宗》是百科也是投資指南
04發達的地理述記與《徐霞客遊記》
05從邸報到民間報房，從書信到尺牘之書
06「家訓」表現的純樸家風和士人外殼
07「功過格」與《格古要論》
08商業領域尋求向文人文化靠攏
09最想生活在十六世紀的中國

＜作者簡介＞

楊照
本名李明駿，1963年生，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曾為哈佛大學史學博士候選人。
擅長將繁複的概念與厚重的知識，化為淺顯易懂的故事，寫作經常旁徵博引，在學院經典與新聞掌故間左右逢源，字裡行間洋溢人文精神，並流露其文學情懷。近年來累積大量評論文字，以公共態度探討公共議題，樹立公共知識份子的形象與標竿。
曾任《明日報》總主筆、遠流出版公司編輯部製作總監、臺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新新聞》週報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等職；現為「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 BRAVO FM91.3電台「閱讀音樂」、臺北電台「楊照說書」節目主持人，並固定在「誠品講堂」、「敏隆講堂」、「趨勢講堂」及「藝集講堂」開設長期課程。著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散文、文學文化評論集、現代經典細讀等著作數十冊。

★內文試閱：

‧作者序

中國史是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歷史知識建立在兩項基本信念上，第一是相信人類的事物都是有來歷的，沒有什麼是天上掉下來或奇蹟所創造的；第二則是相信弄清楚事物的來歷很重要，大有助於我們分析理解現實，看清楚現實的種種糾結，進而對於未來變化能夠有所掌握，做出智慧、準確的決定。
歷史教育要有意義、有效果，必須回歸到這兩種信念來予以檢驗，看看是否能讓孩子體會、掌握歷史知識的作用。
不管當下現實的政治態度是什麼，站在歷史知識的立場上，沒有人能否認臺灣是有來歷的，不可能是開天闢地就存在，也不可能是什麼神力所創造的。因而歷史教育最根本該教的，就是「臺灣怎麼來的」。
要回答「臺灣怎麼來的」，必定預設了臺灣有其特殊性，和其他地方、其他國家不一樣，所以才需要從時間上溯源去找出之所以不一樣的理由。臺灣為什麼會有不一樣的文化？為什麼會有不一樣的社會？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狀態？為什麼會和其他國家產生不同的關係？……
所謂以臺灣為本位的歷史教育，就是認真地、好好地回答這幾個彼此交錯纏結的大問題。那麼歷史教育的內容好不好，也就可以明確地用是否能引導孩子思考、解答這些問題來評斷了。
過去將臺灣歷史放在中國歷史裡，作為中國歷史一部分的結構，從這個標準上看，有著明白而嚴重的缺失，那就是忽略了臺灣複雜的形成過程，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臺灣從十七世紀就在東亞海域衝突爭奪中有了角色，中國之外的各種力量長期影響了臺灣。只從中國的角度，不看來自荷蘭、日本、美國等政治與文化作用，絕對不可能弄清楚臺灣的來歷。
但是，過去的錯誤不能用相反的方式來矯正。臺灣歷史不應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然而中國歷史卻仍然是臺灣歷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關鍵重點在調整如此的全體與部分關係，確認不該將臺灣史視為中國史的一部分，而該翻轉過來將中國史視為構成及解釋臺灣史的一部分。這樣調整之後，再來衡量中國史在如此新架構中該有的地位與分量。
不只是臺灣的社會與文化，從語言文字到親族組織原則到基本價值信念，和中國歷史有著太深、太緊密的連結；就連現實的政治與國際關係，去除了中國歷史變化因素，就無法理解了。硬是要降低中國歷史所占的比例分量，降低到一定程度，歷史就失去了解釋來歷和分析現實的基本作用了。
從歷史上必須被正視的事實是：中國文化的核心是歷史，保存歷史、重視歷史、訴諸歷史是中國最明顯、最特殊的文化性格。因而中國文化對臺灣產生過的影響作用，非得回到中國歷史上才能看得明白。
不理解中國史，拿掉了這部分，就不是完整的臺灣史。東亞史的多元結構無法提供關於臺灣來歷的根本說明，諸如：臺灣人所使用的語言文字、所信奉的宗教與遵行的儀式、內在的價值判斷優先順序、對於自我身分角色選擇認定的方式、意識深層模仿學習的角色模式……
歷史教育需要的是更符合臺灣特殊性的多元知識，但這多元仍需依照歷史事實分配比例，一味相信降低中國史比例就是對的，違背了歷史事實，也違背了歷史知識的根本標準。

