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出處：國家影視聽中心 提供

當社會快速轉型，影像是否也成為重新建構現實的工具？1960 年代的台灣，正處於加速現代化的歷史節點。都市擴張、工業發展、西方思想輸入與家庭結構變動，重塑了人們對生活、性別與權威的理解。在這樣的轉型時刻，電影不僅是娛樂工業的一環，亦是觀看時代的方式。白景瑞導演的作品，位於歷史交會點之上，見證（紀錄）了 1960 年代台灣社會的變遷。

國家影視聽中心將於 3/6 至 3/29 推出「慾望在徬徨：白景瑞風格電影選」影展，精選多部白景瑞導演作品，包含數位修復的《寂寞的十七歲》、《再見阿郎》、以及跨時代合作的《台北之晨（林強配樂版》等。白景瑞的作品總讓人看得驚喜連連，具有高度的通俗性，又能在鏡頭語言與闡述議題上，看見他對於身處時代的人文觀察與反思。

他於 1964 年拍攝的《台北之晨》，捕捉台北清晨的人文風景：上工的勞動者、上學的孩子、採買的家庭主婦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交錯穿梭，構成一幅生命力豐沛的圖像。早年的台灣電影，沒有電腦動畫的輔助，更能捕捉到「真實」的樣貌，不似當代電影，架起一片綠幕，便能讓方圓之地變成浩大的場景。

然而，細察《台北之晨》的影像安排，便會發現白景瑞並非單純地客觀紀錄。無論是場景的選擇、鏡頭的停留位置、人物的反應等，在在顯示出導演清晰的調度手痕。某些街景被強調、空間被排除；某種秩序被凸顯、混亂被隱匿。畫面的取捨本身，即是一種權力的展現。《台北之晨》所呈現的「真實」，並非未經修飾的城市樣貌，而是經過縝密的組織與編排，它在紀錄與戲劇之間游移，既保留現場的質感，又透過剪接與構圖賦予導演所要傳達的意義，進而模糊了紀實與虛構的界線。

而這樣介於兩者（新與舊、虛與實）之間的曖昧狀態，或正反映了 1960 年代台北試圖塑造自身現代形象的文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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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裡的驛動之心

不同於《台北之晨》透過人物的動態（職業、身份）描繪出當時台北欣欣向榮的樣貌，1969 年的《今天不回家》，寫著傳統與新時代觀念交替下的驛動之心。電影採多線敘事：年輕的珍珍與傳統保守的父親發生爭執，賭氣在外遊蕩；華成跟妻子說要去高雄出差，其實是與舊情人會面；敬德和妻子結婚十載，岳父母來訪，加上孩子鎮日吵鬧不休，家中秩序大亂，不想面對亂象的他，以加班為由，今晚不回家。

60 年代的台灣電影，劇情多偏向健康寫實或風花雪月，訴諸慾望、反抗權威的《今天不回家》，可說令人耳目一新。沒有窠臼的善惡二分，只有人心底無法被定錨的渴望。儘管劇中人物最終仍會逐步走回安全保守的路線（慾望節制、家庭和諧），但我們仍能在《今天不回家》中，看見導演如何將 60 年代的歐美思想，編織入當時的台灣社會之中。

例如影片強調的女性覺醒，便鬆動了亞洲社會中，男性的威權形象。劇中，珍珍徹夜未歸，氣急敗壞的父親引用聖經，批判女兒遭受魔鬼的誘惑，妻子聞言，反過來譏諷丈夫之所以信奉上帝，並非出於信仰，而是做生意賠了錢，才想透過不同的宗教來安慰自己。妻子的直言不諱，戳破了父親的虛偽，挑戰了男性在家中不容被質疑的地位。而這樣的理直氣壯，在當代社會或許不算新奇，但在當時，卻很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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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時代的鏡頭語言

而與《今天不回家》同年推出的《新娘與我》，白景瑞的「實驗/玩心」又更為明顯，不但打破第四道牆，讓角色直接與觀眾對話；鏡頭的使用也有意思，攝影機常被安置於屏風、櫃子或盆栽的後方，透過前景遮擋與暗影，強化畫面景深，並凸顯角色的畫面中的重要性。

這樣的構圖方式，在西方電影的語境中，多半帶有著窺視意義，暗示鏡頭之外，有另一股力量正在監看著人物的一舉一動。而當窺視的鏡頭語言出現在喜劇作品中，便產生出微妙的不協調感。觀眾在輕鬆的敘事氛圍中，感受到一股若隱若現的監視視角，彷彿有一雙看不見的眼睛，正緊緊盯著角色的思想與行動。這份被觀看的不自在感，是否反映出創作者內在的不安全感？也許《新娘與我》的鏡頭設計，可能僅是一種美學考量，但若將這樣的鏡頭語言，連結上當年嚴格的台灣電影審查制度，那麼片中無處不在的「凝視」，便多一層暗示（控訴）的想像空間。

從《台北之晨》的城市風情畫，到《今天不回家》裡新舊觀念的衝突與重組，再到《新娘與我》探討兩性關係的對峙與妥協，白景瑞的電影並未以過度激進的姿態對抗體制，而是透過影像與敘事，在秩序內部製造紛爭，並創造出新的可能性。由此來看，白景瑞作品的時代性，不僅在於影像本身保存了 1960 年代的台灣風景，更呈現出當時台灣社會在邁入現代化過程中的矛盾心理：對進步的嚮往、對權威的質疑，以及對秩序失衡的隱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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