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林一平／繪

我上課講電報歷史時，

會提到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的故事。

他和他的出版商發出全世界最短的電報對話。

「悲慘世界」出版時，雨果正流亡英國，

他僅以「？」符號打電報給出版商，詢問小說的銷路；

出版商回以「！」表示小說大賣。

「悲慘世界」被翻拍成電影、舞台劇及音樂會。

二○二五年六月廿二日夜晚，

當國家戲劇院的燈光緩緩熄滅，

「悲慘世界」音樂會版的序曲響起，

整座劇場彷彿被拉回十九世紀的法國。

當第一聲合唱響起時，坐在觀眾席的我，

立刻被那莊嚴而壓迫的氛圍吞噬。

相較以往舞台劇版本，這場音樂會

更像是一場道德與靈魂的審判。

逃犯尚萬強在「Who Am I?」中的渾厚音色格外震撼，

彷彿不再是一名演員的歌唱，而是一位曾在鐵鍊中求生、

在信仰中重生的靈魂，正與內心拉扯。

他臉上交織著痛苦與堅毅，讓人深切感受到「選擇」的重量；

在正義與自我生存之間，他選擇坦白、

選擇成為那個值得自己尊敬的人。

相比之下，警探賈維爾這個角色讓我有了全新體會；

他的冷酷並非出於殘忍，而是一種對秩序的極端信仰。

當他在「Stars」中仰望虛空、唱出

「Those who follow the path of the righteous shall have their reward」時，

那股近乎偏執的堅持令人不寒而慄。

他不是反派，而是一個信仰崩毀的人；

他的自毀，映照出法律與人性之間那道無解的裂縫。

最令人潰堤的瞬間，是懷孕後遭情人拋棄的芳婷演唱

「I Dreamed a Dream」時；她的歌聲不是炫技的展演，

而是肉體與靈魂的哀號。

那哭泣不只是一個角色的悲劇，

而是整個時代千萬無名女性的命運縮影。

當她緩緩倒地，失去工作、尊嚴、牙齒、頭髮、女兒

與夢想，只剩一曲殘破的詩；我在黑暗中為她、

也為我們未曾停止重演的歷史，無聲地傷感。

革命段落的節奏最為急促、情緒最為澎湃。

反政府學生馬留斯與恩佐拉高唱「Red and Black」

與「One Day More」；那種不顧明日是否來臨的激情，

讓人心底泛起一種近乎羞愧的欽佩。

我不禁思索，在今日，

我們是否仍有那樣為理想赴死的勇氣？

還是早已在舒適與妥協中，

遺忘了信仰與熱血的模樣？

最終，尚萬強唱出「Bring Him Home」，

那是一首父親般的祈禱，

也是一位罪人向神最謙卑的請求。

低聲唱出的每個音符，都帶著赦免與深沉愛意；

他不只為馬留斯而唱，也為芳婷、為賈維爾、

為所有曾在命運之河中掙扎過的人而唱。

結局來臨，亡靈合唱的「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不再是革命號角，而是一場送別；

送別那些為正義而死的人，

送別那個殘酷卻真實的時代。

「悲慘世界」的偉大，不在於它的高音有多驚人、

場景有多浩大，而在於它用歌聲逼使我們直視苦難、

選擇、信仰與寬恕。它迫使我們思考，

當一個社會以法治之名卻罔顧正義，

當我們習於冷眼旁觀他人的苦難時，

我們究竟身在何處？又該成為誰？

科技．人文聯合講座／2025-07-09 聯合報／ 林一平

（作者為前科技部代理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