‧前言

「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１
錢穆（賓四）先生自學出身，沒有學歷，沒有師承，很長一段時間在小學教書，然而他認真閱讀並整理了古書中幾乎所有春秋、戰國的相關史料，寫成了《先秦諸子繫年》一書。之所以寫這樣一本考據大書，很重要的刺激來自於名譟一時的《古史辨》，錢穆認為以顧頡剛為首的這群學者，「疑古太過」，帶著先入為主的有色眼光看中國古代史料，處處尋覓偽造作假的痕跡，沒有平心靜氣、盡量客觀地做好查考比對文獻的基本工夫。工夫中的工夫，基本中的基本，是弄清楚這些被他們拿來「疑古辨偽」的材料究竟形成於什麼時代。他們不願做、不能做，以至於許多推論必定流於意氣、草率，於是錢穆便以一己之力從根做起，竟然將大部分史料精確排比到可以「編年」的程度。
很明顯地，《先秦諸子繫年》的成就直接打擊《古史辨》的可信度。當時任職燕京大學，在中國學術界意氣風發、引領風騷的顧頡剛讀了《先秦諸子繫年》，立刻理解體會了錢穆的用意。他的反應是什麼？他立刻推薦錢穆到廣州中山大學教書，也邀請錢穆為《燕京學報》寫稿。中山大學錢穆沒有去，倒是替《燕京學報》寫了〈劉向歆父子年譜〉，錢穆自己說：「此文不啻特與頡剛諍議，頡剛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薦余在燕京任教。」
這是個「民國傳奇」。裡面牽涉到那個時代學者對於知識學問的熱情執著，也牽涉到那個時代學者的真誠風範，還牽涉到那個時代學院重視學識高於重視學歷的開放氣氛。沒有學歷的錢穆在那樣的環境中，單純靠學問折服了潛在的論敵，因而得以進入當時的最高學府任教。
這傳奇還有後續。錢穆後來從燕京大學轉往北京大學，「中國通史」是當時政府規定的大學歷史系必修課，北大歷史系慣常的做法，是讓系裡每個老師輪流排課，將自己所擅長的時代或領域，濃縮在幾堂課中教授，用這種方式來構成「中國通史」課程。換句話說，大家理所當然認為「中國通史」就是由古至今不同斷代的中國歷史接續起來，頂多再加上一些跨時代的專史。
可是被派去「中國通史」課堂負責秦漢一段歷史的錢穆，不同意這項做法。他公開地對學生表達了質疑：不知道前面的老師說了什麼，也不知道後面的老師要說什麼，每個老師來給學生片片斷斷的知識，怎麼可能讓學生獲得貫通的中國史理解？學生被錢穆的質疑說服了，也是那個時代的精神，學生認為既然不合理就該要求改，系裡也同意既然批評反對得有道理就該改。
怎麼改？那就將「中國通史」整合起來，上學期由錢穆教，下學期則由系裡的中古史大學者陳寅恪教。這樣很好吧？問了錢穆，錢穆卻說不好，而且明白表示，他希望自己一個人教，而且有把握可以自己一個人教！
這是何等狂傲的態度？本來只是個小學教員，靠顧頡剛提拔才破格進到北大歷史系任職的錢穆，竟然敢排擠數不清精通多少種語言、已是中古史權威的大學者陳寅恪，自己一人獨攬教「中國通史」的工作。他憑什麼？他有資格嗎？
至少那個年代的北大歷史系覺得錢穆有資格，就依從他的意思，讓他自己一個人教「中國通史」。錢穆累積了在北大教「中國通史」的經驗，後來抗戰中隨「西南聯大」避居昆明時，埋首寫出了經典史著《國史大綱》。

