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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9 09:32:02PChome書店

余英時回憶錄


余英時回憶錄
作者:余英時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日期:2018-11-13 00:00:00

從一九三七年抗日開始到今天,是中國現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一段時期。我深切感到:如何將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重大變動在訪談稿中呈現出來,其意義遠大於追溯我個人生命史的發展。回憶錄因個人的處境互異而各有不同,這是不可避免的。我一生都在研究和教學中渡過,因此回憶也只能騁馳在學術、思想和文化的領域之內。不用說,我所經歷的世變也是通過這一特殊領域得來的。我希望我的回憶對於這一段歷史流變的認識稍有所助。同時我也相信,一定會有和我同代的其他學人,以不同方式留下他們的回憶。這樣的回憶越多越好,可以互證所同、互校所異。出版這部「回憶錄」的另一動機:拋磚引玉,激起更多學人追憶往事的興趣。如果允許我再有一個奢望,我想說:我在《回憶錄》中所記述的個人學思歷程,無論得失如何,也許可以獻給新一代求學的朋友們,作為一種參考。——余英時

全球華人引領翹望,期待已久的鉅作,《余英時回憶錄》終於問世了。余英時教授不但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第一屆唐獎得主,更曾在2006年獲美國克魯格學術獎肯定,可謂聲蜚國際。更重要的,他多年堅持反共、平反六四的立場,從不受各種利誘而動搖,遙居人格者高位。這部回憶錄具現他從成長求學迄今的心路歷程,以及轉折,與時代變亂相綰繫,從而形塑生命中深沉與不斷思索的肌里,是當代難得一見的,最重要的學人心史。從訪談到成書,歷十二寒暑,成書之不易與下筆之慎重,可見一斑。

在一個缺乏理想和理念的年代,《余英時回憶錄》的問世,不啻暮鼓晨鐘,發人省思。

★內文試閱:

第一章 安徽潛山的鄉村生活
一、潛山九年
一九三○年,我在天津出生,而我的籍貫卻是安徽潛山。不過我的籍貫不是掛名的,因為我後來在潛山故鄉住了九年( 一九三七—一九四六)。為了說明為甚麼會在鄉間住了這樣長的時間,我必須交代一下家世背景。這要從先父(諱協中,一八九九—一九八○)一代說起。

根據我家的家譜,余家早在潛山縣官莊鄉落戶,但余氏一族中在明清以來都沒有產出過舉人、進士,因此都守在鄉間,沒有遷移到大城市中去。我的祖父好像是一位秀才,但沒有更高的功名,仍然鼓勵四個兒子讀書,只有我父親因為是最小的兒子,才獲得較好的機會。但父親生在清末,已無科舉可考,只能爭取接受現代新式教育。因此先後在安慶、南京、北京讀中學以至大學,最後從燕京大學歷史系畢業。當時畢業論文是〈劉知幾之史學〉,由陳垣(援庵)教授指導寫成。但他對歐洲史、美國史興趣更大,所以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在美國考爾格大學(Colgate College)和哈佛大學都是讀美國史。我家是中小地主,每年收租還不夠開銷,我父親上學和留學是靠借錢和出賣部份田地才辦得到的。他只在美國讀了兩年,取得碩士學位便回國了。回國以後第一件事便是工作還債。一九二九年他繼蔣廷黻出任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本來是有意長任下去,不幸我母親因生下我而逝世,這對我父親的打擊太大,一年以後便離開天津了。

以後我記得隨父親先後住過南京和開封。父親便在資源委員會擔任過專門委員之職,研究美國史與國際關係,這是在南京的時期。抗戰前幾年,父親的好友蕭一山在開封河南大學擔任文學院長,邀請他做文史系主任,當時范文瀾也在系中,他們認識,不過不算有深交。所以我的記憶中有不少關於開封和河南大學的片斷。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戰開始,我記得一家人乘鐵皮火車從開封到南京,再坐輪船到安慶,在安慶住到年尾,日本軍隊已威脅到我們的生存了,這樣便回到潛山的故鄉官莊。我有系統的記憶便是從這時開始的,以後的事有些至今猶如在眼前一樣。我說這一段故事,表示我父親這一代才離鄉外出,但根還在故鄉,遇到戰爭的危機,父親決定把家人送回鄉下。不過父親跟政府遷去重慶,我是和伯父、伯母一起回鄉的。如果父親、伯父這一代或更上幾代早就移居大城市,我便沒有機會回鄉了。

我那時才七歲,初從城市回到農村,事事新鮮,興奮之至,所以記憶深刻。我在鄉下住了九年,和父親隔得很遠,但他的影響還在我心中發生作用。第一是從他那裡得到重視知識和學問的價值。父親受上一輩人如陳垣、洪業等人影響,尊敬有學問的人,自己也時時進修。他雖在抗戰時期進入考試院作參事,這是清水衙門,仍有時間讀書寫作。抗戰後他在瀋陽受杜聿明委託創辦東北中正大學,這是他在中國大陸上做的最後一件事,仍是研究與教育。第二是父親編著的一部幾十萬字《西洋通史》,對我很有啟發。小時候看不大懂,但漸漸入門,對著作很肅然起敬。這大概是我學歷史、又好讀西方文化史之書的一個背景因素。

官莊鄉是一個典型的窮鄉僻壤,是萬山之中的農村,當時與安慶之間還沒有公路,步行需要三天。相信我當時所看到的官莊鄉,和一、兩百年前的情況沒有本質上的差異,不過更衰落、更貧困而已。那裡沒有電燈,只用油燈照明,也沒有自來水、汽車之類的現代設備,鄉親依然過著原始的農村生活。那時我們鄉下基本上就是一個自治社會,很少與政府發生關係。人與人之間、家與家之間都互相聯繫,地緣和血緣把一鄉之人織成了一個大網,大家都是親戚朋友,靠家族的族規維繫生活秩序。異姓家族之間,或同族之內,有時免不了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衝突,但大致都可通過鄉紳或本族長老而得到調解,從不向官府訟告。

