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城市書寫是香港文學的重要母題；甚至可以說，香港的文學都是城市文學。這一論述可以從兩個角度加以審視：一是基於香港高度商業化的資本主義社會，從而得以發展蓬勃的市場導向大眾文學，這是城市在文學生產系統中發生的作用；二是以城市為背景乃至以城市為主體和論述對象的文學，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文學。

　　六、七十年代是香港製造業和商業急速發展的時期，現代化和都市化的轉型使香港奠定其重視物質文明的城市格局；在這期間，新與舊不斷消長，新的價值還未成型，舊的價值已迅速消逝。這種城市經驗在劉以鬯、崑南、也斯等人寫於此時期的小說中均有所展現，並對由此形成的大眾文化現象加以批判；而在也斯的詩集《雷聲與蟬鳴》中，則以其冷靜而抽離的漫遊者（Flâneur）視角，對這轉型中的城市作出更形而上的觀察與思考。

　　《雷聲與蟬鳴》是也斯（梁秉鈞）的第一本詩集，於1978年出版，收錄其自1965年至1977年約十年間的早期詩作，正能記錄了詩人對此一城市轉型時期的經驗、想像和思辨。本文將以文本細讀之方式分析其中詩作，尤其聚焦於城市書寫的母題，俾能凸現出詩集的整體意義；並在最後的部分將此書置諸文學史的脈絡，探討其在當中的位置與價值。

二、   《雷聲與蟬鳴》：概括性的檢視

　　《雷聲與蟬鳴》詩集分為七輯：未昇、突發性演出、香港、澳門、廣州和肇慶、臺灣、浮苔。七輯之間並不嚴格按照寫作時間先後排序，但大抵可歸納出不同的類別：「未昇」收錄了詩集早期的詩作，短篇較多，相對於後面多展示新與舊的重疊和拼貼，此輯則集中地呈現新的事物到來前的不安與躁動，以及對其的懷疑態度，如〈夏日與煙〉、〈未昇〉、〈夜讀〉等；輯中反覆出視的「夜」的意象暗示着不祥的「太陽」即將來臨，形成了緊張的衝突氣氛。第二輯「突發性演出」多為三十行以上的長詩，寫作時間跨度較大，詩作中甚多重覆的詩行以及敘事性文字，誇張詼諧為主要的筆調，多如同〈突發性演出〉、〈抽獎〉等具有強烈的諧劇效果。

　　此後四輯皆為作者身處不同城市時之作品。「香港」和「澳門」兩輯為最集中之城市經驗書寫，詩題皆為確切的地名，如〈傍晚時，路經都爹利街〉、〈大三巴牌坊〉等；內容多為作者以漫遊者之角度觀察城市，表現的是在林立的「新」之間找尋和發現「舊」，城市／自然、新／舊的對比非常強烈，而這些又皆在冷靜的筆調下呈現為城市場域中的並置和角力關係，一邊在滋長而另一邊在消逝。相對於城市經驗突出的這兩輯，「廣州，肇慶」和「臺灣」則更多為自然的書寫，或可理解為外於城市的、作者心中的原鄉想像，較突出者如〈鐘乳岩〉、〈古城牆〉，而「臺灣」的最後一首〈旅程〉則可視為對尋找原鄉的闡明。這分為兩組的四輯詩作，因而可視為個別作品中城市／自然、新／舊對比處理的更大的投影，由此更能證明此即為詩集中的重要命題。

　　最後一輯「浮苔」收錄1972至1977年的後期作品，這是詩集中最為抽象難讀的一輯，意象背後的指涉並不明確，但從全書的脈絡分析仍可見其中的端倪，概括言之，此輯可視為作者書寫城市經驗後其所持態度的總結，以及作者對寫作本質的思考，而這兩者總是疊置出現，如〈雷聲與蟬鳴〉、〈花燈〉、〈還差幾哩路才到新年〉、〈盆栽〉等。