２
由《國史大綱》的內容及寫法回推，我們可以明白錢穆堅持一個人教「中國通史」，以及北大歷史系接受讓他教的理由。那不是他的狂傲，毋寧是他對於什麼是「通史」，提出了當時系裡其他人沒想到的深刻認識。
用原來的方式教的，是「簡化版中國史」，不是「中國通史」。「中國通史」的關鍵，當然是在「通」字，而這個「通」字顯然來自太史公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司馬遷的《史記》包納了上下兩千年的時代，如此漫長的時間中發生過那麼多的事，對於一個史家最大的挑戰，不在如何蒐集兩千年留下來的種種資料，而在如何從龐大的資料中進行有意義的選擇，從中間選擇什麼，又放棄什麼。
關鍵在於「有意義」。只是將所有材料排比出來，呈現的勢必是偶然的混亂。許多發生過的事，不巧沒有留下記錄資料；留下記錄資料可供後世考索了解的，往往瑣碎零散。更重要的，這些偶然記錄下來的人與事，彼此間有什麼關聯呢？如果記錄是偶然的，人與人、事與事之間也沒有什麼關聯，那麼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事要做什麼？
史家的根本職責就在有意識地進行選擇，並且排比、串聯所選擇的史料。最簡單、最基本的串聯是因果解釋，從過去發生的事情中去挖掘、去探索「因為／所以」：前面有了這樣的現象，以至於後來有了那樣的發展；前面做了這樣的決定，導致後來有了那樣的結果。排出「因為／所以」來，歷史就不再是一堆混亂的現象與事件，人們閱讀歷史也就能夠藉此理解時間變化的法則，學習自然或人事因果的規律。
「通古今之變」，也就是要從規模上將歷史的因果解釋放到最大。之所以需要像《史記》那樣從文明初始寫到當今現實，正因為這是人類經驗的最大值，也就提供了從過往經驗中尋索出意義與智慧的最大可能性。我們能從古往今來的漫長時間中，找出什麼樣的貫通原則或普遍主題呢？還是從消化漫長時間中的種種記錄，我們得以回答什麼只有放進歷史裡才能回答的關鍵大問題呢？
這是司馬遷最早提出的「通古今之變」理想，這應該也是錢穆先生堅持一個人從頭到尾教「中國通史」的根本精神價值來源。「通史」之「通」，在於建立起一個有意義的觀點，幫助學生、讀者從中國歷史中看出一些特殊的貫通變化。這是眾多可能觀點的其中一個，藉由歷史的敘述與分析能夠盡量表達清楚，因而也必然是「一家之言」。不一樣的人研究歷史會看到、凸顯不同的重點，提出不同的解釋。如果是因不同時代、不同主題就換不同人從不同觀點來講，那麼追求一貫「通古今之變」的理想與精神就無處著落了。

３
這也是我明顯自不量力一個人講述、寫作一部中國歷史的勇氣來源。我要說的，是我所見到的中國歷史，從接近無窮多的歷史材料中，有意識、有原則地選擇出其中的一部分，講述如何認識中國歷史的一個故事。我說的，只是眾多中國歷史可能說法中的一個，有我如此訴說、如此建立「通古今之變」因果模式的道理。
這道理一言以蔽之，是「重新認識」。意思是我自覺針對已經有過中國歷史一定認識的讀者，透過學校教育、普遍閱讀甚至大眾傳媒，有了對中國歷史的一些基本常識、一些刻板印象。我試圖要做的，是邀請這樣的讀者來「重新認識」中國歷史，來檢驗一下你以為的中國歷史，和事實史料及史學研究所呈現的，中間有多大的差距。
也就是在選擇中國史敘述重點時，我會優先考慮那些史料或史學研究上相當扎實可信，卻和一般常識、刻板印象不相合甚至相違背的部分。這個立場所根據的，是過去百年來，「新史學」、西方史學諸方法被引進運用在研究中國歷史所累積的豐富成果。但很奇怪的，也很不幸的，這些精采、有趣、突破性的歷史知識與看法，卻遲遲沒有進入教育體系，沒有進入一般人的歷史常識中，以至於活在二十一世紀的大部分人對中國歷史的認識，竟然都還依循著一百多年前流通的傳統說法。「重新認識」的一個目的，就是用這些新發現、新研究成果，來修正、挑戰、取代傳統舊說法。
「重新認識」的另一個目的，是回到「為什麼學歷史」的態度問題上，提供不同的思考。學歷史到底在學什麼？是學一大堆人名、地名、年代，背誦下來在考試時答題用？這樣的歷史知識，一來根本隨時在網路上都能查得到，二來和我們的現實生活有什麼關聯？不然，是學用現代想法改編的古裝歷史故事、歷史戲劇嗎？這樣的歷史，固然有現實連結，方便我們投射感情入戲，然而對於我們了解過去、體會不同時代的特殊性，有什麼幫助呢？
在這套書中，我的一貫信念是，學歷史最重要的不是學What──歷史上發生了什麼，而是更要探究How and Why──去了解這些事是如何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沒有What當然無從解釋How and Why，歷史不可能離開事實敘述只存在理論；然而歷史也不可以、不應該只停留在事實敘述上。只敘述事實，不解釋如何與為什麼，無論將事實說得再怎麼生動，畢竟無助於我們從歷史而認識人的行為多樣性，以及個體或集體的行為邏輯。
藉由訴說漫長的中國歷史，藉由同時探究歷史中的如何與為什麼，我希望一方面能幫助讀者梳理、思考今日當下這個文明、這個社會是如何形成的；另一方面能讓讀者確切感受到中國文明內在的多元樣貌。在時間之流裡，中國絕對不是單一不變的一塊，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明曾經有過太多不一樣的變化。這些歷史上曾經存在的種種變貌，總和加起來才是中國。在沒有如實認識中國歷史的豐富變化之前，讓我們先別將任何關於中國的看法或說法視為理所當然。