我在鄉下生活了那麼多年,無意中對中國傳統社會獲得了親切認識,這是我後來才發現的。這一段經歷使我和同一代的知識青年略有不同。在我大學時期的同學中,很多人是在都市長大的,談到中國鄉村生活,沒有切身經驗:傳統社會的種種生活是怎麼樣的,他們往往不甚清楚,因此很容易接受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宣傳,認為地主和農民之間只存在著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是兩個互相仇視的階級。就我所見,地主和農民並不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階級,彼此不能容忍、對立的。在我們安徽那一帶,實行永佃制,佃戶只要租了地主的田,地主便不能趕走他,也不能欺負他;佃戶上交得不多,也就算了。我在鄰縣桐城縣舅舅家裡,有一次看到地主去收租,看佃戶打稻子,打稻子是有藝術的,打得不乾淨,有三分之一還在裡面沒打出來,地主一點辦法都沒有,也沒有那麼深的階級意識。有些租田的佃戶還是地主的長輩,過年過節地主還要向他磕頭,這就是階級界限減輕了。我常常說,中國這麼大一個社會,比整個歐洲還大,不可能每個地區都是一樣的。不能說沒有衝突,佃戶與地主的衝突到處都發生,但是那個衝突是不是提高到所謂「階級鬥爭」呢?個人所見是不同的。有的是佃戶欺負地主,地主如果是孤兒寡婦,那是沒有辦法的;地主如果是很強的退休官員,有勢力,欺負佃戶也是有的,不能一概而論。

由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直覺了解,對我以後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有很大幫助。這種體驗不是從書本上得來的,所以我後來讀到有些人類學家、社會學家的中國調查,在我看來有隔靴搔癢的感覺,並沒有真正抓住生活的經驗與精神,只是表面上的、數字上的,因為社會學調查通常都是問卷方式。然而中國人對問卷的態度跟西方人不一樣,中國人答覆常常不可靠。外國人答的問卷基本上是真實的,他們有這個傳統。中國人就怕我這個話說錯了,將來出問題,所以要保護自己,許多話都不肯說真的,或者有相當保留,甚至於歪曲的。有一位人類學家在印尼華僑社群做過問卷調查,但他發現兩次問卷,同一問題都有先後不同的答案,他很困惑。

我的教育一般講是「失學」,從一九三七到一九四六年的九年時間,很少正式上學,小學、中學都是分散地上過一兩個學期。嚴格地講,我不但沒有受到完整的現代教育,也沒有受到很好的傳統教育,一大半童年至少年時期,我是在山水之間度過的。唯一與後來研究有關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啟蒙,讀的是《史記》、《戰國策》、《古文觀止》一類的普通文字,還是選讀,並非從頭到尾背誦。《四書》是讀過的,也不很完整。作文一律用文言,鄉間老師都保守,不會寫白話文。我大概十二、三歲就接觸唐詩、宋詞了,因為記起來容易,比較喜歡,接著便學會平仄,試作五、七言絕句。關於西方的書籍,我根本沒有碰到。

父親抗戰期間一直在重慶,我跟著二伯父(諱立中)一家在鄉間生活。一九三八年的舊曆年,我第一次看見伯父寫大批的紅紙春聯,其中有一條幅是「天地國親師」五個大字,貼在放祖先牌位的廳堂中間牆上。伯父向我解釋,這五個字原來是「天、地、君、親、師」,不過現在已經沒有皇帝了,所以「君」字改為「國」字。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我在桐城縣舅舅家裡住了一年。那是我少年時代唯一記得的「城市」,其實也是閉塞得很。桐城人以人文自負,但仍然沉浸在方苞、姚鼐的「古文」傳統之中。我在桐城受到了一些「斗方名士」的影響,對舊詩文發生了進一步的興趣。我的二舅父張仲怡先生能詩、善書法。他是清初張英(一六三八—一七○八)、張廷玉(一六七二—一七五五)的後代,在桐城是望族,與方、姚、馬、左齊名,但那時也相當衰落了。由於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來往,我從他們的交談中,偶爾學得一些詩文的知識。我至今還記得他在鍾馗畫像上題了一首七絕:「進士平生酒一甌,衣衫襤褸百無求。誇人最是安心處,鬚髮鬅鬆鬼見愁。」他的初稿首句最後三個字原作「仕不優」,他以詩稿示一位詩友,那位詩友立即指出:「仕不優」當改作「酒一甌」。二舅父大喜稱謝,稱他為「三字師」。「酒一甌」自然渾成,遠比「仕不優」的生硬為佳。我在一旁聽到這改詩經過,很受啟發,懂得詩句原來是要這樣「推敲」的。

我後來研究的對象像朱熹、方以智、戴震、胡適都是安徽人,但這跟地緣一點也沒有關係,因為我從來沒有很深的鄉土意識。剛好這幾個人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佔了很重要的地位,我看這些人時沒有注意是哪裡人,更不是認為他們是我的同鄉,我一定要予以表揚。朱熹雖然說是徽州婺源人,實際上是在福建出生與長大的,所以他在理學上是歸於「閩派」的。我根本沒有考慮朱熹跟安徽的關係。事實上,我本來並沒有計劃要寫朱熹,只是由於為《朱子文集》作序,才引出一部《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