　　以下將嘗試對個別作品進行分析。

三、   詩作分析

〈夏日與煙〉是詩集的第一首詩，作於1965年，1970年修改為定本：

　　　　而最重要的是

　　　　夏天早晚要過去了

　　　　早晨跟著早晨

　　　　然後你們就會說

　　　　說整個秋天的壞話

　　　　懷念昨夜　想著今夜

　　　　比夜更燦爛的是沒有的了

　　　　煙花唱著

　　　　橘黃的窗外有人唱著

　　　　音符是死的

　　　　洋台上誰不知道呢

　　　　在早晨裡他們就盡想這些

　　　　至於煙　煙並不永恆

　　　　夏天也不是的

　　　　而她們仍舊以一柄陽傘

　　　　釘太陽的手在牆上

　　　　仍喜歡冰淇淋的顏色

　　　　用顏色種植昨日

　　　　的昨日

　　　　當然還是昨日的風采

　　　　泉水冷冷的　我知道

　　　　還有化石　還有草

　　　　可是既不寒冷也不固定的

　　　　夏天出現在洗衣舖的蒸汽機上

　　　　以煙的手以煙的腳

此詩的意象群在詩集中具有主導地位，「夜」、「太陽」、「煙」為也斯常用的意象，各自有不同的隱喻涵義。先就此詩作分析，夏日和煙表面上具有不同性質，二者並置即暗示了兩意象有相通之處甚或重合，煙的易於消逝和夏日的美好或是作者著墨之處，從第一節夏天早晚要過去了可證，而說整個秋天的壞話暗示了秋天的不受歡迎，與之相對的夏天則可理解為美好的象徵。既然早晨意味着夏天的逝去，那麼第二節中的夜則可視為夏天消逝前的時間，同樣表示着美好（比夜更燦爛的是沒有的了）；煙花唱著／橘黃的窗外有人唱著，夜在鮮明的意象和音樂中化為感官經驗，但緊接的卻是音符是死的，不祥的預言出現在早晨，第一節所表達對美好事物消逝的焦慮感在第二節繼續加重；夜與早晨的矛盾在第三節演進為正面衝突：首先是煙和夏天的重合，以連續的否定句闡明了美好事物消逝之必然；然後是與太陽的對抗，陽傘和冰淇淋皆為與其對立之物，代表夏天的美好。太陽是使夏日與煙逝去的元兇，它無可避免而無法抗衡；太陽和夜象徵的不是光明和黑暗的傳統對立，在這裏夜是正面的而太陽是負面的，亦隱喻了在變化的時代中價值的顛覆和一切意義趨向不明確。最後一節是寫夏天過去之後，首句即以肯定句重新申明夏日的永久價值，而它將以煙的形態繼續出現在洗衣舖的蒸汽機上。這一意象的關係耐人尋味，煙承受了夏日的意義，雖不實際存在卻無處不在；末節才出現的蒸汽機則象徵了抹殺昨夜和夏日的原來是城市，顯示出作者對城市的質疑和抗拒，並企圖以象徵舊日美好的煙並置其中作為抗衡的手段。此後的詩作裏，在城市中的煙的意象將一再出現，這首正好是它的寓意的最佳說明。

　　上面曾說過，「夜」和「太陽」是詩集第一輯中反覆出現的意象，處理的是變化前和變化後的關係，可視為對城市轉型的書寫。這組意象的涵義相當一貫，如「夢中的清純、隨陽光而來的／慾望、條紋形窗帘所漏去的世界」（〈午路〉，1968），慾望的城市，與陽光相關，對立面則為夜裏夢中的清純。在〈舊句〉（1972）中，作者的態度更為明顯：夜平靜而溫暖／不同那些紊亂蒼白的句子，變化前的夜是美好的，因而他說：那麼多變遷中還有不變／仍見窗外燈光一明一滅，他的理想是要在變遷中尋找不變的事物，在變幻不定的時代裏尋找安穩的價值；既然象徵「新」的城市不可信賴，那麼只好從城市之外的「舊」中訪尋，而這就成為了詩集的主旋律。

　　城市印象的書寫，以「香港」一輯最為突出。也斯善於營造出壓抑的氛圍，以冷色調為主體刻畫出香港街道的細節，從而投影出變遷中的城市，如「黃灰色的屋宇旁／股票公司的招牌／塗沒了兩個字／陰影裡斜倚著修路牌／紅色的電綫膠喉／半截露出地面／另外半截／埋進泥裡」（〈傍晚時，路經都爹利街〉，1973），和「一尾黃鰭的小魚／微弱地振動魚鰓／當秤尖翹起／秤錘沉重地垂下／多年的灰色與棕色沉墜下來／面孔的漩渦／淤積成街道的黑疤」（〈羅素街〉，1974），顏色的調動和細部的捕捉，是也斯描述城市空間時的慣用手法，這或許與他兼擅攝影有關。