４
這是一套一邊說中國歷史，一邊解釋歷史知識如何可能的書。我的用心是希望讀者不要只是被動地接受這些訊息，當作是斬釘截鐵的事實；而是能夠在閱讀中主動地參與，去好奇、去思考：我們怎麼能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又如何去評斷該相信什麼、懷疑什麼？歷史知識的來歷常常和歷史本身同樣曲折複雜，甚至更加曲折複雜。
這套書一共分成十三冊，能夠成書最主要是有「敏隆講堂」和「趨勢講堂」，讓我能夠兩度完整地講授中國通史課程，每一次的課程都前後橫跨五個年頭。換句話說，從二○○七年第一講開講算起，花了超過十年時間。十年備課、授課的過程中，大部分時間用於消化各式各樣的論文、專書，也就是關於中國歷史的研究，並努力吸收這些研究的發現與論點，盡量有機地編組進我的歷史敘述與討論中。明白地說，我將自己的角色設定為一個勤勞、忠實、不輕信、不妥協的二手研究整合者，而不是進入原始一手材料提出獨特成果的人。也只有放棄自己的原創研究衝動，虛心地站在前輩及同輩學者的龐大學術基礎上，才有可能處理中國通史題材，也才能找出一點點「通」的心得。
將近兩百萬字的篇幅，涵蓋從新石器時代到辛亥革命的時間範圍，這樣一套書，一定不可避免地含夾了許多錯誤。我只能期望能夠將單純知識事實上的「硬傷」降到最低，至於論理與解釋帶有疑義的部分就當作是「拋磚引玉」，請專家讀者不吝提出指正意見，得以將中國歷史的認識推到更廣且更深的境界。

‧推薦序

我的朋友楊照，以十年時光，透過漫長的「民間講堂」，爬梳中國史的層層迷霧，最終要推出一套十三冊《不一樣的中國史》！我衷心期待，也誠心推薦。
楊照是臺灣典型「公共知識份子」，博雅多聞，見識恢宏，能見人所不及見，敢言人所不敢言。在「去中國化」的臺灣史論述風潮中，他標舉多角度、多面向，客觀理解中國史，才可撥雲見日，凸顯臺灣史的獨特性。這就是師承胡適之，不被人家牽著鼻子走的獨立思考，自由主義學風！
臺灣是臺灣，但唯有認識中國，臺灣才顯現更自在的位置。
──蔡詩萍（作家、廣播電視主持人）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閲讀這一系列的書，也認為在此時此刻出版這一系列的書，對於臺灣人了解自己「為什麼是現在的自己」非常重要。記得三十年前陪伴兒子讀國中歷史時我非常焦慮，因為歷史課本中完全是刻板的，甚至帶有政治立場的中國史，臺灣幾乎是故事裡的路人甲，是不存在的。於是我決定矯正這樣的觀點，為兒子完成了一個「有臺灣」存在的歷史大表格。我本身也是在這樣的歷史敎育中長大，所以我的能力很有限，只能靠大量閲讀可以找到的臺灣史料。多年以後，我陸續讀過楊照寫的關於臺灣歷史的觀點，有很多的?發，也更加相信，要了解臺灣的歷史，中國歷史絶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拋開所有的政治論述和目的，中國史是臺灣史的一部分，這樣的說法是我最能接受的論點。想要了解臺灣，我們得先了解中國，這並不違背臺灣的主體性和尊嚴。
期待這一系列書籍的出版。
──小野（作家）

過去臺灣人所受的教育，總被教導「臺灣史是中國史的一部分」，近年則以「去中國化」一詞挑動眾人的敏感神經。其實「去中國化」並不是指揚棄漢字（揚棄漢字的是共產黨政權）或和中國有關的一切，「去中國化」去的是「奉中國為正朔，視臺灣為邊陲」的史觀。
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國則是我們無法選擇的鄰居，我們不能閃避，甚至要深入了解，如此，才能用最高明的態度尋求相處之道。
了解臺灣，認識中國，才能立足世界。
──楊斯棓（方寸管顧首席顧問、醫師）

歷史是一條延續的長河，知道從哪裡來，才能找到方向往哪裡去。問題在於，歷史的詮釋權往往落在政治權力擁有者手上，由此建構的史觀，不僅單一而且偏狹，淪為政治服務的工具。偏偏執政者樂此不疲，古今中外比比皆是，生長在臺灣的我們，過去教科書裡所描述的中國史，自然也不例外。
歷史應該是思辨的題材，是啟迪人心的寶庫。楊照老師以臺灣為本，放眼中國千古歷史，提供嶄新的視角，給讀者重新省思，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黃益中（公民教師、《思辨》作者）

