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到底能不能約束「故意違法的權力者」？

理論上，法治國家應該謹守「依法行政」，

行政部門是在憲法、法律的框架內行動；

一旦行政違法，作為法律守護者的司法

就會抑制甚至究責行政官員。

然而近來我們看到，這其實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行政機關真拉下臉皮亂搞，司法似乎很難真正踩煞車。

美台都有好多例子：政府有權先違法，司法無力可回天！

先說美國，這個有著嚴謹權力分立體制，

原本應是民主法治典範的國家，碰到川普這位「皇帝」，

居然各種制衡約束系統都難發揮作用，為什麼呢？

因為所有制度都是預設政府「原則上守法」，然而，

當總統違法違憲成為日常，司法能量就遠不足以抑制

那個膽敢說出「拯救國家的人不會違法」的人。

從川普上任開始，他用行政命令實施的諸多政策，

包括限制出生公民權、自訂關稅、片面停止對大學之

補助款、在國內執法動用國民兵、大量免職公務員、

裁撤機關等，絕大部分都是明顯違法，

且有素質的法律幕僚都可預測，

這些案件若進入法院，敗訴機率極高。

然而，川普不顧法律，說幹就幹，

這就占盡「先發優勢」。

就算在美國獨立的司法制度下，訴訟也未必能挽回。

例如，哈佛等大學提起訴訟控告政府違法停止付款，

也在第一審獲勝。但川普政府並未即刻付款，

而是繼續拖延。其他口袋不若哈佛深的大學，

就寧可選擇讓步，以免既有研究計畫受重創。

這就是靠司法來抑制瘋狂行政部門的困難：

司法程序曠日廢時，後續救濟又仍在

相當程度上倚賴行政機關配合。

最近剛讓川普吃癟的「關稅違憲」判決也是如此。

最高法院已表態關稅不能由總統片面決定，

所以對等關稅都是違法；然而在國際談判上，

沒有本錢討價還價的國家依然

主動送上一切川皇要的東西，

而美國國內廠商還要另提訴訟請求退稅還款。

就算最後真的全盤敗訴，退稅賠償也不是拿總統

自己的錢來賠，而且許多國家的進貢都已拿到了。

台灣政府當然沒有川普那樣誇張。

除了欠缺那種狂氣霸氣，更重要的是

並無美國那樣可任性的本錢。不過，

雖有部分學者倡言「司法積極主義」，

可是台灣司法體系在約制行政權力上遠不如美國。

像關稅案若發生在台灣，苦主不知要跑多少關卡

才能進入法院；美國雖也有繁瑣程序，

但仍有例外規定讓他們直接告上法院。

美國法院雖尊重行政決定，但下級法院

對川普明顯違法的措施倒很樂意先發出禁制令。

相比之下，我國幾乎各種案件都要經過訴願程序，

且行政法院對「暫停執行」或「假處分」的核發極吝嗇。

這更使人民要先行「忍受」過渡期的損害—

陸配亞亞強制出境，法院居然認為家庭分離

不算難以回復的損害。此外，起訴資格的嚴格限制，

也使許多受害者非常難提起訴訟—

當政府拒絕依法編列「軍人加薪」的預算，

這些軍人如何提起救濟？

所以無論是拒絕副署、拒絕編預算，

或是硬把合法就職的「前陸配」說成是違法，

行政機關都可先發制人，造就既成事實；

而自詡人權法治守護者的法院，由於喪失

在一開始阻止行政濫權的手段與決心，

就連「最後一道防線」都做不到。

於是，面對濫權、違法成為常軌的行政，

只靠司法是救不了的，還是得靠下一次選舉。

說來無奈，但除非司法怕事的風格改弦更張，

否則也必須承擔行政部門的無視。

2026-03-19 聯合報／ 廖元豪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註：台灣司法可以改進的項目

一，強化「暫時救濟」最重要

讓法院可以「先踩煞車」，放寬「停止執行」與「假處分」

的標準，並明確把「人權侵害」列為優先保護，

這是改善「司法太慢」最直接的一刀。

二，擴大「集體訴訟 / 公益訴訟」，讓「弱者也能告政府」。

放寬原告資格，允許團體代表提告，如此一來，

軍人、移工、弱勢群體不再「無法告」。

三，強化行政機關「不執行判決」的責任

讓行政不能拖，設定「履行期限」，

若逾期則採用罰鍰或懲戒，以強化公務員個人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