　　也斯亦常常以漫遊者（Flâneur）的角度，抽離於描述對象之外，作為其對城市的書寫策略。如〈中午在鰂魚涌〉（1974）一詩，以「有時工作使我疲倦／中午便到外面的路上走走」為引言，以下則全為其漫遊時的觀察和感受；他的視角是抽離的，筆調也是冷靜的，如詩中的第二節：

　　　　在籃球場

　　　　有人躍起投一個球

　　　　一輛汽車響著喇叭駛過去

　　　　有時我走到碼頭看海

　　　　學習堅硬如一個鐵錨

　　　　有時那裡有船

　　　　有時那是風暴

　　　　海上只剩下白頭的浪

作者彷彿是在尋找着甚麼，而繼續走過拱門、地盤、雜貨店等仍未使他滿足，於是在最後一節他寫道：

　　　　有時我走到山邊看石

　　　　學習像石一般堅硬

　　　　生活是連綿的敲鑿

　　　　太多阻擋　太多粉碎

　　　　而我總是一塊不稱職的石

　　　　有時想軟化

　　　　有時奢想飛翔

學習堅硬如一個鐵錨和學習像石一般堅硬前後相承，但都不是作者的真正意欲；有時想軟化即明言了作者對這種堅硬的不滿。這種不滿是內在的，由市區（鰂魚涌）走到山邊，是漫遊者對於城市的抗衡策略，而由到外面的路上走走變成奢想飛翔，也暗示了一種出走的意味。詩中不斷重覆的有時強調了城市的不確定性，而對於這變幻的焦慮，作者選擇的對應之道則為出走──這種出走是象徵性的，不是真正逃離城市，而是在精神上與城市保持距離、以冷靜的目光審視城市──一如班雅明筆下城市漫遊者的態度。

　　再看〈北角汽車渡海碼頭〉（1974），此詩是也斯早期的名作。這裏只節錄第一節：

　　　　寒意深入我們的骨骼

　　　　整天在多塵的路上

　　　　推開奔馳的窗

　　　　只見城市的萬木無聲

　　　　一個下午做許多徒勞的差使

　　　　在柏油的街道找尋泥土

首節的寒意和在最後一節出現的冷陽互文（走一段冷陽的路來到這裡），讓人想起第一輯中已經過去的美好的「夏天」。推開奔馳的窗和做許多徒勞的差使在語法上屬於相同層級，因而其結果或目的只見城市的萬木無聲和在柏油的街道找尋泥土也具有同樣的語法關係，此兩句互相解釋：城市因建築林立所以萬木無聲，為此找尋泥土的想法自然也是徒勞。這裏所說在柏油的街道找尋泥土當然也是象徵上的意義，與上面述及的「那麼多變遷中還有不變」同出一轍，只是此詩的態度趨近否定。在詩中的最後兩行，仍然表達了城市和一切價值在變化中的不確定性：逼窄的天橋的庇蔭下／來自各方的車子在這裡待渡。

　　也斯的城市書寫有兩點尤為突出：一為對變遷的敏感，二為對尋找美好事物（純樸的、自然的、舊的）的執着。這兩點在〈北角汽車渡海碼頭〉皆有所表現。前者上面已有討論，後者即如上文所提及「煙」的意象，與城市的沉重、壓抑形成對比，如「工廠大廈的灰牆旁／冒出一縷白煙／雨不斷踐踏它」（〈新蒲崗的雨天〉，1974）、「破舊的蒸氣火車／冒出一縷白煙」（〈高山上的小村〉，1976）、「陽光照著樹幹／生出一縷白煙」（〈樹〉，1976）；其他如「一個小孩舉起拖鞋／奔過苔綠色的磚堆／追撲一點飛舞的甚麼」（〈巴掌圍斜巷〉，1973）等的含義都與「在柏油的街道找尋泥土」相類似。應當說明的是，也斯並非一味的懷「舊」或完全反對「新」，從以上可知，他更關注的是「舊」如何在「新」之中展現和留存。