如果我們看鄰近的日本，長期以來對於中華文化的理解是相當深刻的，不管在學院或一般知識界都是如此。然而，長期以來，臺灣缺乏引路人帶我們走進中國歷史。
臺灣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寶庫，中華文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管對於中國是何種態度，我們都要理解這個鄰居給我們的影響，透過歷史理解中華文化是一把很好的鑰匙。
然而，學院中的歷史過於艱深難懂，普及的又著重帝王將相的稗官野史，無法給予我們知識上的啟發。幸好我們等到楊照的這部通史，幫大家補了一堂不一樣的中國歷史課。
──胡川安（中央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在戰後幾代人的體制教育中，我們從未好好地認識中國史，而過去三十年來，當我們（正確地）典範轉移到臺灣史視角，更不重視中國歷史了。但誠如楊照所寫，要回答臺灣怎麼來的，不能不理解中國歷史。若能認識那漫長文明所留下的遺緒，如何作為一個外在力量與內在因素，影響或形塑了當下在臺灣的文化內涵與自我認同，我們才更能建立起新的主體身分。這個工作或許沒有人比楊照更適合，一位受過專業中國史學訓練又懂得跟大眾說故事的作家與民間學者。
──張鐵志（作家）

中國歷史淵遠流長、浩瀚紛繁，想要從中梳理，有時望而興嘆，不知從何讀起。楊照先生這一系列《不一樣的中國史》，則巧妙地找到了詮釋的角度與觀點，不僅思辨歷史的意義，也讓過去的歷史鮮明地活在當代。
讀歷史學智慧，歷史不是教科書上的教條文字，更需要理解與善解，挖掘它的價值。《不一樣的中國史》就是這樣的好書，值得探閱。
──余遠炫（歷史專欄作家）

有句話說：「歷史給人類最大的教訓，就是人類永遠無法從歷史當中獲得教訓。」
楊照老師以十年時間「說史」，匯集出百萬字篇幅的大作，訴說曾經輝煌帝王將相、熱鬧尋常百姓人家，儘管早已化為塵土，留下的典故依舊震耳欲聾。
──鄭俊德（「閱讀人」創辦人 ）

無論從文化傳承、地緣關係或全球視野來看，中國歷史的重要性一直存在，可惜因為過往糾葛及現勢衝突，中國歷史的價值逐漸在臺灣遭到忽略或誤解。
楊照新著《不一樣的中國史》系列逆勢而起，意義何在呢？
一、從臺灣主體性出發，展現對中國歷史的重新理解及詮釋。
二、重視意義脈絡的「通」，扭轉目前簡化、割裂中國歷史的學習方式。
三、統整海峽兩岸、日本及西方學術界跨學科研究成果，非一地、一家之見。
要真正認識臺灣，至少得連結中國史及東亞史脈絡來理解，楊照新著做了連結中國史的部分，但還沒結束，後勢值得期待。
──黃春木（建國中學歷史教師）

授課與學習方式的變革，這些年來在臺灣如火如荼地展開，然而有限的中學歷史課堂數，加上升學仍然是重要目標，歷史課的進行多半還是偏重於「歷史知識」的傳授與學習。至於課本上的「歷史知識」是如何產出的，通常也只是一句「歷史知識是史家研究的成果」簡略帶過，於是綜合各家研究成果的歷史課本內容就只是一堆看似有系統的知識堆疊。
讀《不一樣的中國史》，欣然看到史家梳理史料、比較推論的過程，在楊照老師的筆下生動展開，「歷史知識」有了活脫脫的生命歷程，而「製作歷史」的曲折和迷人，也讓史家們的經驗成了一部動人的精采人生。這真是一套好書！
──陳婉麗（明道中學歷史教師）

這是一套非常適合高中師生共同閱讀的好書。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將高中歷史課程從過往的編年史編排，改為主題式的探究學習，雖然能啟發學生思考歷史事件的各個面向，但也可能讓學生忽略客觀事件的細節與結果。因此在課堂學習過後，若能選擇閱讀楊照先生這套《不一樣的中國史》，必能深化學生自身的文史素養，也能對臺灣、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更有時間縱深的理解，進而形成一套自我價值判斷的標準與主體性思考。
誠摯推薦給大家。
──曾冠?（私立薇閣中學教師）

