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皆知，小津一直只使用一種鏡頭，攝影機離地板數十公分高，保持與角色坐在榻榻米上的平行角度來拍攝。由於日本人在榻榻米上生活，若用高踞在腳架上的攝影機來觀察這種生活，是不真實的，而須以盤坐在榻榻米上日本人的視線水平，來觀察他們四周的人、事、物。小津鏡頭少移動，到了晚年幾乎不動，唯一的標點符號是跳接。這個說法，台灣似乎僅有的一本小津研究翻譯書，作者唐納.瑞奇（Donald Richie）說，這是一種靜觀的眼界，一種傾德和注視的態度；這和一個人在觀賞能樂，在做茶道或花道的時候，所採取的姿態是相同。

至於以前我的不動，是因為我喜歡用非演員。而非演員，最好不要驚動他們。不能太靠近。若架了軌道拍到他們面前，他們就不見了。所以用中景，拍得長，讓他們在我給的環境材料裡活動，我儘量捕捉而已。為了捕捉真實、重組真實，以及對真實無以名之的偏執，就變成這樣不動了。

著迷於真實到偏執的地步，是我拍片最痛苦的地方。年紀愈大愈偏執，越不能讓渡，過關。我常說電影在腦中想的時候是活的，卻死於劇本的紙上作業，在拍攝當下復活了，又死於底片，然後在剪接裡再次復活。而我的急性子往往等不到劇本弄好就拍，自認角色活了，電影就成立了，至於劇情疏陋，下一部再努力吧。所以我也不試戲，直接就拍。或者說，用底片試戲。這方面比我更走到極端不計血本的，是王家衛，他用底片當草稿。


以上段落抄自

侯孝賢◎一個人的日本

中國時報 / 92.12.12 / E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