　　至此，我們可看出也斯進行城市書寫時的思考脈絡；然而，還有最後的問題懸而未決：也斯對城市書寫所持的態度又是如何？我以收錄在「浮苔」一輯的與詩集同名詩作〈雷聲與蟬鳴〉（1973）為例，第一節：

　　　　雷聲使人醒來

　　　　現在雷聲沉寂了

　　　　滂沱大雨化作簷前的點滴

　　　　然後又響起一陣蟬鳴

　　　　等待是那鳥的啁啾

　　　　斷續的穿插串起整個早晨的怔忡

　　　　還有雞亦啼了

　　　　鋼琴的試探和安慰……

　　　　在這些新揚起的聲音中保持自己的聲音

　　　　蟬鳴仍是不絕的堅持

最後一節：

　　　　在迷濛中

　　　　某些山形堅持完整的輪廓

　　　　生長又生長的枝椏

　　　　接受不斷的塗抹

　　　　雷聲隱約再響

　　　　蟬鳴還在那裡

　　　　在最猛烈的雷霆和閃電中歌唱

　　　　蟬鳴是麤筆濃墨間的青綠點拂

　　　　等待中肌膚上一陣清涼

　　　　因為雨滴濺到身上

　　　　而發現了那溫暖

全詩可見是從雨停到第二場雨的時間推移，強調的是蟬鳴──只有蟬鳴是在詩中由始至終地（並將繼續）出現的聲音，某些山形堅持完整的輪廓／生長又生長的枝椏／接受不斷的塗抹，正是對這堅持的陪襯；雷聲隱約再響／蟬鳴還在那裡，這兩行在全詩先後出現了兩次，也是對蟬鳴意象的反覆凸顯。從兩個意象的選取而言，雷聲帶有不祥、威壓的意味，與象徵清高孤傲的蟬鳴正為對比（在最猛烈的雷霆和閃電中歌唱／蟬鳴是麤筆濃墨間的青綠點拂）；且雷聲和蟬鳴為一大一小、一強一弱的意象，在中間加一連接詞「與」把它們並置，即隱喻了作者意圖取消兩者的懸殊地位：在雷聲的喧騰鼎沸之中，清新的蟬鳴低語不才是振聾發聵之音嗎？而在短暫迅猛的雷聲過後，也許只有蟬鳴才是真正的細水長流。在這些新揚起的聲音中保持自己的聲音／蟬鳴仍是不絕的堅持，這即是作者在城市書寫中所持的態度：不一定是具有悲劇色彩的英雄式對抗，也斯採取的是一種在城市中保有自我、在變化中屹然不改的策略，以漫遊者的抽離視角審視轉型中的城市，以自身確有的價值應對一切意義的不確定性，或只有這樣才能成為堅持至雷聲過後的不絕蟬鳴。

四、   文學史脈絡下的檢視：現代詩城市書寫的比較

　　現代詩中的城市書寫以香港和臺灣較早成型也較為突出。早期大陸詩並非沒有涉及城市的作品，但大部分詩作中城市意象的密度和處理的主題仍與後來的都市詩有相當距離。如廢名的代表作〈理髮店〉、〈街頭〉等只借城市中的少數意象入詩，所處理的仍不是現代都市意義上的題材；又如何其芳的〈成都，讓我把你搖醒〉則雖以城市為書寫對象，但主題卻是戰爭和家國，更與城市書寫無關。為此，以下我將選取早期香港以城市經驗為主要詩作題材的馬朗，和臺灣都市詩的代表詩人羅門，作為與也斯比較的對象，俾能確立也斯在城市書寫範疇上的文學史位置。