‧摘文

阿拉伯人記憶中的蒙古戰士
幫助我們擺脫偏見，更能夠看清楚蒙古史實的重要因素，是存在著許多中文以外的史料可供對比。
二○○三年發生的世界大事，是美國發動第二次波灣戰爭，出兵攻打伊拉克。美國積極準備出兵時，半島電視臺播放了賓拉登談話的影片。影片中主要是譴責美國，其中有一段話，賓拉登提到了一九九○年老布希擔任美國總統時的第一次波灣戰爭，當時的國防部長就是二○○三年美國副總統錢尼，當時的三軍聯席會議主席，等同於參謀總長的，就是二○○三年美國國務卿鮑爾。賓拉登特別指名道姓地指責這兩個人，說他們派兵入侵巴格達，對巴格達造成的破壞、傷害遠大過Hulagu。
賓拉登的話說得很快，一下就帶過去了，但在美國卻引發了困擾，Hulagu是什麼？為什麼將錢尼、鮑爾和Hulagu相比呢？
Hulagu有另一種拼法，是Hülegü，就是中文裡的「旭烈兀」。美國人不熟悉，但賓拉登透過半島電視臺說給阿拉伯人聽時，他認定阿拉伯人都知道，因為那是他們歷史常識中的一部分。在阿拉伯人的集體意識中，旭烈兀給他們留下了強烈的印象、深遠的記憶。
於是我們知道，應該要到阿拉伯的史料中去尋找和旭烈兀有關的記錄，我們也的確可以從阿拉伯的史料中找到很多重要的訊息。他們對蒙古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蒙古人帶著眾多牲口同行。這項特性相對在中國的記錄中沒有那麼突出，因為蒙古人進入中國的顯目破壞，來自於大量的攻城機具。然而阿拉伯的史料讓我們明白，蒙古人運用的獸力規模，震撼了同樣具備和牲口共處豐富經驗的民族。
蒙古人帶來了難以計數的牛隻，還有比牛隻更多的馬匹。蒙古騎士的人數往往還少於馬的數量，也就是騎一匹馬，同時還拉著另一匹、甚至幾匹馬。長途跋涉或激烈戰鬥中，一匹馬倒下去了，蒙古騎士卻不會落地，可以迅速換上另一匹馬，繼續前進或繼續攻擊。牛和馬可以運載較重的物資，包括他們在中國學會建造的大型攻城機具，能夠移動很長遠的距離。
巴格達的圍城記錄中提到了蒙古人來襲的恐怖經驗，其中包括我們今天很難想像的聲音帶來的震撼。蒙古人還在大老遠、巴格達守城者的箭還射不到的距離之外，就先傳來了聲音，主要是牲口運動和嚎叫的聲音。這些聲音很快地籠罩了城牆周圍，使得守衛們在守城的過程中，鄰兵之間都無法交談，遑論在幾公尺外傳達命令了！
也是透過阿拉伯人的記錄，可以明瞭蒙古人的一些特殊專長。他們和牲口間的關係極為密切，所到之處令人難忘。草原上不容易有固定的飲水供應，但對蒙古人來說，牲口就是他們主要儲水和大量儲水的工具。有水的地方，讓牲口喝足了水，一般在路上，蒙古人最常飲用的不是水，而是馬奶。還有，當時讓阿拉伯人聞之色變的一個字叫做kumis，指的是用馬奶釀成的酒。當蒙古人集體狂飲，大喊「kumis! kumis!」，喝到一定程度就紅眼要殺人了。
馬奶是蒙古人最主要的飲品，馬奶酒是他們生活上最主要的享受，而他們在戰場上還有另一項其他軍隊不會有的優勢，也來自於馬。如果缺水乾渴時，他們就將馬殺了，直接喝馬血。據說馬血的味道很恐怖，馬奶酒也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而蒙古人卻能如此將生活與戰鬥條件密切配合起來。
除了馬之外，最重要的負重動物是牛；還有蒙古人的主要食物，那是羊。就連他們使用的武器，都和這些動物有著特殊關係。他們懂得如何運用牛皮造出驚人的弓箭。蒙古人在草原上最鮮明的形象就是騎馬彎弓，他們使用的是「複合反曲弓」，弓臂以木材、牛角、動物肌腱等複合材質製成，將掰彎的材料朝反向再彎折一次，創造出極大的拉力，有效射程可達三百多公尺。
他們另外有就算是大力士也沒辦法一個人彎的弓，通常至少要合兩人之力，才彎得了這種戰鬥弓。所以真正在攻伐過程中，通常要先準備好幾面彎好的弓，戰士所要做的不是彎弓，毋寧是放弓，也就是將箭搭上去，瞄準後將卡住滿弓的機制放開，箭就勁射出去。然後放過箭的弓由專人負責合力再將弓張滿。這樣的弓箭產生的勁道，遠超過阿拉伯世界原本所認識的，自然為蒙古人帶來巨大的戰力，還有驚嚇的效果。（摘自第一講〈蒙古帝國的全貌〉）

真正的難題不是殺韃子，而是整合勢力
整理一下，元末出現了多層次的地方變亂。最高層級是像察罕帖木兒、孛羅帖木兒這樣的勢力，他們從元朝既有的地方分權體制中脫化出來，得到了更高的自主性，變成了不受朝廷號令的割據軍閥。
擴廓帖木兒接掌察罕帖木兒的權力之後，割據區域內產生新的衝突。原本服從察罕帖木兒的漢人將領李思齊，帶著自己的部隊挑戰擴廓帖木兒，發生了地區性的內戰。
往下一個層級，是像張士誠或陳友定，依據一座縣城而形成勢力，有的自己稱王，有的接受朝廷封官收編，但實質上獨立行事。也就是地方勢力的劃分到達縣的等級，更進一步的碎裂化。
還有再下面一個等級，那是流竄的「匪」或「盜賊」。他們和原有的地方行政系統完全沒關係，自發地形成了反朝廷的勢力。經過宗教的動員與連結，這些零散的小股力量得以集結為「南紅巾」和「北紅巾」，將朝廷控制的區域阻斷了，使得元朝朝廷更難在中國施其號令、遂行其統治意志。
到了一三六三年，即朱元璋打敗陳友諒的這一年，元朝中央的掌控徹底瓦解了，原先奉中央號令的部隊幾乎也都轉型為地方勢力。
因而元末動亂的焦點，不是推翻元朝。元朝只是名義上還存在，但從統治的實質上看，根本不值得推翻了。當時風起雲湧的地方勢力，他們的首要考慮不會是對付元朝，元朝根本無力威脅到他們的存在，僅存的運作幾乎只剩下封官招降。而且推翻了元朝，對他們一時也沒有好處，只會更加劇地方之間的角力爭奪。
元朝的紙老虎面貌很早就被看破了，卻還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那是因為有實力的人彼此激烈爭戰，沒有將元朝視為主要威脅，也沒有強烈的動機要先推翻元朝。所以一直等到混戰中朱元璋終於脫穎而出，將局面收拾到一定程度，才有餘裕去對付中央朝廷。
對這些加入元末動亂的人來說，真正的難題不是殺韃子，不是要將韃子趕出去，而是在地方普遍軍事化、普遍散架的情況下，如何整合出一個政治勢力來。這是最大的挑戰，也是朱元璋最了不起的天分所在。
朱元璋的成就，並不是挑激民族主義來對付元朝，將蒙古人趕出去。這不需要他，也輪不到他，到朱元璋的勢力成形時，元朝自身已經收拾不住了。朱元璋將國號定為「明」，是為了聯繫韓林兒的宗教力量，同時利用韓林兒所建立和宋朝之間的關係，作為他自己的合法性基礎。 從韓林兒到朱元璋，於是形成了將宋朝和明朝拉在一起的概念，元朝夾在其中，就凸顯出其異族性質。這很像西方文藝復興時代的人，上追希臘、羅馬，將自己重新定位為古典文化的繼承者，讓古典文化在現實「復活」（renaissance，「再生」、「重生」的意思），於是將介於古典和現實間的歷史稱為「中古」。古代和現代以文明連結，相形之下，介於中間的就是文明的逆反，是「黑暗」的。從文藝復興到啟蒙主義，愈是強調現實和古典之間的繼承關係，相應就愈是將「中古」刻劃得黑暗無比。
夾在宋朝和明朝之間的元朝，同樣地就被特別強調其異族性。蒙古人當然是異族進入中原、建立統治，元朝當然是一個外來的征服王朝，只是其異族的特性，到了明朝愈來愈被抬高，作為明朝自身統治宣傳的重要部分。
歷史的觀點必然帶有相對性。凸顯元朝的異族性，我們就習於在歷史中扣問從元朝到明朝間的斷裂，看到明朝和元朝最不一樣的現象和狀況。如此探索，也就難免讓我們忽略了明朝繼承元朝，和元朝具備同質性的地方。還有，對照於元朝的耀眼異質性，我們很容易理所當然地將宋朝和明朝視為同樣的，也就忘了要追問：明朝真的是繼承宋朝嗎？明朝真的有可能跳過存在九十年的元朝，恢復宋朝？
降低民族主義的重要性，不單純從斷裂、異質的角度來看從元朝到明朝的變化，我們才能更充分地理解朱元璋的歷史角色與歷史地位。趕走韃子相對是簡單的，而難的、必須由朱元璋來解決的，是如何將碎裂的地方情勢收攏回來，不只是重建一個中央朝廷，同時還要克服元朝的高度分權問題，改為中央集權。這是朱元璋最驚人的政治天分，也是他最耀眼的歷史作為。（摘自第五講〈「殺韃子」與漢民族意識〉）