　　也斯並非香港城市書寫的第一人，早在五十年代，從上海來港的馬朗已廣泛用城市經驗入詩。試舉其代表作〈北角之夜〉（1957）為例，第一節：

　　　　最後一列的電車落寞地駛過後

　　　　遠遠交叉路口的小紅燈熄了

　　　　但是一絮一絮濕濡了的凝固的霓虹

　　　　沾染了眼和眼之間朦朧的視覺

最後一節：

　　　　永遠是一切年輕時的夢重歸的角落

　　　　也永遠是追星逐月的春夜

　　　　所以疲倦卻又往復留連

　　　　已經萬籟俱寂了

　　　　營營地是誰在說着連綿的話呀

「電車」意象是馬朗詩中常用的意象，論者（包括也斯）恆謂其指涉過去在上海時的經驗，這點從永遠是一切年輕時的夢重歸的角落／也永遠是追星逐月的春夜二行可證。就此而言，已可明見早期移民一代的香港城市書寫與也斯的主要不同：前者常常以城市的意象作為對過去南來前春夜的追憶，懷舊是其一貫的母題；也斯關注的則始終是香港，移民的情結已消失在六、七十年代的城市變化和本土意識崛起之中。此外，從詩中尚可看出馬朗和也斯的另一重要異同：〈北角之夜〉僅從眼前的一個意象出發，在第一節的末句開始，便轉入作者的想像之中，作者與意象之間有着持續的互動關係；反觀也斯在《雷聲與蟬鳴》的類似題材詩作〈寒夜‧電車廠〉，對城市意象的大量羅列，以及通篇以旁觀者的冷靜目光審視，與馬朗此詩形成強烈對比，由此導致的是城市書寫的印象更加強烈。

　　若說馬朗的早期城市書寫對後來的也斯起了啟蒙作用，那麼以下我們將以與也斯同時期的臺灣詩人羅門作比較對象。羅門都市詩所處理的面向非常多，難以一概而論，這裏只節錄其寫於1969年的〈都市的五角亭〉中第五節「拾荒者」：

　　　　為嗅到亮處的一小片藍空

　　　　他的鼻孔是兩條地下排水道

　　　　在那種地方　還有那一種分析學

　　　　較他的手更能分析他的明天

　　　　　　背起拉屎的城

　　　　　　背起開花的墳地

　　　　　　他在沒有天空的荒野上

　　　　　　　　走出另一些雲彩來

　　　　　　　在死的鐘面上

　　　　　　　　呼醒另一部份歲月

〈都市的五角亭〉分別寫五種不同的「職業」：送早報者、擦鞋匠、餐館侍者、歌女和此處節錄的拾荒者。羅門善於刻畫都市的小人物、邊緣人，就主題的選取而言，已與也斯筆下的城市大異其趣。從此節中可見羅門的普遍詩風：黑色幽默的反諷、悖論式的文字、冷硬機械的筆調、詼諧荒謬的處理、死亡的印象，這些在也斯的作品中可謂絕無僅有。應該說，羅門在（後）現代主義的道路上比也斯走得更遠更前衛，對於城市書寫也更多以西方的步伐進行；而也斯則傾向於在現代主義中融入新古典和傳統的風格，着重意象群的諧協和文字、語法的流暢，處理的主題亦較為溫和，多返照詩人的內心而非現代社會乃至後現代社會的議題。

　　由此也許能窺視香港與臺灣的現代詩城市書寫之不同：前者更多地處理在高速都市化的文學沙漠中詩人如何定義自身與城市的關係，進行的是內省的思考；後者則傾向書寫後工業革命城市的價值真空現象，關注的是外延的社會議題。當然這需要進一步的論述和證明。

五、   結語

　　也斯在《雷聲與蟬鳴》中的香港城市書寫，以漫遊者的抽離視角和冷靜筆觸，集中表現了對變遷中的城市及伴隨而來的意義不確定性的焦慮，在這一特定的城市場域中對美好事物的尋找構成其主要書寫策略，亦因此使「新／舊」的對立轉化為在「新」之中如何展現和發現「舊」的辯證關係，並從而明確以保有自我價值為抗衡手段的城市書寫態度。

　　也斯的詩作脫胎於馬朗的早期香港城市書寫而揚棄其離散經驗和懷舊母題的格局，確立了及後香港的城市書寫典則；亦不同於臺灣詩人羅門以黑色幽默的前衛風格處理都市小人物和社會根本性議題，而在現代主義的基礎上強調文字、意象的和諧，並多為對自身與城市關係的反省，故而在當代文學史上具有其獨特地位。