資本流入「烏紗帽」和「紅繡鞋」
徽商的另一個貢獻是建立了門風的價值觀。他們強調貧窮是罪惡，一個人讓自己的父母貧窮、家庭貧窮，卻沒有辦法或不想辦法，那是大罪過。如果不能讀書求取功名、光宗耀祖，那就去做生意，改善父母、家庭的生活。
最理想的安排是家族中有人讀書，也有人做生意。如果子弟都讀書，無法保證其中一定有能夠在科考中出人頭地的，那很有可能弄到父母老病都缺乏照顧，遑論老來得以休息享受了。如果子弟都去做生意那也不行，弄得家族鄙陋沒有文化，在社會上得不到地位，會被人看不起。
徽商中有方勉生，父親在中州做生意不在家，哥哥方勉季讀書考得了生員資格，要進一步求取功名，做弟弟的就想：哥哥以儒學成就光耀門楣，這是「孝」的實踐，那我就該代替哥哥負起繼承家業的責任，盡到「悌」的原則。於是就奮起離家，到中州去找父親了。
哥哥要讀書，所以弟弟就該去做生意來支持哥哥，這被視為家族內部理所當然的倫理行為。他們強調商人的行為準則與儒生沒有兩樣，同樣要行忠信，才能得到別人信任，順利交易。賺了錢也一定要維持勤儉，不然再多的財富也留不住、累積不起來。
顧炎武寫《肇域志．徽州府》時特別說：
新都勤儉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徽人四民咸樸茂，其起家以資雄閭里，非數十百萬不稱富也，有自來矣。
「新都」指新安，也就是徽州。徽州人有錢，卻很勤儉，不會因為有錢就奢侈享受，更不會懶惰。正因為又勤又儉，賺了錢不會花掉、不斷累積，所以在徽州有錢的標準和其他地方不一樣，是別的地方好幾倍高。
將賺來的錢省著不花掉，這樣的行為很像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描述「新教倫理」在西方的作用，促成了資本累積。 21「新教」當中的喀爾文教派主張「預選說」，認為上帝早就選好了誰能上天堂得永福，而為了證明自己是「預選」中的「選民」，這些信徒就努力在俗世生活中表現出符合嚴格教義的行為─勤勞不怠惰，奉己不浪費。勤勞使得他們能賺錢，但如果賺到了錢就花天酒地享受，那就顯現自己不是「選民」，毋寧是上帝用來當作人間錯誤示範的對象，於是必須節制，更勤勞地善用賺來的錢，如此形成了原始的資本累積。
明朝的徽商在「士商合一」的新潮流中，也產生了類似的價值觀。這的確是資本主義得以「萌芽」的重要力量。不過這樣的資本累積有其限度。凌濛初編著的《二刻拍案驚奇》小說裡，有一段評論徽州人的話，說他們有怪癖，吝嗇且不隨便花錢，但在兩件事上卻可以將大把大把銀兩流水般送出去，一是頭頂上的「烏紗帽」，另一是腳下的「紅繡鞋」。
徽商賺了錢，仍然不可能改變傳統的觀念，一定要將相當大一部分的財富轉變為土地，取得地主的身分。而一旦資本放入土地中，這部分的錢就不再流動了。
其次他們在意要用財富換來「烏紗帽」，也就是官僚體系中的地位與權力。除了培養家族子弟參加科考之外，還有更直接、更有把握的做法，就是「捐輸」和「捐納」。「捐輸」是國家有特別的需求，也許是打仗，也許是賑濟，半強迫地徵用財產，要有錢人交錢來換官位。商人首當其衝，不可能拒絕。徽商在歷史上受到最大打擊、近乎一蹶不振的，就是清朝遇到太平天國變亂，朝廷無錢也無兵可以平亂，只好讓曾國藩調度地方的人力財力去應對，在過程中，徽商長期累積的財富被徵納了一大部分。
另外，他們平常也心甘情願送錢給朝廷換取功名，那就是「捐納」。「捐納」實質上是買官，是商人的政治投資。面對晉商靠著「開中制」迅速創富，如果在朝中沒有一定的勢力，徽商也不可能藉由「折色法」逆轉商機，從此他們一直很重視這方面的經營。
但如此一來，「捐輸」或「捐納」的錢，也和買土地的錢一樣，離開了商業領域，無法持續累積。
那「紅繡鞋」又是什麼？狹義地說，指的是高級妓院，裡面的妓女都嚴格裹小腳，穿著誘人的高級繡鞋。如果廣義地看，「紅繡鞋」代表都市裡的奢侈性消費。不管在義理上、在教訓上如何強調節儉，明代高度發展的城市娛樂生活，畢竟形成了很難抗拒的誘惑。第一代起家的商人或許能抗拒，第二代謹記父兄教誨的商人或許能抗拒，到第三代就不可能了。
於是又有大批資金投入城市的奢侈生活，也不再放回商業資本循環累積了。
徽商持續擴張的力量最大、擴張的時間最長，因而他們擴張的層級和網絡都比別人來得複雜。從現實交易升高到金融運作，再升高到有意識的主觀價值追求。不過即使是這樣的大商幫，都還是無法讓明朝的「資本主義萌芽」現象變成真正的「資本主義」。在資本規模和資本結構上，存在著根本的、無法突破的限制。
我們看不到西方式的「資本主義」在中國出現，不過我們清楚看到了活躍的商業貿易，創造了中國近世後期很獨特的繁榮城市，也帶來了很不一樣的社會風氣與社會組織變化。（摘自第九講〈商幫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